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王永襄
整理∣张黎明
人物简介:王永襄(1941年— ),郑州大学新闻系毕业,1974年入党。1960至1981年在荥阳县广播站任播音员、编辑、记者;1981至1992年任城关镇党委秘书、副镇长、党委副书记;1992至1995年任荥阳县(市)文化广播电视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主持工作);1995至1996年任荥阳市地方史志总编辑室总编辑;1996至2001年任荥阳市教育委员会正科级协理员。2001年退休。1960至1981年,我在荥阳县广播站工作工作了21个春秋,对于那段时期的诸多事宜,我是感慨颇深的。
01 走出柴门感世事
1960年春天我正在荥阳高中上学,突然接到学校教导处的通知,要我到荥阳县委组织部报到。那是4月份的一天,我拿着学校的介绍信,从荥阳县城西街的学校,穿过东大街,跨过东关大石桥,登上北台的大土坡,来到荥阳县委组织部。组织部的宁从武同志接待了我。他说:“通过组织考察,知道你在学校的作文写得好,分配你到县广播站做编辑工作。”我说:“领导,我去那里工作,啥时候我再回学校上学呢?”宁同志哈哈一笑,说:“傻孩子,你这就是参加工作了,当国家干部了啊!”
是啊,那个时候的我离19岁还差半年呢,对于乡下农村的孩子来说,对于社会上的一切,都还是懵懵懂懂的啊!
我拿着县委组织部的介绍信,来到县委北院,路北面南,一座蓝砖砌就的高大门庭横亘眼前。大门两边分别悬挂着“荥阳县人民广播站”“荥阳报社”,还有“共青团荥阳县委员会”“荥阳县总工会”“荥阳县妇女联合会”“荥阳县直机关党委会”的木质匾牌赫然在目。再看那大门头上,镶嵌着的一长方形横龛,白灰墙龛里依稀写着“郑州地区财政干部学校”几个黑字。显然,这里原来是郑州专署的财政干校啊!
02 初到广播站
进得大门,迎面是苏式蓝砖红瓦的呈“工”字型的三栋瓦房,中间东西一横、两头过道之外南北两竖摆列。中间7间,“荥阳报社编辑部”占着东头三大间。西头两间门旁挂着“荥阳县广播站编辑部”牌子,这个屋子,就是我要在这里待上21个年头的处所了。
一进屋子,一位中等个头、三十几岁的人接待了我,旁边人说,这是陈站长,名字叫陈丰裕,崔庙人。陈站长热情地说:“早几天组织部就通知了,说从荥阳高中调来一位学生,欢迎你来广播站啊,今后,咱们就是同事了!”
陈站长还逐个介绍了广播站的几位同志。他说,咱们单位一共 5 个人,分编播、技术两个组。编播组两个人,负责采编、播出广播稿子。编辑兼播音员刘淑义,北京人,同志们都称她“小刘”;编辑兼播音员王春芳,王村白杨人,抽调下乡驻队了。技术组负责广播站的广播机器运行和广播信号传输。技术员有王天增,刘河人;陈宝林,王村人。旁边的同志介绍说,站长主持全站工作,兼管审阅每天的播出稿子。站长说:“我们几个都是初中文化,你是高中生,就数你的文化水平高了,你来了,就去编播组。咱们站上没有男播音员,你做编辑、记者,也兼做播音员工作。”我不知道工作深浅,还是一脸懵懂。
站长问我哪里人?我说,乔楼公社陈寨大队人。站长说,也是南乡人啊,离县城也十几里地的啊!你回家准备一下,把户口、粮食关系转来,准备一下被褥用品,三天以后前来报到上班吧!
03 惶惶初登广播台
来到广播站,开始了我21年风风雨雨的人民广播之路。这时候广播站只有站长陈丰裕,技术员王天增、陈宝林,播音员刘淑义、王春芳,加上我一共6个人。陈站长和同志们热情地接待了我。陈站长分配我做编辑、记者兼职播音员工作,后来,还安排我兼职负责站里的财务会计工作。

做编辑、记者,我正中下怀,这缘于我从小喜欢语文,从来不怕作文。1956年我就曾经写过一篇短文——后来知道那叫“杂文”——《从美女蛇所想到的》。那时候我们的初中语文课正学习鲁迅先生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课文里说的是一个蛇妖变作美女,在晚间常常呼唤荒凉小院书房里的秀才,秀才一答应,那蛇妖便与秀才相会,还把秀才的血液吸尽,害得秀才伤身而亡。我的那篇“豆腐小块”,把花言巧语的右派比作蛇妖,他们口蜜腹剑迷惑人,向党进攻。这豆腐块送到荥阳报社编辑部,变为报纸上的铅字,我高兴甚甚,从此我树下理想,长大了,要当编辑、记者,还想当作家呢!当然,那个时候只是年轻人的一种只能是虚妄。
在广播站做编辑,只是看看、改改通讯员来搞,有时候也跟着老同志下乡、去单位采访新闻。有时候也背上干电池录音机,去采访录音报道。虽初次入门,但对于写一篇短新闻、写一篇短通讯,我不怎么怯阵。但对于使用普通话播音,我是望而生畏的。
那个时候的广播站,县委北院西边南北走向的三间厢房,是广播站的机器房、播音室。南头是广播机器房控制室,这屋与北邻的播音室之间,有一道宽阔的玻璃墙相隔,以便于播音员与机器控制员眼神联系,默契配合,协调播出。播音室是简易隔音的,两边人只看见嘴动,相互听不到声音。
播音员刘淑义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说一口道道地地的普通话,而我,是土得掉渣的荥阳土著人,对于说普通话,我是一窍不通的。播音员,只刘淑义我们二人。她一米六几个头,留两条小辫,人们无论年量大小,都亲昵地称她为“小刘”。我虽然小她4岁也唯唯诺诺地称她为“小刘”。那时候社会上正流行历史长篇小说《林海雪原》,县委机关好多年长的同志都戏称她“小白鸽”。
那年我不到十九,个头,比她还低,每次去县委伙房往广播站抬水,低个子的我总是走在头里,她走在后面。她总是把一铁桶水往她那头挪了又挪,生怕压坏了我的腰。从走进广播站起,一直到现在,因为她是我的工作老师,还始终对我无微不至地关心,我始终把她当做我的大姐姐。
要学普通话了,她找来一份报纸,一句句的用普通话教我,不厌其烦地指点我。几天以后慢慢熟了,就跟着她并肩做到了播音室的麦克风前。她播送长篇的稿件,我播送些短新闻。即使如此,惶惶之际,我也感到高兴。因为全县几万只小喇叭,都能听到我的声音啊!几次回家探亲度假,村里乡亲、小伙伴们好几次夸奖我呢,虽然我说的大多是“荥阳普通话”。
那个时候的播音员,除了播出稿子,还负责根据播音节目安排,负责播送唱片作为广播站的文艺节目。隔壁的控制室,负责播送录音机上录制的戏剧、音乐,还有讲话录音。因为唱片都是一正一反接续内容,为了尽量缩短换片时间,广播站购买唱片,都是同样内容要购买两张。播音桌上,除了设置麦克风话筒,还分左右安置两盘唱片播送机,中间设置双掷闸刀,互换使用唱片正反两面内容。播音室播音桌上放一台增音机,播音、播送唱片,由播音员控制音量大小。增音机把播音室的音频通过连接线,送到隔壁的播音控制室,控制室再把节目音频,传送到设在荥阳老城北关的广播机器房,再通过邮电局的电话线,传送到全县十几个公社。
04 省城深造成长快
为了提高河南省各县广播站播音员的播音水平,河南人民广播电台举行播音员培训班,规定全省188县的广播站都要派员参加,我们广播站安排我赴郑州学习。我们参加学习的人在河南饭店住了半个月,河南省新闻广播出版局的局长、河南人民广播电台的台长都到培训班上做动员报告,为大家鼓劲。我们的老师就是河南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胡斌、陶洁、杨瑞、舒康等,每天给我们讲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著名播音员齐越,还应河南人民广播电台之邀,专门赴郑州与大家见面,还给我们讲授了一节课。
齐越,是1945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创始人之一,他也是驰名中外的华语播音员,这么一位名人与我们同在一个厅堂对语、交流,让我们激情奔腾,令人没齿难忘,直至如今。
培训班安排我们参观、实习。按课程设置,组织学习成绩名居前50名的县广播站播音员,到河南人民广播电台参观,庆幸我也在其列。
河南人民广播电台对普通人来说,是个神秘的地方,更是广播人梦寐向往的处所。一听宣布名单,大家都欢呼雀跃。
这天,培训班安排我们首先参观播音室,那里更是个绝密的地方。楼下的室外楼道口、过道口、播音室门口,设几道岗哨,都是省会警察值岗,只认证件、不认人。我们是电台办公室按照名单清点人数、带领我们进入播音大楼的。在那个年代,广播电台是党和国家的机要重地,那里的保卫措施是密不透风的。这次参观学习,对于我是终生难以忘怀,更是个好久好久的鞭策和激励。
省城学习结业之后,我的普通话水平明显提高,到社会上与人交往,也多用普通话。就是历经几十年之后的今天,与人交谈,不由得也会蹦出几句普通话来,别人也骤然感到惊奇。自此以后的平时工作,我便与刘淑义大姐姐同座搭档值班,一男一女对播,一般能够适应工作,也活跃了播音气氛。当时县委宣传部的部长王忠,他是山西人,南下老干部,对人谦和。他听了安装在县委大院的广播,夸奖我进步太大了,几次一见我就说:“这小青年了不起的啊,灵动,一点拨,就旧貌换新颜的啊!好,好,努力干吧!”
就这样,虽然广播站内部工作几次次调整,但播音这个行当,断断续续,我一直坚持到1981年离开广播站前夕,还常常坐到播音室的麦克风前值班。之后呢,虽然广播站的播音员来来往往,几度度更换,早的有张桂兰、刘淑义、王春芳,我之后有韩仙瑞、刘根旺、陈磊金、高凤美、朱大丽、陈爱莲等。他们来来走走,但我在这里工作了21年,就是我任编播组长时,除了采访、编辑、审稿,平时一遇到播音员缺位,我就相当然地补了上去。
荥阳广播事业的起起落落,先后有三次发展高潮。
第一次发展高潮——河南首家办广播
1948年解放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人民当家作主,农村地覆天翻,农民热火朝天搞生产,多打粮食支援前线,支援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从1953年开始,国家号召农民组织起来,成立互助组、合作社,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到1955年,又成立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荥阳的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发展,中共荥阳县委响应党中央号召,积极筹划我省118个县的首家县级有线广播站,以便及时地把党中央的声音传播到农民中间。1955年下半年,由荥阳县委宣传部牵头,筹集物资设备、抽调人员,组建荥阳县人民有线广播站。宣传部长何廷建兼任站长,陈丰裕任副站长,吸收抽调初中生、农村青年陈宝林、王天增为广播技术员,张桂兰为播音员。当时,荥阳县城还没有供电设施,只县城南街南大寺(后设印刷厂处)有一台100千瓦的发电机,供县委机关照明使用,其他机关、学校晚上都是点上煤油汽灯照明。为办广播站,与设在火车站道北的中央554发射台协商,广播站机器房设在554台,把广播站的音频传到设在荥阳城的荥阳县邮电局,借用邮电局的电话线传送到荥阳的十几个农村区、乡人民政府,那里安上纸质舌簧广播喇叭,收听县里广播。
1956年元旦,荥阳县人民有线广播站正式开播,荥阳县委书记王廉清做广播站开播讲话,宣布了荥阳县人民广播事业的诞生。后来,荥阳成立供电所,引来郑州火电厂的电力供应,广播站的办公室和播音室设在荥阳县委北院,音频传输机器房设在离县邮电局较近的县城北关县法院西邻。广播信号传输,依然是靠邮电局的电话线路。当时,人民意气风发,国家万业俱兴,社会主义建设高潮风起云涌,农村的农民掀起轰轰烈烈的农业合作化高潮,对于新兴事物农村的有线广播,也积极投入发展。荥阳县设苏寨、乔楼、崔庙、贾峪、刘河、二十里铺、广武、高村、白杨、汜水、高山、峡窝12个区、2个区辖镇(城关、汜水)。区以下共设116个乡。广播办起来以后,每天两次广播,通电话的12个区、116个乡所在地,都能收听到县里广播。这时候,各乡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蓬勃发展,高级社发挥集体优势,大力发展广播事业。
全县著名的高村区司马乡的侯同寅高级社,动员各个大队、生产队努力办广播,不少社员农家也安上了广播喇叭,县上、区里、社里一有大事,几乎家家社员都能立即听到。社员们编顺口溜说:“一条银线通万家,家家户户听党话。国家政策早知道,新闻天气传天下。坚决跟着共产党,幸福农民乐开花。”
第二次发展高潮——全县各个大队通广播
1961年,原来的广播站站长陈丰裕,调至开封地区广播技术辅导站任站长。这时候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国家实行经济调整,国家机关实现“三下放”,《荥阳报》停刊,荥阳报社撤销,报社的编辑、记者司振华调任荥阳县广播站站长。
司振华同志30几岁,1948年参加工作,初中文化,密县人。他工作热情,事业心强,善于开拓筹谋,具有开创工作新局面能力,人缘也好。
他来到广播站以后,首先想到,办广播事业,不能够单打独斗,要有腿,要有帮手。首先,他身先士卒,带领全站人员到窑场拉砖料,雇请泥水匠师傅,我们做帮工,在荥阳城北街路口荥阳大街上租了两间门市房,开办了“荥阳县广播站服务部”。服务部有禹黎明、陈秀荣、王秀莲,以广播器材供应、设备修理等,服务了社会群众,推动力农村广播发展,还增加了站内收入。为改变服务环境,1979年又把服务部搬到了县城最热闹的地方,杨五楼百货大楼的对面,那里有个门脸、有个后院,还有四五间房子。这是后话。
司振华执掌广播站的这段时间,也是工作人员骤然增加的时段。站内,袁咸卿从教育局调来任编辑,李河水从报社转来任编辑,许昌郏县广播站程瑞亭调来,陕西蓝田县广播站张福德调来,转业军人王玉田调来。加上服务部3个人,增加了8个人,一共有13个人。
人员多了,司振华站长就想法开展工作,使广播声音向下边延伸。
1964年的秋天,他亲自带队,带着技术员程瑞亭到汜水公社的东河南大队蹲点,建立东河南大队广播站,还把广播线架设到各个生产队,往社员家里发展。一个多月后,他们的大队广播站建好了,这里有屋子,有广播扩音机,有专职的播音员、线务员,广播线路还延伸到各个生产队,还进入社员家……每到广播时间,全大队一个声音,是中央新闻、河南新闻、荥阳新闻,还有汜水新闻、东河南新闻。
之后,荥阳县委宣传部在这里召开“荥阳县大办广播现场会”,荥阳12公社、344个大队来了200多个大队的干部,县委宣传部部长王忠亲自主持。参观了东河南大队的广播发展情况,还部署了全县在社社有公社广播站的基础上,普遍建立大队广播站。
这次现场会议之后,全县各公社立即心动起来,全县344个大队,建立了210多个大队广播站。关于这件事,开封地区的好几个县还来人参观、学习、取经呢!
第三个发展高潮——荥阳办起广播器材厂
时间进入1965年,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恢复、好转,荥阳广播事业也随着不断发展。当时,荥阳有12个公社广播站,每个公社广播站都配备有文字采访、播音员,发展广播线务员。200多个大队广播站,也都有拿着工分补贴的广播员、线务员。
到这年的秋季,事业发展了,普及面大了,事情就多了。随着农村有线广播的发展,农村发展有线广播线路,按照计划,县里、省里每年、每季划拨有铁丝指标,广播站按照需要临时拨给各个公社。由于社员家户安装广播喇叭积极性高,喇叭需求缺口很大。这个难题,司振华站长一直苦苦思摸着最好的解决办法。
首先,他几处奔波,看见县委、县政府领导就呼吁,宣传荥阳广播事业的发展形势和作用,建议县委设置“荥阳县广播事业管理局”,以协调、推动荥阳广播事业的进一步快速发展。不几时,县委欧冠五书记、县政府张炳焕县长,县委宣传部长王忠,采纳了他的建议,县委下文,宣布成立“荥阳县广播事业管理局”,与荥阳县人民广播站合署办公,并任命司振华同志任荥阳县广播事业管理局第一任局长,兼职荥阳县人民广播站站长。
接着,司振华同志为解决荥阳广播事业发展中的设备缺乏问题,决定自己动手,制作广播喇叭,满足荥阳广播入户需求。他跑资金,跑技术,跑设备,跑人员,跑地方,不久,在荥阳城东街的老武装部租了一个空院,还有几间东西厢房,在这里建立了“荥阳县广播设备制造厂”。厂长是从荥阳县造纸厂副厂长位上调来的楚,副厂长是从县计委调来的,下边员工有十几位。这个厂重点制造塑胶、厚纸质量的舌簧广播喇叭,日产五六百只,几年下来,基本满足了全县农村39万农民户户安装广播喇叭的需求,据几位老广播工作者回忆,1966年初,荥阳农村广播入户喇叭达到9万多只。不少县城干部职工住户也都安上了荥阳广播站的有线广播,他们天天听新闻,听天气,听歌听戏听小品,家家院院生机勃勃,喜气洋洋。
说来话长,1966年风云突变,广播事业也随之起起伏伏。1968年8月,广播站按照社会政治形势,相应地成立了“荥阳县广播站革命领导小组”,司振华任组长,王永襄任副组长,陈宝林任民兵代表,这算是“三结合”的单位行政组织。1968年的9月份,荥阳县开展运动,司振华同志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停职,调出广播站。之后,他被调入荥阳县工业局,任办公室主任。司振华同志一调出,加上政治形势不断变幻,荥阳的广播事业,也处于停顿发展的阶段。我作为革命领导小组的副组长和成员陈宝林,一直任职到1979年8月份,历时13年。司振华之后,先后历经了车家三、赵天祥、李时超、陈丰裕4任组长。
第四次发展高潮——1979年广播专杆专线通公社
1978月8月份,经过四年的学习,我从郑州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毕业。缘于妻子工作单位在荥阳,三个孩子还正在上小学,还有母亲在农村,婉拒了郑州广播事业局张华峰局长的多次挽留,又回到了荥阳县广播站。
回县不多时,社会上搞运动,我被县委组织部抽调到办公室。此时,适逢陈丰裕站长调出,司振华同志从工业局调回广播站,仍任荥阳县广播事业管理局局长兼广播站站长。他来到组织部找到我,恳请我回到广播站,协同他搞好广播站工作。盛情难却,难以推辞,我又从组织部回到了广播站。司振华同志安排我任主管编采播业务的编播组组长。
司振华同志作为解放前参加工作的老革命,他胸怀坦荡,不计前嫌,平和待人,提出“团结一致向前看,上下一心办广播”的口号,广播站立时形成“风清气正,人心舒畅,激情勃发搞事业”的工作局面。此时,原来的工作人员刘淑义、陈宝林、王天增、王永襄,加上后来从县电影公司调来的王清亮、武振东、李逢春、,还有袁新诚、丁笔耕、韩聚财、禹黎明、陈宝成、张广耀,还有从部队转业的靖荣增、马顺先、王、王利民、王新民,从大学毕业的范淑英、张宝云,从县剧团调来的周宝应等等,人员一下子增加到二十四五人,一时形成了庞大的广播队伍。
司振华同志说,“人多好办事,众人拾柴火焰高”。他说,要想发展事业,首先要建设一支具有思想过硬、团结一心、技术过硬的坚强队伍。
经过一段时间进行政治学习,整顿思想,加强纪律,强化队伍。号召大家“捐弃前嫌,放下包袱,去除杂念,团结一心搞工作”。接着,分别举办两个培训班。
一是“采编播业务”培训班,聘请我为讲课老师,为全县12个公社广播站的编采访、编辑、播音人员讲课。对于刚从郑大新闻系毕业的我来说,讲新闻写作课,我是得心应手,编辑、播音我也有实践经验,讲到哪个环节,我也算能讲个道道来。经过一段学习,大家也都有所提高。
二是“广播技术”业务培训班,对全县12个公社广播站的线务、机务人员集中培训,由广播站建站时候的老同志陈宝林、王天增为讲课老师。他们从事广播机务工作20多年,也都积累了丰富的实践机务经验,他们讲课手到擒来,如云流水。
通过这两个广播业务培训班,为以后荥阳的广播事业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业务技术基础。
接下来,在司振华同志的运筹下,解放思想,放眼长远,自己动手,制作水泥广播线杆,为接下来的12个公社社社专杆专线传输广播信号提前打下基础。
制作水泥电线杆,荥阳只有供电局的制杆厂制作,工序有购买水泥、大沙、寸粒石子,购买线材钢筋盘圆,提前制作壳子模型版。操作起来要拉钢筋、截钢筋,绑笼子,和沙子、水泥,按比例掺兑寸粒石子……打好水泥杆后,还要使用人力架子车运输摆放到空地上风凉凝固……这些活工序复杂,体力付出大,本来应该由专业工人操作的。而广播站的人员都是机关读书人出身,从来没有干过这些粗活,也难能这样出力流汗。但,作为编辑记者出身的司振华同志,事事身先士卒,在从制杆厂请来的技术师傅的指导下,发动和带动男女同志们一起,拉钢筋、和水泥、运模胚,事事干得有滋有味,从来没有人叫苦喊累。而劳工福利呢,只是一副白线手套,一条擦汗毛巾,一个喝水白瓷茶缸,够晌下班了,各自拿着粮票自己到机关食堂打饭吃,不记得发放其它劳动补助津贴,但从没有人斤斤计较。大家就在广播站的前后院里摆下了轰轰隆隆的制杆战场。几个月下来,一共制作了3000多根广播线杆。
从1980年春末开始,司振华同志又带领广播技术工程人员骑着自行车分别跑遍12个公社,看路由,查线径,规划从县城,翻山越岭,垮河穿沟,测量距离定点挖坑、载杆、架线,经大半年时间,在各个公社广播站技术人员的配合下,先后完成了县城到峡窝、高山、刘河、庙子、崔庙、贾峪、乔楼、二十里铺以及北部广武、高村、王村、汜水等12个公社的广播专专杆专线铺设任务,总计线路近千公里。从此,结束了1956年建站以来,承续20多年使用邮电局电话线传输广播信号的困窘局面,开创了荥阳广播自立自主传输广播信号的历史先河,受到了郑州市广播事业局、河南省广播事业出版局的表彰,郑州密县、巩县、登封、新郑等县前来参观,山东藤县等地的广播界人士前来取经。荥阳县广播站自力更生生产、架设广播专杆专线,成为河南省宣传系统的一件头号新闻,郑州、河南的好几家报纸、刊物记者前来采访。
时间匆忽间过渡到1981年3月,我调进城关镇担任党委秘书,主持党委办公室、政府办公室工作。自此,恋恋不舍地离开了我风风雨雨工作了21年的人民广播事业战斗岗位。
编后:
六七十年代有线广播,是农村宣传党的路线政策和群众娱乐节目的主要工具,一根铁线通万家,家家都有广播匣。虽然现在使用广播的人少了,但广播站还是给几代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为追踪我县的有线广播发展情况,我曾翻阅史志资料,与当年的广播人交流,但印象最深的还是王永襄老师的经历。也许因长期播音的影响,现在跟85岁的王老师谈话,他语流中还不时夹杂着普通话,令我惊叹不己:二十余年的广播生涯对王老师的影响太深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