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谊就是《过秦论》的作者。
西汉初年，洛阳城的文脉滋养出一位惊才绝艳的少年郎。贾谊十八岁便以通诸子百家、善属文闻名郡中，二十余岁跻身朝堂，成为汉文帝身边的谋臣，却在宦海沉浮中屡遭排挤，终以三十三岁的英年郁郁而终。
贾谊和屈原不是同一时代的人，司马迁将他与屈原同列一传，不仅因二人“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相似境遇，更因他们心中共通的家国情怀与理想坚守。
贾谊的一生，如流星划过汉初的夜空，短暂却璀璨，其思想与文辞，至今仍在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
贾谊出身洛阳儒学世家，自幼聪慧过人，博览群书，对《诗》《书》《春秋》及诸子学说皆有精深钻研。河南守吴公听闻其名，召为门客，对他赏识有加。汉文帝即位后，听闻吴公政绩卓著，召其入京任廷尉。吴公趁机向文帝举荐贾谊，盛赞其“年少，颇通诸子百家之书”。文帝召见贾谊，见其对答如流、见解独到，当即任命他为博士，彼时贾谊年仅二十余岁，是朝堂上最年轻的官员。
博士一职负责掌管典籍、议政献策，贾谊凭借过人的才华，很快在众多博士中脱颖而出。每当文帝提出问题，其他博士尚未理清思路，贾谊已能侃侃而谈，将问题分析得透彻明了，所言皆合文帝心意。不到一年，文帝便破格提拔他为太中大夫，让他参与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年少得志的贾谊，满怀报国热忱，积极为汉室江山的长治久安建言献策。
他敏锐地察觉到汉初社会潜藏的危机：同姓诸侯王势力膨胀，尾大不掉，恐生叛乱；匈奴屡犯边境，朝廷却无力彻底抵御；秦朝速亡的教训未被深刻汲取，礼制荒废，法令疏阔。为此，贾谊写下《论定制度兴礼乐疏》，建议文帝“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确立汉朝的礼仪制度与等级秩序；他献上《论积贮疏》，强调“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主张重农抑商，鼓励百姓耕织，增加粮食储备，以应对灾荒与战乱；更写下振聋发聩的《治安策》（又称《陈政事疏》），痛陈当时的社会隐患，直言“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其中最迫切的便是诸侯王割据问题。他提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策略，建议将大的诸侯国分割为多个小侯国，削弱其势力，使其无力与中央抗衡，从根本上解决诸侯叛乱的隐患。
贾谊的这些主张，切中时弊，极具远见卓识，深得汉文帝的赏识。文帝曾打算提拔贾谊为公卿，却遭到绛侯周勃、颍阴侯灌婴等开国功臣的强烈反对。他们嫉妒贾谊的才华，更忌惮他提出的改革措施触动自身利益，于是联合起来在文帝面前诋毁贾谊：“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文帝即位不久，根基未稳，不得不顾及功臣集团的意见，渐渐疏远了贾谊，将他外放为长沙王太傅。
这一贬谪，成为贾谊人生的重要转折点。长沙地处南方，远离京城，当时被视为蛮荒之地，且长沙王吴芮是异姓王，地位远不及同姓诸侯王。贾谊满怀壮志却遭排挤，心中的悲愤与失落难以言表。赴任途中，他路过湘水，想到屈原同样因忠直遭贬，最终投江而死，触景生情，写下《吊屈原赋》。赋中他深切哀悼屈原“鸾凤伏窜兮，鸱枭翱翔；闒茸尊显兮，谗谀得志”的遭遇，——鸾凤潜伏隐藏起来，鸱枭（比喻凶恶之人）却在自由翱翔。不才之人尊贵显赫，阿谀奉承之辈得志猖狂。
实则是在抒发自己“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慨，倾诉对奸佞当道、贤才被弃的愤懑。
在长沙的三年里，贾谊虽身处江湖之远，却始终心系庙堂之高。他时常登高远望，思念京城，牵挂国家大事。一次，一只鸮鸟（猫头鹰）飞入他的住所，当时人们认为鸮鸟是不祥之兆，贾谊触景生情，写下《鵩鸟赋》，以老庄“万物变化之理”自慰，抒发“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的人生感慨，展现出在逆境中寻求精神超脱的努力，却也难掩其内心的苦闷与彷徨。
三年后，汉文帝念及贾谊的才华，将他召回京城。在宣室殿中，文帝与贾谊深夜长谈，话题从鬼神之事聊起，逐渐谈及治国之道。贾谊引经据典，侃侃而谈，其学识与见解再次打动文帝。文帝感慨道：“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随后，文帝任命贾谊为梁怀王太傅。梁怀王刘揖是文帝最喜爱的小儿子，文帝将爱子托付给贾谊，足见对他的信任与器重。
担任梁怀王太傅期间，贾谊依旧心系国事，多次上书文帝，重申削藩、御匈奴、重农积贮等主张。他反复提醒文帝，要警惕诸侯王势力的扩张，尤其是强大的吴王刘濞，早有谋反之心，需早做防备。然而，文帝虽认可贾谊的才华，却始终未能完全采纳他的激进主张，或许是顾虑功臣集团的反对，或许是认为时机尚未成熟。
命运的打击接踵而至。几年后，梁怀王刘揖骑马时不慎摔死，没有留下子嗣。贾谊认为自己身为太傅，未能尽到辅佐监护之责，心中万分自责与悲痛，从此郁郁寡欢，常常哭泣，身体也日渐衰弱。他深知，梁怀王的去世，不仅让他失去了文帝的信任，更让他的政治理想失去了依托。
在无尽的自责与忧思中，贾谊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公元前168年，贾谊在抑郁中病逝，年仅三十三岁。这位汉初最具才华的思想家、文学家，终究未能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带着满腹遗憾离开了人世。
司马迁在《史记》中感慨：“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读服鸟赋，同死生，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司马迁将屈原与贾谊并传，既是同情二人相似的悲剧命运，更是敬佩他们坚守理想、心系家国的品格。
贾谊的一生，虽短暂却厚重。他的政治主张，虽在当时未能完全推行，却为后来汉武帝时期的推恩令、加强中央集权等举措奠定了思想基础；他的文学作品，《过秦论》《论积贮疏》《治安策》等逻辑严密、文辞犀利，《吊屈原赋》《鵩鸟赋》情感真挚、意境深远，兼具思想性与艺术性，成为汉代文学的典范。
两千多年来，贾谊的才华与悲情，始终让后人扼腕叹息。他如同一颗过早陨落的星辰，在汉初的历史天空中留下了耀眼的光芒。他的思想，不仅深刻影响了后世的政治格局，更激励着无数怀才不遇却坚守理想的仁人志士。洛阳才子的家国忧思，早已超越了时代的局限，成为中华民族精神宝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永远值得后人缅怀与敬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