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郑州出完差,我特意舍飞机而选乘高铁回上海。不为别的,只为借机重温一下三十多年前的那趟难忘的火车之旅。
上大学后的第一次回家是在1992年1月——几乎就是那位老人在南方讲话的前夕。那时在国内,坐飞机是件奢侈品,高速公路也刚刚开始修建,长途旅行基本都靠火车——就是那种没有空调、跑起来慢慢腾腾的老式绿皮车。

那时的中国铁路网也只有“三横四纵”,即三条东西向的大通道(京包—包兰线、陇海—兰新线、浙赣—湘黔—贵昆线)和四条南北向的主干线(京沪线、京广线、太焦—焦柳线、宝成—成昆线)。
那时也根本没听说“八横八纵”的高速铁路,只知道纵贯南北的史诗级工程——京九铁路,刚刚被提上议事日程。当时的设计时速是120公里。
因为资金有限,加上“黄金水道”长江的天然存在,东西向铁路没有一条是沿江的。以至于当年从上海到武汉,得先走京沪线到徐州、后转陇海线到郑州,再转京广线南下——一大圈绕下来要1500多公里。而今走沿江高铁,沪汉段的里程已大幅缩短至900公里了。
大学的第一年在信阳,一个位于河南省最南端的地级市。由于没有火车直达上海,到郑州转车是唯一的选项。当年售票全靠手工,火车票是一枚枚小小的硬纸板,据说都是按经停本站的车次提前印制好的,乘坐后续列车还要在异地办理中转签证。

郑州火车站位于京广线、陇海线的十字交叉点,南来北往、东奔西跑的旅客与货物都在此汇聚。在上世纪90年代,郑州站是“中国铁路的心脏”,是全国性交通枢纽中的“绝对王者”。
不巧的是,1992年的郑州站正在进行大规模的扩建改造,基础设施破旧、秩序混乱不堪。时值春运,站前广场上的“盲流”更是人头攒动,治安状况极其复杂。那些年在郑州站,诈骗、偷盗、抢劫和诱拐儿童的事件屡见不鲜。
我就是在这个时候来到郑州站转车的。下车后发现,所有站台都已被汹涌的返乡人潮所占领。直通上海的始发车早已人满为患,而从兰州、西安开来的几趟过路车也因超载严重而只下不上。
哪怕偶有过路列车允许上客,一旦车门打开,那些归心似箭的乘客们就蜂拥而上,不仅把体型瘦弱的我挤到一边,还弄得刚到站的旅客也都无法下车。
幸好绿皮车的窗都是可以打开的。在经历了长时间的焦灼等待、在多次挤门的尝试均告失败之后,我也终于学会了他人的先进做法,硬着头皮,从一扇半开着的车窗,把包裹行李和自己的身躯一同塞进去了一列驶向上海的火车。
其实真正的考验还在后头。列车内别说座位了,就连车厢连接处、甚至厕所里都站满了寸步难行的旅客。虽然我被严严实实地卡在了过道中不得动弹,却还时不时地要为兜售食物的铁皮小推车硬生生地辟出一条道来。
冬日的车厢里始终弥漫着一股由泡面、汗臭和尿骚混合而来的气味,直到现在仍记忆犹新。而当我半夜里站得昏昏沉沉之际,猛然惊觉在几米开外的人群中,有个小偷正肆无忌惮地用刀片割着别人脚下的行李袋......
忘记自己那次究竟站立了多久,总之在沿途旅客上上下下的喧闹声中,一路从郑州站到了南京,最终才找到了一个空位坐下。后来回想,火车站的那个“站”字,也许历史上就是这么得来的。
用今日的眼光来看,老郑州站有7台14线,站场规模不算小;但比起这十几年内新建的、气势恢宏的高铁站来,内部装修已显得落伍且狭小。而2012年投用的郑州东站,站场规模已高达16台32线,建筑空间与设施设备更是不可同日而语。
郑州到上海恰好1000公里。在1997年中国铁路第一次大提速之前,绿皮车至少得跑上十四、五个小时。今天乘坐的这趟高铁最高时速300公里,全程却仅4小时6分钟。
如今以郑州为中心,据说5小时内铁路通达136个城市,郑州仍旧位列全国第一。
在我的大学时代,火车票都是硬板票,检票时要用钳子剪个缺口;当我1996年毕业那年,火车票已升级为电脑打印的红色软纸票,还实现了联网售票;2007年后,又改成了可以支持闸机检票的蓝色磁介质车票。
去年10月,铁老大宣称已全面进入数字化电子发票时代,把纸质车票彻底清退出了历史舞台。或许今天能证明我还搭乘过这趟列车的,只剩下小程序上生成的这张纪念车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