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份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出台的司法解释，是在2016年旧版《解释》基础上，针对近年来腐败犯罪的新花样、新问题，做的一次系统性“打补丁”和“加码”。它把之前没讲清楚的一些罪名数额标准补齐了，对“期权腐败”“预期收益”这类新型手段给出了认定办法，还理顺了单位行贿和个人行贿、介绍贿赂和诈骗之间容易扯皮的地方。下面咱们一条条把它说透。
一、覆盖多个罪名的定罪量刑标准
《解释（二）》延续了“数额加情节”的老思路，但对好几个之前悬而未决的罪名，第一次亮出了明确的数字。
1.单位受贿罪和单位行贿罪，现在统一了：定罪门槛20万，如果达到情节严重，那就是200万。为什么定20万？主要是参考了2016年解释里“单位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那个20万的标准，同时也为了体现“受贿行贿一起查”——两边标准对等，谁也不偏袒。
2.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这个罪一直有点“兜底”的味道，刑法原文只说了“差额巨大”四个字。实践中到底多少算巨大？这次给了一个硬杠杠：300万。这个数字不是拍脑袋，是综合了贪污罪、受贿罪的量刑档次，以及办案中实际查获的差额分布定下来的。
3.对单位行贿罪，分两种情形：如果行贿人是个人，起刑点20万；如果是单位向另一个单位行贿，起刑点翻倍，40万。道理也很直白——单位犯罪往往规模更大、组织性更强，门槛适当高一点。
4.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也就是民营企业里的受贿、行贿、职务侵占、挪用资金这四类，这次明确说：参照国家工作人员对应的罪名来执行。但注意，用的是“参照”而不是“按照”。为什么？因为很多中小微民企的财务制度、内控管理本来就不太规范，如果机械照搬，可能罚得过重。所以司法解释留了个口子——要结合企业实际情况、犯罪情节、社会危害性综合判断，确保罚当其罪。
关于“情节”的几个小细节，也值得提一下：
“赃款赃物用于非法活动”这个情节，不能只看有没有用于非法活动，还得看用了多少、占全部赃款的比例多大。
“荣誉称号”特指国家荣誉称号和公务员法里规定的那些称号，不是随便一个表彰都算。
“影响办案公正”必须实际发生了后果才行，不能因为有行贿行为就直接推定。
“依法依纪被处分”包括三类：党纪处分、政务处分、公务员法规定的处分。
二、受贿罪“三个硬骨头”的认定问题：预期收益型受贿罪犯罪数额的认定、利用职务便利的认定、斡旋受贿中承诺的认定
1.预期收益（股票、股权）。现在有的腐败分子不收现钱，改收有巨大升值潜力的原始股、期权。查的时候，股票可能还没卖，那受贿数额怎么算？《解释（二）》给出了一个分情况处理的方案。
先要满足六个前提条件：
这股票或股权，拿的时候就有很高的增值确定性（比如公司马上要上市）；
收益明显高于正常市场投资水平；
交易不是公开市场那种，而是有资格限制、渠道封闭的那种（比如只有创始团队才能买）；
这个交易机会，是国家工作人员用职权换来的，说白了就是权力对价；
双方心里都明白，要送的不是股票本身，而是它未来的升值空间；
到案发时，这个预期收益已经兑现了——要么已经卖掉了，要么没卖但市价已经大涨。
六个条件都满足的情况下，数额这么算：
万一案发时市价比当初拿的时候还低，那说明预期收益没实现，这条规则就不适用了——不认定受贿，或者按其他方式认定。
2.“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边界在哪里？ 有的国家工作人员自己不直接办事，而是找一个跟自己有隶属或制约关系的下属去给请托人办事。这时候，哪怕那个下属最后没动用职权、只是私下帮忙，也不影响认定上级构成“利用职务便利”。因为上级已经动用了自己的职权影响力，这在法律上本身就值得独立评价。
而且，这种“隶属或制约关系”不一定要是直接管着对方，也不一定是传统意义上的上下级。比如信访考核制度下，考核者对考核对象就有制约关系；环保督察里，督察组对被督察单位也是如此。这些都可以算。
3.斡旋受贿中的“承诺”问题。如果国家工作人员收了钱，然后承诺会通过其他官员帮请托人办不正当的事，这就够成斡旋受贿了——不需要真的去办，也不需要其他官员真的听他的。甚至，连“承诺”都可以是推定的：如果请托人明说了自己要办不正当的事，然后你收了钱，法律上就视同你已经承诺了。当然，如果这人压根儿跟其他官员不熟，纯粹是编个故事骗钱，那就不构成受贿，而是诈骗罪。
三、挪用公款罪新增两种新情形，外加一个时间节点变动
1.“以个人名义”的新增情形。以前认定“以个人名义”挪用公款，主要看形式上有没有用个人名字借款、还款。这次加了两条：即便表面上是以单位名义借出去的，但如果实际上逃避了单位的财务监管，也算“以个人名义”。具体来说，一是虚构付款事由把钱转出去；二是单位的应收账款不入账、直接拿去给别人用。这两种行为，本质和以个人名义挪用没区别。
2.“数额巨大不退还”的时间点改了。1998年的老规定说，一审宣判前没退还的就算“不退还”。现在《解释（二）》把这个时间点提前到了“提起公诉前”。也就是说，如果到了检察院起诉的时候还没还，就认定成立。这个改动对被告人是不利的，所以适用的时候要遵循“从旧兼从轻”原则——如果犯罪行为发生在新规施行前，老规定对他更有利，那就还用老规定。
另外，如果到了起诉前，钱是被办案机关依法追回来的（而不是被告人自己主动还的），这种情况可以不认定为“不退还”，但量刑的时候不能跟主动退还一样对待，要区别处理。
四、行贿罪 vs 单位行贿罪的再区分：看钱最后进了谁的口袋
区分这俩罪，最核心的一条是：行贿这件事，到底是单位的意思，还是某个人的意思？《解释（二）》给了两个硬指标：
为什么把“违法所得归单位”看得这么重？因为钱去了哪里，最能反映这件事到底是为谁干的。行贿财物的来源（是从个人腰包出还是从单位账上出）可以作为辅助判断，但不是决定性因素。
反过来，有一种情况容易混：个人财产和单位财产早就搅在一起分不清了，然后通过行贿搞来的好处，实际上全进了个人的口袋。这种时候，不管表面上是单位名义还是个人名义，一律按行贿罪（个人犯罪）处理。这里的好处，既包括钱和物，也包括经营资格、社会荣誉这些非财产性利益。
还有一种特殊情况：有些国家工作人员不是为了自己占有公款，而是滥用职权，用单位的钱去给别人行贿。这种行为，同时触犯了行贿罪和渎职犯罪（不限于刑法第九章的渎职罪，第三章里的也算）。《解释（二）》明确：数罪并罚。如果是先贪污了公款再拿去买通别人，那更清楚——贪污罪和行贿罪，两罪并罚。
五、明确介绍贿赂罪的界限，以及截贿、骗贿的处理原则
介绍贿赂罪的范围很窄，仅仅限于在请托人和国家工作人员之间牵线搭桥、撮合条件。一旦超出这个范围——比如参与了策划、一起商量怎么送钱——就可能直接构成行贿或受贿的共犯。这时候，哪个罪处罚重就按哪个罪的共犯来办。
实践中几种常见情形的处理：
第一种，介绍人自己私下收了请托人的钱，但国家工作人员不知情。 这不构成受贿罪的共犯。但如果这个介绍人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身边人”（比如情妇、司机），而且符合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构成要件，那就按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处理。
第二种，“截贿”。 中间人把请托人给的钱扣下一部分，只转交一部分。扣下的那部分如果符合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就定这个罪；转交的那部分，根据情况按行贿或受贿的共犯处理。两个行为各自构成不同的犯罪，所以要数罪并罚。
第三种，“骗贿”。 压根没有关系，编个故事说自己跟某领导很铁，能办事，骗请托人给钱。这就是典型的诈骗罪，没什么好商量的。
六、私分国有资产罪和贪污罪的界分：看分给了谁、瞒没瞒
有的单位搞集体研究，决定把国有资产分掉，但注意：如果分的范围只限于单位的领导和管理层，而且对普通员工隐瞒了这件事，那就不是私分国有资产罪，而是贪污罪（共同贪污）。法律上，这叫“名为集体私分，实为集体贪污”。哪怕单位里有少数财务人员、会务人员知情，也不影响定性——只要没有向多数普通员工公开。
另外，私分国有资产罪里的“国有资产”是有特定范围的，不包括单位通过受贿得来的赃款赃物。如果单位收了贿赂，然后再把赃款集体私分掉，那还是按单位受贿罪一罪从重处罚，私分这个行为作为量刑情节考虑，不另外单独定罪。
七、财物鉴定、自首、退赃、违法所得追缴等程序问题也有新说法
（一）财物真伪鉴定和价格认定。对于字画、珠宝、玉石、手表、贵金属这类东西，如果真伪搞不清楚，必须做鉴定。价值搞不清楚的，必须做价格认定。但有一个例外：如果购买票据齐全，能证明收受当时的真实价格，而且行贿受贿双方都没异议，那就不需要再做价格认定。
还有一个特殊的数额认定规则：如果行贿人是按照受贿人的授意去买了一件特定的物品，然后直接送给受贿人，这时候受贿人实际收受的不是那件物品本身，而是行贿人花的那个钱。所以，受贿数额就按行贿人实际支付的购买金额来认定，而不是按物品后来的评估价。
（二）准自首。监察机关已经掌握了一些事实，但这些事实还没到数额较大（也就是还不构成犯罪）。这时候，被调查人主动交代了监察机关还没掌握的其他绝大部分犯罪事实（数额占全部的大头），可以按自首对待。如果交代的是不同种的罪行，或者监察机关已经掌握的事实本身已经构成犯罪了，那就不适用这条，回到一般自首的规则去。
（三）积极退赃。刑法里有个“积极退赃”可以从宽的情节，但什么叫“积极”？《解释（二）》列举了四种情形：
全额退赃，而且连收益也一起退了；
积极配合办案机关追赃，最后大部分赃款赃物都被查封、扣押、冻结了；
共同犯罪里，自己分到的那部分全退了，还自愿继续退别人分到的那部分；
亲友帮着退的，只要能体现出犯罪分子的意愿和态度，也算。
（四）违法所得的追缴。追赃的时候，不光是追原来的财物，连它产生的收益也得追。原则上追原物——说好了送一套房，就追这套房，不能折成钱。原物没了或者被变成别的东西了，就追变出来的那个东西。如果原物和其他合法财产混在一起分不开了，就按比例追对应份额和收益。
如果原物确实找不到了，或者被善意第三人买走了（第三人不知道是赃物），或者价值已经灭失了，那就可以追缴其他等值财产。
追缴的对象是谁？违法所得在谁手里，就向谁追——在受贿人手里就追受贿人，在行贿人手里就追行贿人，在共犯、代持人、保管人手里也一样。但是善意取得的第三人除外，不追第三人，而是向转让人追等值财产。
最后提醒：这份《解释（二）》从2026年5月1日起正式施行，所有在办案件和之后新收的案件，都要按这个规则来。
申法涛律师，专职刑事律师，律师团队负责人，首席刑事辩护律师，十余年刑事案件办理经验，专门办理各类重大刑事案件。
擅长领域：经济犯罪案件（如企业家犯罪、非法经营罪、走私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等非法集资案）、商业犯罪案件（如税务犯罪、发票犯罪）、金融犯罪案件（银行、贷款等相关犯罪）、公司相关犯罪案件（如挪用资金罪、职务侵占罪等）、电信网络相关犯罪案件（如网络诈骗罪、开设赌场罪、帮信罪、掩隐罪、洗钱罪等）、各类诈骗犯罪案件（含普通诈骗罪、合同诈骗罪、集资诈骗罪等）、各类暴力犯罪案件（如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强奸罪等）、毒品犯罪案件（如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非法持有毒品罪等）、枪支弹药爆炸物犯罪案件、职务犯罪案件（如贪污罪、贿赂罪、行贿罪、渎职罪、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挪用公款罪等）、黑社会犯罪案件、卖淫犯罪（如组织卖淫罪、协助组织卖淫罪等）及淫秽物品犯罪案件等，以及其它刑事律师常规业务，如看守所律师会见（如郑州市第三看守所等）、申请取保候审（保释）、申请羁押必要性审查、刑事案件咨询、刑事案件法律分析与评估、刑事案件论证、起草法律意见书、担任个人常年刑事法律顾问等，还包括特殊刑事案件办理，如死刑案件辩护、重大案件无罪辩护、死刑复核代理，重大案件刑事申诉（限无期徒刑、死刑案件）、冤假错案代理（限重大案件）、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代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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