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遇见的那个人——记一次没能完成的“组稿”,兼怀魏前美县长与朱玉振书记
郑州遇见的那个人
——记一次没能完成的“组稿”，兼怀魏前美县长与朱玉振书记
丁荣先
一、郑州：一次论文宣读前的来访1992年秋，放疗后半年，我顶着虚弱的身子去了郑州。也是因了此前的几篇拙作，才侥幸收到邀请，参加由《光明日报》理论部、河南财经学院、浙江大学、郑州航专等单位联合发起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劳动关系理论讨论会”。会场上人声鼎沸，空气里混杂着油墨味的打印纸、一次性塑料茶杯，以及一种刚从“姓社姓资”紧绷中松一口气的兴奋。作为一个县城里的笔杆子，论文能排进议程已属不易——在那儿搞理论，更像夜路点灯：你得自己寻油，自己掌灯。开幕式前夜，一位语速极快的年轻人走进我的房间里来，自我介绍是《光明日报》理论部的编辑、记者孙明泉。他手里大概还捏着我那篇打印稿，开口却是几句不像客套的客套：“你在基层工作，还搞理论研究，我很吃惊；文章写得这么好，我很敬佩——泗阳在哪里？”我半开玩笑，半带点“晏子使楚”式的自尊，回他一句：“泗阳县，就是出产八大名酒‘洋河大曲’的地方。我们的县长魏前美，可是响当当的人物。”接着，又把胸口的谦虚拍实一点：“至于我嘛——在本县，也就是个挂不上号的小人物。”孙明泉告诉我，他不只吃惊于一个县里人还能这么写文章，更吃惊于“县”字里藏着的摩擦力——你要写，就得一边应付柴米油盐，一边把脑袋架在云端想理论。那次郑州相遇，对我而言，并非什么学术高光，倒更像一个被偶然认领的瞬间：原来你写在纸上的话，能越过县界，落到一张中央纸媒的视线里。在会上交流的文章，题目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关系的规范与发展》，全文发表在《科学社会主义》1993年第1期，被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全文收录；修改稿发表在《唯实》1993年第1期，题目是《要建立和完善公平竞争的劳动就业机制》，节选稿发表在《社会主义研究》1993年第4期，题目是《市场经济与法制建设》。二、泗阳：是你把人“勾”来的，自己负责1993年初春，风里还带着运河边那种硬朗的凉意——孙明泉来了，来泗阳组稿。那时，我已在县委宣传部理论科干了整整九年。来客自然归口接待，可事情一到“要写谁”“要走哪条线”，味道就变了。一位分管副部长半真半嗔地丢下一句，让我记了一辈子的话：“是你把人‘勾’来的，自己负责。”于是，我成了事实上的“对接人+挡箭牌”。本来想为本县争光，结果弄成了自己兜着走。我当然想把事情做成。至少在我心里，这不只是一次组稿，更像一次证明：我们这种小地方、小人物，未必只能活在文件的留白里。我试着往最“顺理成章”的方向引：如果要写泗阳，绕不开魏前美——那时的县长。在本地语境里，魏前美不是一个抽象职务，而是一种很硬的“在场感”。他出身来安/蚕桑场那片水土，从部队回来，从公社一路走到县政府，走路带土腥味，开会像在地头训话——这些不是我替他贴金，是许多泗阳人共同的视觉记忆。我不知当时具体如何措辞，但大意是向孙明泉暗示：要写，就写县长；要抓典型，就抓到主官这儿。三、“不接受采访和写稿子”——不是拒绝，是边界接下来这段，在我心里一直最拧巴，也最值得保留原样：魏前美表示不接受采访和写稿子。今天回看，我宁愿把它读作一种边界感。1992—1993那个关口，许多主官对“被写成稿”天然警觉——怕浮夸、怕树碑、怕把复杂的治理压扁成人物通讯再反噬回来。尤其魏前美那种从苦里走出来、靠实打实干出来的性格，“被写”往往不如“把事做完”来得重要。我能记得的情绪，更多是尴尬与无力：你把被称为“知识分子良心”的记者引进门，但门内那位最关键的人不打算开门；你又不能在客人面前把话说成“他不给面子”，只能自己把程序走完——安排住处、安排饭、把议题往可操作的地方挪。然后是县委书记朱玉振那一层的处理：礼节性接待了一下——更像把“中央报纸来人”按规矩接住，但不把此事放进县域叙事的主干里。我如今不把这种“礼节性”读成冷淡，反而读成一种老派规矩：县太爷不拿记者当筹码，也不拿稿子当政绩保险。只是它落在当时的我身上，就成了那句“你自己负责”的现实重量。四、收束：以一家企业的稿子了事，和我多年不甘组稿之事，最终以泗阳县铲运机厂厂长王昌华的稿子了事。但在记忆的情绪轴上，我清楚：它“完成了任务”，却没完成我心里那件事——那次本来可能成为“把泗阳从酒名片的符号里拽出来、落到人的治理与矛盾里”的一次书写机会。后来，很多人会把魏前美往“焦裕禄式”的标签上贴（本地确有这种口碑与追忆），但我更私人的版本是另一种：他不是一个供人写的“典型”，他是那种宁可让锄头柄磨出茧，也不让稿子把自己抛光的人；而这种脾气，恰恰解释了那天“不接受采访”的底层逻辑。至于我——一个“挂不上号的小人物”，在郑州抓住了一根线头，却没能把它织成布。不甘是有的。但也正因为这不甘，才把记忆压得这么实：日期模糊，但气味不模糊；走廊里那句“自己负责”的声调，至今像昨天。三十年过去，魏前美县长那句“不接受采访”的背影，依然是我心中最硬的底色。谨以此文，回望那次没能完成的组稿，兼怀两位老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