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门诊楼的《中华眼外伤职业眼病杂志》编辑部办公室里，张效房在翻阅杂志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门诊室外，排队候诊的患者熙熙攘攘；门诊室内，张效房戴着老花镜，正仔细研究一位患者的病例。
只要身体情况允许，101岁的张效房每周二都会到医院坐诊，慕名而来的患者常常挤满候诊厅。他顾不上喝水，也没时间上厕所。“病人大老远赶来，我给人家解决不好，对不起病人。”他说。
张效房是中国眼内异物研究的奠基人和眼外伤专业的学术带头人，也是一名党龄超过40年的中共老党员。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年来，中国医疗事业的发展和变迁，张效房是见证者也是参与者。
1920年，张效房出生于医学世家。“我小时候在医院，看到病人进来的时候很痛苦，出去的时候却高高兴兴，这太神奇了。”从此，治病救人成为他毕生的追求。
在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门诊室内，张效房使用仪器为患者检查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军民死伤无数，这更坚定了张效房学医救人的理想。两年后，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被郑州大学医学院的前身——当时的国立河南大学医学院录取。
“那时我们发奋读书，只是为了学医救国。”他说。
战火烧到河南，为了寻得一方容得下书桌的土地，学校几经迁校。
写讲义、当家教、任代课老师……自入学起，张效房就过上了半工半读的生活。没有笔记本，就买粗纸裁制成小本子。没有钢笔和墨水，就把染衣服的染料调成墨水，把小木棍的一头削尖当钢笔，蘸着染料水写作业。每晚他都会在昏黄的灯光下复习到深夜，第二天天刚亮又起来学习。
与此同时，年轻的中共也正带领中国民众浴血奋战，与侵略者展开艰苦卓绝的斗争。
当时，张效房所在的学校有不少进步人士入了党，其中包括他的两个同班同学。“我通过他们了解到党的很多主张，比如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还有杨靖宇、赵尚志等中共党员的英雄事迹，听了特别受鼓舞。”他说。
1949年，新中国成立，张效房感受到了新气象。“作为一名知识分子，我很痛恨旧社会各种欺压百姓的现象。新中国成立后，看着各个岗位上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员，我感受到这完全是两个社会，完全不同了。”
那时的张效房已是医院眼科负责人。一到节假日，他就组织几位年轻医生，骑着自行车、带着干粮，到农村、工厂、学校义诊。当时，河南的眼病患者很多，尤其是沙眼及并发症、后遗症患者。“如果治疗得当，失明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张效房（右二）在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门诊室内为患者问诊
20世纪50年代，随着中国工业的迅猛发展，工业生产从业者越来越多，时常有因操作不当或意外事故导致眼外伤的患者就医。铁屑、铜屑等异物一旦入眼又不及时取出，常常导致失明。如何取出眼内异物，特别是非磁性异物，是当时国内外眼科界一直在探索的课题。
为此，张效房翻阅资料、反复试验，经历了无数次失败后，设计出薄骨定位法、方格定位摘出法等一系列安全、简单又行之有效的方法，被眼科医学界称为“张效房法”。
1976年，张效房的专著《眼内异物的定位与摘出》出版，成为当时国际上第一部系统探讨眼内异物的专著。1982年，张效房在美国一次学术会议上做了题为《三千例眼内异物摘出手术的体会》的报告，引起轰动。
由于成绩突出，他经常被国外机构邀请讲学、做报告。有外国院校开出优厚条件聘请他，均被婉言拒绝。
“我没什么成就，我的经验都是从中国获得的，我要报答生我养我的地方。”张效房说。
张效房先后向党组织递交了17次入党申请书。1980年，张效房正式入党。“我们这一代人，经历过战争年代，更加明白没有伟大的党、没有富强的国家，人民过不上好日子。”他说。
入党以后，张效房感觉和以前不同了。他说，作为一名党员，更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在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中华眼外伤职业眼病杂志》编辑部办公室，张效房（右）和工作人员交流稿件问题
张效房问诊每名病人平均要40分钟，病因、治疗方式、日常注意事项等，他都一一跟患者讲得很详细。
“张医生给人看病特别细致，医德也好，耐心，你问他他也不烦。”一位慕名而来的汪姓患者说。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进程，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居民生活质量明显提升，医疗水平大大改善。
张效房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整个河南省只有几台裂隙灯显微镜，能解决的眼科问题很有限。
“现在，国际上最先进的设备我们都有，国际上能开展的治疗我们都可以做。”他提高了嗓门说。
张效房还是一位经历过10多次手术的癌症患者。一次手术前，他把毕生积蓄120万元捐赠出来设立眼科医学学术基金，用于资助和奖励年轻医生。
作为《中华眼外伤职业眼病杂志》的创始人兼总编辑，张效房亲自编审每一篇稿件。他的字典里没有“退休”二字。他说，活到老、干到老，是件很幸福的事。
“自己有一份力，就应该尽一份力把工作做好。这样才对得起党的培养，也对得起自己入党时许下的誓言。”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