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近日发布了《郑州城墙的“活化石”：省中医研究院的城墙遗珍》以及《科普文：城北路的城墙谜底》两篇文章，引起了一些争论，很多朋友出于对郑州的热爱，对城北路城墙的身份做出了不同的解释，有说是商代的，有说是汉代的，也有说是唐代的，一时之间，这些争论搞得作者左右为难、寝食不安。为了彻底搞清楚这个问题，作者咨询了一些专业人士，也查询了很多资料，今天，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根据我的理解再次解释一下这个问题，无论能否解释清楚，先给诸位朋友行礼，请君海涵！
根据资料显示，在这个北城墙困惑的背后，藏着郑州商代都城一个少为人知的结构秘密：古郑州其实有三个北城墙。这是怎么回事呢？
3600年前，商汤建立的亳都拥有三重城垣结构——外城、内城和宫城。外城北墙的位置偏北，大致在今农业路一线。内城北墙则在今金水路一线，紧邻人民路交叉口——那里正是今天用玻璃罩保护起来的遗址所在地。
两道北墙之间，隔着上千亩的土地。当年外城与内城之间分布的居民点、铸铜作坊、制骨作坊和祭祀遗存，就埋藏在这片区域的地下。
本身这些都没有疑问，那么，今天为什么会出现关于北城墙的争论呢？其实，问题出现在商代亳都的宫城这里。
亳都虽然只有两重城垣，但近年来的考古发现表明，内城内部还有更为复杂的界隔。
郑州商城的宫殿区位于内城东北部，这一区域发现了垣墙、沟渠等遗迹，将大型宫室建筑界隔成多个网格状的“宫城”单元。2021至2023年书院街墓地的发现更是佐证：在紧邻宫殿区的东南方向，发现了商代中期的高等级贵族墓地，面积达31200平方米，墓主人生前居住于宫城内。
这道宫城墙的北界，大致在今东里路一线。
所以，严格说来，亳都有三道“北墙”——最北的是外城北墙，中间是内城北墙，南面是宫城北墙。它们层层递进，将王都从外到内划分出三个不同的功能区。
城北路的路名，源于其南侧的唐代北城墙遗址。唐武德四年（621年），郑州州治从武牢迁至管城，在商代亳都南部遗址的基础上修建了新的郑州城，设有四座城门，北门名“拱辰门”。拱辰门的位置，大致在今北大街与城北路交叉口附近。
换句话说，唐代郑州城的北城墙，位于商代亳都内城的中段、商代宫城的范围之内。
你也许会问，为什么唐人不直接沿用商代的内城北墙？答案是汉代就已经做了调整。汉代的工匠在战国城墙的基础上大规模修复，但将北城墙向南收缩——汉代城墙仅占据战国城墙靠南的三分之二。唐代承接了这个格局，城墙的位置便落在了更南的地方。这道经过汉代“收缩”的城墙被隋唐宋元明清一直到民国接力使用，商代内城北墙以北的区域逐渐被弃置为城外的荒地。
城北路便诞生于这道唐代北城墙之下。
最初是一条行人踩踏出的东西向小土路，明代山西移民给它注入了新的生机，清代它在城墙与司家庄之间承担着联络功能，1950年代河南省会从开封迁至郑州，昔日的城郊一跃成为城市的核心区域，这条黄土路需要正式命名——“因毗邻唐代北城墙遗址，这条路便被命名为城北路”。
如果到这里，你说城北路城墙是唐代城墙似乎没有错。但是，故事到这里并没有结束。考古钻探给出了一个意外的发现：城北路下面，叠压着商代宫城北城墙的遗迹。
也就是说，城北路的“城”虽是唐代北城墙，但唐代人修筑城墙时，恰恰选择在商代宫城北城墙遗址上起土，所以，城北路柏油路面之下，商、战国、汉、唐等各个时代的夯土层层叠压。
考古工作者在这面断面上数出了六个时期的墙体叠压痕迹：商代——战国——汉——唐——明清——近现代。这不是简单的“城墙”，而是郑州3600年城市生命史的真实地层。 在郑州城垣遗址博物馆有面城墙断面，被称作“镇馆之宝”。那道横切面上，可以清楚看到不同颜色的夯土层：商代的纯净生土、战国的灰黑色夯土、唐代的精巧版筑。
这在全国古都中极为罕见：历代城市建设都以商代城垣为基础开展，3600年来城址不移。
所以下次再聊到郑州的城墙，不妨讲一个更精确的版本：郑州不只有一座亳都，亳都里不只有一道北城墙。三道北墙，层层递进，守护着同一座城。
那道默默躺在城北路柏油下的城墙，它既是唐代的北城墙，又叠压着商代的宫城遗迹，还承载着3600年不间断的城市烟火。
后记：文章本身已经结束了，但是，作者始终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在此，作者出一道题来为难一下诸位朋友：
如果，张三生于开封长于开封，工作后把户口迁到了安阳，在安阳工作了三十多年，退休后又随着儿子把户口迁到了郑州，在郑州又生活十几年了，那么，张三究竟算是哪里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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