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郑州中院民事案件证据审查与事实认定指引》第6条(当事人陈述)的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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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郑州中院民事案件证据审查与事实认定指引》第6条（当事人陈述）的个人观点

今日在朋友圈读到《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案件证据审查与事实认定指引》，其中第6条关于“当事人陈述”的内容，引起我极大兴趣。作为一名探索当事人发问权十余年的律师，我有几点思考，愿与同仁交流。

一、当事人陈述的证据价值不应被“综合判断”所架空

指引指出，当事人与案件有利害关系，陈述易带主观性，法官应持谨慎怀疑态度，结合全案证据综合判断。这本身并无不妥。但《民事诉讼法》将当事人陈述列为八类证据之首，足见其独特价值。综合判断原则在实践中往往异化为“弱化当事人陈述的证明力”，甚至以“自行陈述、不可轻信”为由，实质上架空了这一证据种类。须知，自认规则正是基于当事人陈述的证明力而设；综合判断不应成为忽视当事人陈述的借口。

二、到庭令必须普遍推行，当事人“有律师即可不到庭”是错误认识

指引明确要求：“事实争议比较大的案件，不能仅有诉讼代理人到庭，必须通知双方当事人到庭，法官要合理设置问题向双方发问，安排双方对质，注意察言观色。”这完全正确！然而当前司法实践中，绝大多数法官认为“当事人委托了律师，本人可以不到庭”，这直接导致到庭令制度形同虚设。没有当事人到庭，法官如何“察言观色”？如何“安排对质”？到庭令不是法院的“微创新”，而是查明事实的法定手段，应当普遍推广适用。

三、当事人之间的相互发问，是法官询问无法替代的监督力量

指引仅提到“法官合理设置问题向双方发问”，却未提及“当事人之间相互发问”。法官询问与当事人发问具有不同功能：法官中立，发问往往温和、概括；而当事人发问具有对抗性、针对性，能直接揭示矛盾、暴露谎言。更重要的是，当事人相互发问是私权利对公权力的直接监督。只有充分保障当事人的发问权，才能有效遏制司法腐败，让庭审真正“看得见”正义。

综上，郑州中院的指引是一大进步，但若要落地，还需法官群体转变观念：当事人必须到庭，到庭必须接受发问。唯有如此，当事人陈述的证据价值才能回归本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