嘉靖版的《彰德府志》中，记载了大量的古老村庄名，根据考证可以基本确定，无论府志所引是否来自宋代《相台志》，这些村庄都应该是宋熙宁六年 ( 1073)之后，相州所属4县之村庄。宋代县以下的乡村基层组织，实行的是乡+管+村的结构形式，在乡一级的组织之下，增设一级组织管，下统村组织若干。其中在安阳县辖区内，有黄堆管，下统自然村14个，包括黄堆、城北、司空、清河、武官、秋口、孝明、上、下柏林、新郑、土娄、灰泉、彪涧。那么黄堆村这一历史悠久，而又湮没于历史尘埃的村落，究竟位于何处？又有着怎样的历史沿革呢？黄堆一名又是否蕴含着某种特殊的含义呢？
黄堆村的确切位置究竟在哪儿呢？黄堆管所统14村的范围，大致在安阳市区西北沿洹河两岸，那么黄堆村自然也应该在此区域内。元代纳新所撰的《河朔访古记》，对黄堆有所记载，黄堆冢，在河亶甲冢的西南，世间所传是河亶甲王后的墓冢。而河亶甲的墓冢，同书所记在安阳县西北五里四十步，洹水的南岸，有一座河亶甲城，城中有大冢一区，即是传说中河亶甲所葬之地，那么按照《河朔访古记》的说法，黄堆冢当在洹河南岸，传说中的河亶甲城西南附近。
那么河亶甲城又指的是哪里呢？可以明确的是，首次把河亶甲城和安阳城联系在一起，应该始于宋代，唐代的地理类书，并没有提及河亶甲与安阳城有密切的关系。《元和郡县志》就记载，河亶甲故城在内黄县东南十三里，《括地志》也仅提到洹水南岸三里有安阳城，西有城名殷墟，所谓北冢者也。到了宋代，《通鉴地理通释》援引《类要》说，安阳本殷墟，所谓北冢，河亶甲城在西北五里四十步，洹水南岸。成书于宋代的《类要》和元代的《河朔访古记》，都认为河亶甲城距离安阳城五里四十步，位于洹河的南岸，显然两者的史料来源可能是相同的，因为宋代和元代的尺度和里制并不相同，特别是元代的里制，相较于宋代之里制，有着非常明显的差别，所以也间接说明，古代关于两地之间的距离，可能更多的是因历史的传承，而形成的一种习惯性说法。
▲亶甲觚和足跡罍
（图片节选自《考古图》）
宋代吕大临的《考古图》，在乙鼎、亶甲觚的注释中说，两者皆出土于邺郡亶甲城，而足跡罍则出土在洹水之滨、河亶甲墓旁。据此记载，董作宾先生认为所谓的河亶甲城，即指殷墟，就是今天的小屯村。民国时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发表的《安阳发掘报告》第一期中，董作宾和李济两位先生都提到，安阳城到小屯的里程为五里，也与记载中的河亶甲城离城五里四十步基本相符，其中董作宾在《民国十七年十月试掘安阳小屯报告书》中，还非常明确的给出了路线图：向小屯行，出北门，至车站，折而北走，沿铁道里许至高楼庄，再穿村而西，又里许至薛家庄，出庄，向西北望之，小屯即在目前，不过二里之遥耳。
董作宾先生认定河亶甲城，就是殷墟所在的小屯村，《续安阳县志》也有相同的说法，另外《河朔访古记》中记载河亶甲城时，提到了一段史料，似乎也能佐证此说法，根据当地百姓的说法，宋元丰二年（1079），安阳河发大水，冲毁了河亶甲的大冢，有乡野村夫遂潜入大冢，盗取基本完好，铭文尚清晰可见的青铜器若干，由于害怕出售完整的青铜器，会引来官府的追究，于是将完整的青铜器打碎分别销赃。
宋元丰二年夏霖雨，安阳河涨，水啮冢破，野人探其中，得古铜器，质文完好，略不少蚀，众恐触官法，不敢全货于市，因击破以鬻之，复塞其冢以灭迹。自是，铜器不复出矣。
虽然小屯村所在的地方，主要是商代的宫殿区，所出墓葬多为杀祭之目的，鲜见有陪葬青铜礼器的高等级墓葬，但也未必尽然，石璋如的《小屯后五次发掘的重要发现》中就记载，在小屯发现一座陪葬有铜鼎、铜盘、铜罍等礼器的墓葬。综合前述几点，认为宋代史料中的河亶甲城，应指小屯村一带的殷墟宫殿区，既然如此，那么黄堆冢、以及与其密切相关的黄堆村，自然也应该在小屯村附近。然而根据出土资料反映的信息，却又存在较大的出入。
安阳市机床厂基建工地，曾发现两座宋代壁画墓，墓葬中出土了两方墓志，《宋赵燦墓志》和《宋赵恪墓志》，根据墓志的记载，赵燦和赵恪，两者是亲叔侄关系，葬于了同一块家族墓地，其中叔叔赵燦宣和二年（1120），葬于安阳县邵村管黄堆村，侄子赵恪宣和四年（1122），葬于相州安阳县大同乡黄堆村。安阳市机床厂现在已经搬迁，原址位于人民大道与彰德路交叉口西南角，即今榕树湾和博地苑小区一带。
▲《宋赵燦墓志》拓片
（图片节选自《安阳墓志选编》）
许作民先生的《邺都佚志辑校注》中，有关安阳县古村名的注释，也有黄堆村的简单介绍，认为明代还存在黄堆村，清以来已不见此村名记载，同书中还提到，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93年在郭家庄东北部发掘一方墓志，志云墓主大观三年（1109）葬于郭西北黄堆原。许先生虽未言明墓志志主为何人，但根据相关的发掘报告，此墓应指1992年发掘的新安庄西地宋墓M44，出土的墓志《宋故市户王（现）君墓志之铭》，明确墓主是一位名为王现的商人，他确实于大观三年葬于黄堆原。根据上述三方宋代墓志的记载，宋代黄堆村的位置，似乎应该位于今新安庄以东、彰德路以西的洹河南岸地区，即今高楼庄、郭家庄一带，著名的后岗遗址即位于此区域内，后岗遗址以出土了彩陶、黑陶和灰陶文化三叠层，而闻名于海内外。
更重要的是，后岗遗址曾先后发现了夯土围墙和高等级墓葬，似乎也更符合河亶甲城和河亶甲冢、黄堆冢的地理特征。1931年，中研院史语所主持的第五次殷墟发掘中，由梁思永和刘燿主持的后岗发掘，发现了龙山时期的夯土墙，墙宽2-4米，长70余米，分布在后岗黑陶遗址的西、南两面。1934年的第八次殷墟发掘中，又发掘了1座两条墓道、有亚字形木椁的商代大墓，此后又相继发掘了4座两条墓道的高等级商代墓葬，此外还发掘了多处形制较小的商代墓葬，出土了一些比较完整的铜甗、铜爵、铜觚等青铜礼器。这些发掘显示，宋代的黄堆冢和黄堆村，可能并非在小屯村一带，而是更靠近今高楼庄一带。当然，这只是一种猜测，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有更多的发掘资料发表，使我们能够更精准的确定黄堆村的位置。
▲黄堆村所在的大致范围
关于黄堆的历史，实际上还要比宋代更久远，黄堆一名早在唐代，就出现在了墓志中。《大唐故解（成妃）夫人墓志铭并序》，记载了一个名为解成妃的女子，以开元廿一年（733）故于安阳的家中，不久之后，她就被暂时安葬于相州城的西北三里平原。在她的墓志铭中，特别描述了墓葬的四至方位，其中就有“东俯张村、西临堤塒，南眺洹路，北迩黄堆”，可见黄堆和张村、堤坝、以及大官道，俨然已成为安阳城西的地理标志，只不过唐代是否已有黄堆村，尚不得而知，此处之黄堆应指黄堆冢，至于原因下文会有所提及。
到了宋代，黄堆村开始出现在地方志和出土资料中，《彰德府志》援引据说是宋《相台志》的记载，黄堆村是黄堆管之下的14个村庄之一。而《宋赵燦墓志》和《宋赵恪墓志》中的黄堆村，却隶属于大同乡邵村管。在宋代早期，黄堆村还可能分成了至少两个较小的村庄，因为有墓志显示，墓主葬于了西黄堆村。《大宋清河郡张公志铭并序》中，记载了张姓墓主太平兴国四年（979），改葬于西黄堆村。
▲《唐解成妃墓志》拓片
（图片节选自《安阳墓志选编》）
那么历史如此悠久的黄堆村一名，又是缘何而来呢？合理的推测，黄堆村的得名应该与黄堆冢有关。关于冢的含义，说文的解释：冢，高坟也，《河朔访古记》认为，黄堆冢是河亶甲王后之墓冢，安阳发现的另一方唐代墓志，也暗示黄堆可能就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大墓冢。2004年，铁西路南段移动公司公寓出土了一方墓志，《大唐故马（花严）夫人墓志铭并序》，志文显示志主马花严，天宝十二载（753），殡于城西南一里半。同样在她的墓志铭中，也出现了对墓葬方位的描述，“前临大道，车响马嘶，后负古坟，榛林荒梗。右横堤趾，襄陵之水不侵；左枕清流，无秋冬之永（定）”。
《唐解成妃墓志》和《唐马花严墓志》，两者都显示墓主葬于相州城西不远处，其墓志铭中墓葬方位的描述，也应该大致相似，实际情况也正是如此，比如都提到了西方的堤岸和南方的大道，那么北方的标志物，《唐马花严墓志》中所述之古坟，很明显对应的正是《唐解成妃墓志》中的黄堆，既然如此，黄堆冢理应是一座有高大封土的坟墓无疑，得名黄堆，可能也源于封土堆的形象化。
令人困惑的是，如果黄堆冢真的是河亶甲王后之大冢，那么是否就意味着，殷商时期的大墓，表面会有高大的封土，可是根据中研院史语所的十五次殷墟发掘来看，特别是对侯家庄西北岗王陵大墓的发掘，虽然墓葬填土有非常明显的夯打迹象，但并不能明确墓葬是否有封土堆，所以，当年的发掘者谈到殷墟时，认为洹水的南岸无高阜，名曰北冢，必有所因。
这不禁让人联想到《河朔访古记》所记的北宋传说，元丰二年的那次安阳河大水，冲毁了有青铜器的河亶甲大冢，如果此说不是讹传，那么殷商大墓应该是有封土堆的。后岗先后发掘的两墓道商代大墓，如果有封土，可能更符合河亶甲冢、黄堆冢的地理特征。但若《河朔访古记》所记，只是一个传说，商代大墓根本就没有封土，那么又如何解释黄堆冢这些记载中的大冢呢？有没有可能是北朝隋唐墓葬呢？毕竟殷墟考古中，发现了大量的这一时期墓葬，而根据墓葬形制特征的研究，这一时期的高等级墓葬，都有高大封土堆，不远处的野马岗，史料就明确记载，“岗下冢累累，皆葬王侯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