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百年考古的重大成就
刘彦锋/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在人类文明的长河中，人们从未停止对历史真相的关注和追寻。考古学则是打开历史真相之门的一把“金钥匙”，让人们得以对过往的认知无限接近于历史的本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多年来的中国考古学，通过大量考古发掘和科学研究及分析，实证了中国100多万年的人类史、1万多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及其发展演变历程，掌握了中国人类起源、中国文化起源、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主动权和话语权。
郑州地区自古就是人类生息繁衍的重要场所，自旧石器时代起，人类就在郑州地区栖息生活，巩义洪沟遗址、登封西施遗址、方家沟遗址、荥阳织机洞遗址、郑州老奶奶庙遗址等均发现有旧石器时期文化遗存。至新石器时代，郑州地区的早期文化蓬勃发展，李家沟文化、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绵延发展，承继数千年不曾中断。至三代时期，郑州地区出现许多对区域文明发展具有深刻影响的重要遗址，登封王城岗、新密新寨、郑州大师姑、郑州东赵、新郑望京楼、郑州祭伯城、荥阳荥阳娘娘、荥阳官庄、郑州东周古城、新郑华阳故城、登封阳城等不同时期城址林立，郑州商城、小双桥、郑韩故城等都邑性聚落更是作为当时区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长期存在。汉代以后荥阳故城成为经济重镇，汉代荥阳冶铁遗址、巩义铁生沟冶铁遗址是当时冶铁中心，唐宋时期因隋唐大运河成为京畿重镇。
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和考古资源，吸引国内外的学者到这里调查发掘，百年的考古调查发掘，取得的考古大发现不仅在中国考古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重构中华文明史中其作用和地位也无可替代。自新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比以来，郑州已经获得16项，同时还有4项入选二十世纪百项考古大发现,3项入选百年百大考古大发现。
一．郑州百年重大考古成就，揭示厚重历史文化
郑州是我国开展考古工作最早的地区之一。郑州的考古工作最早可以追溯到1907年。是年，日本学者冢本靖对河南进行古迹调查。1921年担任中国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顾问的瑞典学者安特生安排助手姚某到河阴县（今荥阳市）调查，在黄河南岸发现了秦王寨、牛口峪和池沟寨三处遗址。1922年瑞典人T·J·阿尔纳以农商部地质调查组的名义，在青台村一带收集新石器时代彩色图案陶片，并编辑成《河南石器时代之着色陶器》一书，从此拉开了郑州考古事业的序幕。
1932年，中华民国政府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和河南省政府联合组成“河南古迹研究会”，并在河南境内开展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标志着地方研究机构的兴起和发展。
1934年5月，“河南古迹研究会”成员赵青芳、韩世哲在河南巩县、广武一带考察，在黄河南岸的巩县塌坡、马峪沟发现仰韶文化遗址。5月2日--12日郭宝钧、赵青芳、韩维周发掘塌坡，发现仰韶文化的彩陶、红陶和石斧等遗物，又在地面发现黑陶片。5月4日--11日，韩维周在马峪沟开坑7处，发现仰韶文化遗存，文化层厚达2.4米。5月21日，郭宝钧等还在巩县陈沟敖马顶发掘，发现仰韶文化遗迹。同年10月，赵青芳、韩世哲在广武县青台、峨眉岭发现2处仰韶文化遗址，又在郑州至巩县之间发现仰韶文化遗迹多处。10月15日至11月13日，郭宝钧等在峨眉岭发掘仰韶文化遗址，后又在澶然河西岸开掘探沟9处，发现龙山文化遗存。在仰韶文化遗址，曾发现分间的房屋遗迹。这一批发掘资料，成为纠正安特生等学者中国文化“西来说”的重要实证。国际学者在郑州的调查以及“河南古迹研究会”在郑州考古活动的展开，从总体上拉开了郑州、河南乃至中国近代考古的大幕。
1951年4月,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鼎、王仲殊、安志敏、马得志等四位同志组成河南调查团,在郑州附近，调查了南关外废碉堡（殷商遗址）、白庄（史前仰韶期遗址）、凤凰台及紫荆山（周代遗址）等四处遗址。4月19日，转移到成皋县广武，调查了青台、平陶故城、点军台、秦王寨、霸王城及汉王城、荥阳故城、敖顶（即陈沟）、牛口峪、池沟寨等九处遗址，并对点军台、青台遗址进行了发掘。本次发掘，开启了郑州辖区内新中国成立后的首次考古发掘工作，掀起了人们对于中原文物考古工作的关注。
1950年秋，原河南古迹研究会成员韩维周先生在郑州二里岗一带发现一批陶器标本和石器，正式揭开了郑州商城的调查发掘工作。随后，中央、省、市文化部门的文物机构和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数次调查，发现人民公园和紫荆山一带的商代文化遗址，证明郑州埋藏有丰富的商代文化遗存。其后安金槐先生主持发掘了二里岗遗址，商代铸铜和制陶遗址。完成了郑州商代二里岗文化的考古学分期。
随着郑州商代考古工作的不断开展，又发现了商代的夯土，并经钻探大体搞清了由夯土围成的城垣遗存。在我国第一次找到了早于安阳殷墟的商代王都。后来又在城内发现了宫殿遗址，并最终确认了郑州商城是一座周长近7公里，城墙保存最高处约5米、一般高为1--2米的商代重要城址。郑州商城的发现开创了商代考古的新局面，而二里岗商文化的发掘研究，更成为商代考古学研究上的一个里程碑。
随后几十年的持续发掘，郑州商城有多次重大发现，出土了大量的遗迹、遗物，完整地反映早商文明的完整形态。其中的冶铜、制陶、制骨作坊遗址、城市建筑基址、城市基础设施遗存、习刻甲骨、原始瓷器，尤其是大量的王室青铜重器，集中展示了早商文明的发展高度，代表了中国早期文明在这一阶段的最高发展水平，在世界文明史上也独树一帜，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占地约25平方公里的郑州商城遗址，城市始建距今约3600年，是存在于地面的中国最早的人工建筑遗存之一，是中国迄今为止文明早期规模最大、最重要的古城遗址之一，也是类型最为完整的古文化遗址之一。郑州商城涵盖了城市构成，特别是都城构成的各种要素——城垣、宫殿区、居住聚落、墓葬区、手工业作坊、宗教活动遗址等。2023年的十大考古新发现，郑州商都书院街墓地考古新发现填补了郑州商城长期以来考古空白区域。发现的兆域，是早商时期这一制度首次发现，是晚商兆域制度的源头；发现的黄金器、高岭土系白陶鼎、玉杖首、海贝等体现了早商文明多元文化的融合。书院街墓地出土的大玉戈、青铜礼器、绿松石镶嵌器等源自二里头文化，体现了对夏王朝礼乐制度的继承和创新。同时，最早的兆域、多人殉葬、墓葬内设置多个狗坑的习俗等开启了晚商高等级墓葬丧葬规制的先河。
郑州商都遗址书院街墓地出土金覆面/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郑州商城呈内外两道城垣和宫城城垣形成的三重城垣结构，其中作为基本格局骨架的内城近似长方形。郑州商城遗址的各项功能构成所显示出的完整古代都城形制和宏大规模气势，特别是内外城池和宫殿区布局的整体形制，开辟了王都营建模式的先河，确立了郑州商城在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史中不可替代的重要历史地位，展现了早期华夏文明在城市建设方面巨大的成就，奠定了中国城市发展的基础，为中国古代城市遗址的重要范例，也成为世界早期文明阶段最为重要的城市之一。郑州商城所展现的商文化成就显示出华夏文明已经走向成熟并相对稳定的阶段，华夏文明的形态已经逐步清晰，商文明奠定了这一位于东方的文明体系在以后的发展基础——在商以后的文明发展过程中，商文化的痕迹已经难以磨灭并体现出强烈的文化传承关系。鉴于郑州商城的重要地位，入选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大发现。
1959年夏，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徐旭生先生率人在河南登封、巩县等地进行考古调查，寻找“夏墟”，从此拉开了考古学界探索夏文化的序幕。1975年，在登封王城岗发现面积近1万平方米的两座龙山文化中晚期小型城址。迎来了夏文化探索的高潮。1996--2005年为“夏商周断代工程‘夏代年代学的研究’——早期夏文化研究”以及“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聚落结构反映的文明形态’——登封王城岗遗址周围龙山文化遗址的调查”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2500BC--1500BC中原地区聚落形态反映的社会结构’——王城岗遗址的年代、布局及周围地区的聚落形态研究”的需要对王城岗遗址的考古工作，最重要的发现是大城城址由夯土城墙和城壕组成。发掘和文献记载证实王城岗龙山文化小城堡是夏鲧之都，王城岗龙山文化晚期大城有可能是“禹都阳城”。
二.郑州百年重大考古成就，揭示厚重历史文化
郑州地处中国自然地理区划南北方的交汇地带，多样性的生态环境为这一地区的早期人类创造了优异的生存条件。自2004年冬季起， 郑州市开启了持续多年的旧石器考古专题调查，先后发现了400多处旧石器及动物化石地点，极大地丰富了郑州地区的旧石器时代的资料。2001年秋季起，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先后对郑州市织机洞、新密李家沟、新郑赵庄、新郑黄帝口、登封西施、郑州老奶奶庙、登封东施、登封方家沟等旧石器时代遗址进行发掘，取得了旧石器考古史上的诸多重要收获。通过对这些旧石器遗址发现和发掘材料进行整理、分析和研究，不仅证明郑州地区地处地理上南北方交接处，旧石器文化是北方旧石器时代细小石器文化传统为主的文化遗存，而且具有南方大砾石石器文化为辅的某些特征。
织机洞遗址位于荥阳市崔庙镇王宗店村北大路山北端西坡，1990年至1995年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多次进行考古发掘。2001年至2004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对该遗址进行了3次发掘。遗址年代距今3-10万年，跨越了旧石器时代中期到晚期的发展阶段。数以万计的石制品为认识该地晚更新世居民的行为特点以及中原地区旧石器文化的发展进程提供了新资料。
位于郑州市西南郊的老奶奶庙旧石器时代遗址，该遗址最主要的发现是多个文化层的连续堆积，代表10多个古人类活动时期；发现保存完好的古人类居住面遗迹，有多个火塘成组分布，火塘周围是数量众多的石制品与动物骨骼残片。这些遗物和遗迹的分布情况均说明早期人类曾较长时间居住在此遗址，结合在该区域调查发现的20多处同时期的遗存进行比较，老奶奶庙遗址位于遗址群的中心，是一处中心营地遗址。14C与光释光等测年数据显示主要分布在距今3-5万年期间，可见老奶奶庙遗址正处于现代人类及其行为出现、发展的关键时段，对于深入探讨当前世界史前考古学与古人类学界关于现代人类起源与发展问题的歧见尤为重要。该遗址于2012年4月入选“201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新郑市梨河镇赵庄旧石器遗址的发掘，发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生活面遗迹，最重要的发现是在发掘区的西南部发现了以象头骨为中心的遗物密集区域。在象头骨的周围发现了大量的脉石英、石英砂岩、碎骨等，石器有刮削器、砍砸器等工具，另有石核、石片、断块、碎屑等。象头骨附近有很多碎骨，其东侧还发现有羊的上颌骨碎块，带有颊齿，西北处不远有鹿角残块，显然都具有某种象征性意义。
新密市李家沟遗址重要收获是发现了联结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剖面。清楚地展示了中原地区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向新石器时代发展的历史进程。据加速器碳-14年代测定，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存距今10300-10500年期间（经过树轮校正，下同）。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层距今10000--8600年。这一发现解决了中原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和新石器时代裴李岗文化之间的缺环问题。作为中华文明起源的核心地带，李家沟遗址的发现在探讨该地区旧、新石器时代过渡与农业起源等重大学术课题中具有重要意义。
新郑裴李岗遗址是裴李岗文化的标志性符号，是追溯中华农耕文明起源与发展的一个文化样本。遗址中出土的磨制石器、生产工具、家畜骨骼、陶窑、制陶业的广泛发展、密集的墓葬、陪葬品的分布、艺术品的出现、烘烤的木骨泥墙等迹象显示出这一时期人类社会日渐复杂化的特征。裴李岗文化分布广泛，影响深远。同时期毗邻的其他重要考古学文化，都不同程度受到了它的影响。从这个层面观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裴李岗文化奠定了华夏文明的根基。
新郑唐户遗址是裴李岗文化时期大面积居住基址，其发现进一步丰富了郑州地区裴李岗文化的内涵，居住基址分区、分片布局，从社会学角度为探讨以血缘为纽带的社会家庭组织的出现提供了重要资料。
唐户遗址裴李岗文化时期房址及排水系统/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郑州地区仰韶文化时期考古研究证明，早在远古时代这里就是中华文明的中心，许多创造发明乃至中国早期文明都发生于这片沃土之上。早在6000年前郑州地区的先民在继续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又发明了养蚕、抽丝、织造丝绸与绢罗，青台遗址出土的炭化绢罗片即证明郑州是中国最早发明养蚕抽丝和织造绢罗的地区。郑州出土的百余件仰韶文化时期陶鏊实物还证明中原地区是全国最早发明烙焙食物的地方，进而也反映了中原地区仰韶文化时期无论食物还是其他物资资源较以前均有了较大丰富。郑州地区仰韶文化遗址发掘中普遍发现的红烧土房基在地下保存数千年，出土时地面仍像现代水泥地面一样坚硬，说明当时人类不仅懂得防潮保暖技术，而且对许多物质的物理变化等也有一定认识，科学知识又促使人类进一步改善了自己的生活条件。
仰韶文化时期作为中国新石器时代的鼎盛时期，较大的物质财富也促使了私有观念、家庭和私有制的强化，又促使最早国家形式的萌芽，1993年，西山古城的横空出世，让人们领略了五千年前中国最早板筑城池的雄浑身姿；郑州西山仰韶文化古城址的发现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被学术界誉为“中华第一城”。
大河村仰韶文化出彩陶中有关天文图像的资料，约距今5500年至4400年。其重要性在于数量较多，内容丰富，有月亮纹、太阳纹、日晕纹、星座纹和慧星纹等，成为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天文学的资料。为研究我国古代天文学和历法的产生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科学价值。
大河村遗址出土白衣彩陶盆/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青台遗址中北斗九星天文遗迹的发现，不仅有力地印证了古代文献中的相关记载，也将斗柄授时和北斗崇拜等历史上溯到原始社会末期，这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古代天文学和中华远古文明的内涵。
到仰韶文化晚期以后，郑州地区和全国大部分地区一样，由于社会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社会结构的变化，整个文化面貌也发生了明显改变，从考古学文化讲开始进入河南龙山文化时代。历经了四千余年风雨仍磅礴屹立于地面之上的古城寨城池体现了使用者至高无上的地位和尊严，更为人们寻求祝融之墟带来希冀。
夏王朝是中国历史上明确记载的第一个统一的奴隶制王朝，史书记述其中心区域即在以郑州登封为中心的地区。考古调查和考古发掘也证明了史书所记绝非毫无根据，以登封王城岗为代表的夏代遗存在嵩山周围，尤其在嵩山南侧、西侧均已发现大批聚落遗址，其中有20世纪50年代就已进行过发掘的巩义稍柴遗址，而70年代发掘的登封告城镇王城岗遗址最重要，是研究夏文化的重要对象。经对新密市新寨遗址的重点发掘，完全印证了在二里头文化一期遗存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遗存之间，确实存在“新寨一期”和“新寨二期”文化遗存的事实，为夏文化探讨又拓展了新的空间和研究内容。王城岗龙山文化城址面纱的悄悄揭去引发人们对夏王朝变迁的更多遐思，使人们看到了寻找夏王朝的曙光；大师姑夏代城址是我国迄今为止最早发现的二里头文化城址，填补了我国夏代城址考古的空白；望京楼遗址更是发现了夏商两重城址和迄今最完整的商代城门，城门设施突出体现了浓厚的军事防御色彩，成为我国较早形制较为完备的瓮城。
2012年10月开始，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对东赵遗址进行了连续性考古发掘与勘探。确认东赵遗址存有大、中、小三座城址。涵盖龙山、新寨、二里头、二里岗、西周、东周六个时期，序列完整，延续时间长，年代序列相对完整，无论对夏商时期年代谱系抑或郑州西北的区域聚落研究，都可提供新的材料及视角。东赵遗址小城为郑州地区嵩山以北发现的第一座确认的新砦期城址，该类遗存的发现，对解决新砦期文化面貌、性质及归属问题会有极大帮助。
小双桥遗址发现有夯土墙、大型高台夯土建筑基址、宫殿建筑基址、大型祭祀场、祭祀坑、奠基坑、小型房基、灰沟、与冶铜有关的遗存等文化遗迹及大批种类繁多、质料各异的文化遗物。出土遗物除陶器外，还有青铜器、玉石器、原始瓷器、骨角牙蚌器、海贝、金箔、卜骨等，以及大量的孔雀石、铜渣。其中尤以朱书文字引人注目，朱书文字主要发现于小型陶缸表面，也有位于大型缸口沿、腹壁者，系用朱砂书写，其形状、结构与甲骨文一脉相承。
小双桥遗址出土朱书陶文/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小双桥遗址是目前所发现的处于郑州商城和安阳洹北商城之间的唯--个白家庄期、具有都邑规模和性质的遗址，对于探寻商代仲丁隞都以及郑州商城的性质等重要学术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荥阳娘娘寨、官庄和郑州高新区洼刘的发掘填补了郑州地区西周遗址和城址发掘的空白。
娘娘寨遗址位于郑州市荥阳市豫龙镇寨杨村西北，遗址发掘面积15000平方米，发现一处西周晚期到东周时期的古城址。出土了一批精美的铜器、玉器、骨器、蚌器、石器等。结合有关文献记载，有可能与西周晚期郑国东迁首居之处有关，是研究西周晚期郑国及郑与虢、郐等国关系重要材料。
娘娘寨遗址内城航拍图/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官庄遗址的多重环壕、城墙及相关遗迹是最为重要的发现。与娘娘寨遗址相比，官庄遗址两周之际的遗存更为丰富，为完善郑州地区的两周考古学文化序列提供了重要资料；从遗址面积看，官庄城址外壕的围合面积超过130万平方米，是目前中原地区最大的西周城址。此外，官庄城址多重环壕、大小城南北并列的结构也非常独特，其性质值得进一步探讨。
1999年10月，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配合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重阳街西拓工程中，于道路占用洼刘遗址范围内发掘西周早期青铜器墓葬12座，陪葬陶器的平民墓葬60座，出土一批重要的陪葬品。为探寻管国地望提供重要线索。
进入东周以后，郑州是周王朝的东大门，具有极为重要的军事、政治地位，重要的发掘主要是郑韩故城内的发掘。1993年新郑市在县城修建金城路，发现多座礼器坑和殉马坑，出土礼乐器60多件。1994年10月至1995年3月，在郑韩故城东城中南部的今新郑市城市信用社基建工地的发掘中，又发现6座青铜礼乐器坑和56座殉马坑，出土青铜礼乐器57件。1996年12月至1997年元旦，继上两次发掘后，在位于东城东南部的今城关新华路中段南侧，发现青铜礼乐器坑10座、殉马坑20余座，出土郑国公室青铜重器255件。东城区的多座青铜礼乐器坑和大批青铜礼乐器的出土，填补了周代社祀礼形式的空白，对于研究当时祭礼的用鼎、用牲和与之有关的仪礼制度有重要意义。
有关春秋时期郑国的另一个重要考古发现是1995年4-9月，在登封告城镇长葛岭上配合登封电厂联办铝厂建设发现的5座春秋早期贵族墓，其中M3出土的两件铜鼎内铸有铭文。
新郑市郑韩故城、郑州市区、郑州西北郊发掘的数以千计的战国墓葬是战国考古中的重要研究资料。
秦汉时期的郑州，以古荥阳为中心，因地处漕运与交通要道，经济日趋发达，这时候，荥阳已是海内闻名的城市，有“富冠海内”、“天下名都”之美誉。考古工作者对荥阳故城进行考古调查中，发现了许多秦汉时期用于城市房屋建筑的瓦当、板瓦、筒瓦、铺地花纹砖和空心砖等，这些砖瓦纹饰精美，图案多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此外，还发现有大量汉代墓葬和作坊遗址，反映了当时荥阳城的建筑风貌和社会经济、文化生活。
西汉时期，官营手工业发展较快，其中最重要的是冶铁业。位于巩县西南的铁生沟冶铁作坊，西汉时已开始用煤冶铁，冶炼出了球墨铸铁铁器，在世界冶金史上居于先进地位。古荥冶铁遗址发掘出了大型炼铁高炉炉基和几百件铁器，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最早的古代冶铁场地之一。
通过考古发掘和调查，郑州地区汉代墓葬群，分布密集，数量庞大，这些汉墓群，是了解汉代社会的在经历春秋战国社会长期整合后社会和生产力大发展的好资料。其中，新密市打虎亭汉墓、荥阳苌村汉墓，无论从墓葬规模、墓内壁画艺术水平，以及相关资料上看都是汉代考古研究的珍贵资料。
隋唐宋元考古也取得了丰硕成果。首先是郑州地区分布有大量隋唐宋元瓷窑址，唐代白瓷居全国之冠，而巩义黄冶三彩窑大量生产的唐三彩又是陶瓷史上的一支奇葩。从目前对巩义唐三彩窑址的发掘和大批唐墓中出土的唐三彩观察，郑州巩义生产的唐三彩种类齐全、造型精美、色彩瑰丽、制作精良，是目前全国惟一发现生产三彩陶窑群的地区。郑州还是唐青花的故乡。进入宋代以后，郑州地区有宋代冶上冶铁作坊遗址，而大量宋代壁画墓又是全国优势独具的财富，在已发掘的数十座宋代墓画墓内，出土大批保存完好的宋代壁画，是中国艺术宝库中珍贵的文化遗产。
巩义食品厂出土的三彩双龙瓶/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考古工作的持续深入，郑州考古学文化面貌逐渐清晰，从旧石器时代至元明清，考古学文化链条完整，尤其是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开展，郑州地区一系列重要城址相继被发现，夯实了郑州在中国国家文明史前两千年历程中的轴心坐标地位。2004年11月5日,中国古都学会第21次会议上,郑州被列为大古都,成为继北京、西安、洛阳、南京、开封、杭州、安阳后学术界认可的第八大古都。
三．郑州考古重大发现在中国历史学研究中的贡献
中国现代考古已经走过百年，经过几代考古人的连续奋斗，取得了重大成就，延伸了中华文明的历史轴线，增强了中华文明的历史信度，丰富了中华文明的历史内涵，活化了中华文明的历史场景，廓清了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展示了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再现了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1]
1.延伸了历史轴线
考古学最大的优势在于向历史纵深的探索拓展。中国考古学以严谨科学的理论方法，扎实可靠的出土资料，不断将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和有文字记载的中华信史的时间点向前推进，刷新人们对古代中国的认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经过几代考古人接续奋斗，我国考古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延伸了历史轴线”。将中国农业发展史的轴线延伸到1万多年前，将中华文明起源史的轴线延伸到8000多年前，将中华文明史的轴线延伸到5000年前。
1990至2004年，位于郑州辖区西部的荥阳织机洞遗址的考古发掘，改变了中原地区长期缺乏古人类遗存的局面，成为我国尤其是河南地区第四纪洞穴沉积的重要发现，为追溯中原古文化渊源和恢复中原古环境及探讨其与人类关系提供了重要线索。
郑州地区以荥阳织机洞、新郑赵庄、二七区老奶奶庙、登封西施等为代表的400余处旧石器时代遗址，在距今3到5万年的嵩山东麓的广泛分布与发现，填补了过去中原地区以及东亚大陆这一阶段旧石器文化发现的空白，也确切证明了有关晚更新世的中国与东亚地区的古人类，在最后冰期寒冷气候中灭绝的认识并不符合历史实际。据此而言，郑州地区史前遗存的完整链条和一系列重要考古发现，奠定了郑州地区作为东亚地区现代人起源与农业起源研究的核心地区地位。
2009年至2010年，位于郑州辖区东南部的新密李家沟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发现了距今10500年--8600年左右连续的史前文化堆积。李家沟遗址的重要意义是发现包含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叠压关系的地层剖面，填补了本地区对于过渡阶段地层堆积特点认识的空白，为继续发现这类遗址提供了地层学方面的参照。从地层堆积、工具组合、栖居形态到生计方式等多角度提供了中原地区旧、新石器时代过渡进程的重要信息，比较清楚地揭示了该地区史前居民从流动性较强、以狩猎大型食草类动物为主要对象的旧石器时代，逐渐过渡到具有相对稳定的栖居形态、以植物性食物与狩猎并重的新石器时代的演化历史，清楚地展示了中原地区从旧石器时代之末向新石器时代发展的历史进程，为认识该地区及我国旧、新石器时代过渡等学术课题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考古学证据。
裴李岗文化蓄势中原，通衢八方，带动影响了周边文化的演进与发展，其先进的文化因素又被后继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传承、改造，并在广泛吸收黄河下游、长江中下游、西辽河流域先进文化因素的基础上进行交融、损益，最终造就了中华文明在中原地区的诞生。裴李岗文化是中华文化的基石，是黄河文明的肇端，孕育了中华文明。
至距今5300年前后，河南省以巩义双槐树遗址为代表的仰韶文化晚期文化，已基本可以确定为初步意义上的文明形态，其关键遗址包括巩义双槐树遗址、郑州西山城址、大河村遗址、荥阳青台遗址、汪沟遗址等。其中巩义双槐树遗址作为黄河流域仰韶文化中晚期高规格都邑性质中心聚落，为研究距今5300年前后中原地区文明发展进程提供了关键材料，被著名考古学家李伯谦、王巍等先生命名为“河洛古国”，这一时期已经进入初级文明社会或者站在了文明社会的门槛。
2.增强了历史信度
考古学是一门以物质遗存研究为中心来探索人类过去的学科，是一门跨越人文、社会与自然科学的交叉学科；19世纪末20世纪初，现代考古学传入中国。百年中国考古学筚路蓝缕，从学习现代考古学的基本方法到建立学科主要分支领域，中国考古学已经形成完整的学科体系。传统考古、实验室考古、科技考古、现场保护多学科深度融合，多单位合作，共同用行动践行“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百年中国考古学的主要贡献在于重建了中国史前史，考古工作把传说以及传说之前的时代逐渐揭示出来。经过几代考古人接续奋斗，终于揭示出中国是世界上直立人最早的分布区和现代人起源地、农业起源地、陶器起源地、文明起源地之一，也是世界上最早出现文献记载的地区之一。
双槐树遗址是距今5300年前后经过精心选址的都邑性聚落遗址，从遗址的地理位置、规模、文化内涵分析，是迄今为止在黄河流域发现的仰韶文化中晚期规模最大的核心聚落，以双槐树遗址为代表的郑洛地区这一聚落群的发现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终评会评委、四川大学文科讲席教授李水城点评说：“在仰韶文化的晚期阶段，社会已经复杂化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双槐树遗址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案例。”[2]
距今3300年左右的河南安阳商代晚期都城殷墟遗址的考古发掘，证实了《史记》等文献记载的晚商史。以此为基点，考古学家推定郑州商城等为商代早期都城遗址，偃师二里头为夏代晚期都城遗址，二里头文化为晚期夏文化。在夏代早期前后，黄河中游还存在山西襄汾陶寺、陕西延安芦山峁和神木石峁等多处数百万平方米的地区性中心聚落，河南、山东等地也出现了许多数十万平方米的古城，这些为我们进一步探索五帝时代的历史提供了珍贵资料。
3.丰富了历史内涵
在郑州近百年的考古发现中,“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郑州占据4项，“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有16项，有3项成果入选“全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在全国城市中无有比肩者。郑州考古重大发现的最重要特点填补了考古和历史的空白，每次考古发现都令人耳目一新，都拓展了人们对中华文明的新认知。从最初的荥阳织机洞遗址巨厚的地层堆积与多层石器文化的发现，到郑州老奶奶庙遗址为代表的嵩山东南麓旧石器地点群填补了过去中原地区以及东亚大陆这一阶段旧石器文化发现的空白，新密李家沟旧石器——新石器过渡阶段遗址首次发现了旧石器晚期至新石器时代早期多个地层的堆积，解决了华北地区这两个时代交替的缺陷问题，尤其是遗址内出现的大型石器和就地取材的大石块，以及陶器的出现，揭示了人们居住、取食、制作等生活方式的新变化。
李家沟遗址新石器时代早期的石块聚集区/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新郑裴李岗新石器时代遗址和新郑唐户遗址的农业已渡过刀耕火种的时代，进入比较发达的阶段。郑州西山仰韶文化城遗址首次发现了五干年前人们建造的城池，这是当时国内发现的时代最早、建筑技术最为先进的早期城址，在中国古代建筑发展史上，是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新密古城寨龙山时代古城首次发现了大型成组的廊庑式建筑夯土基址遗存，这一组建筑的发现，在我国古代宫殿建筑史乃至文明史的研究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登封王城岗龙山文化遗址首次发掘到与史册所载的“禹都阳城”相呼应的夏代文化城址，开启了探索夏王朝文明的道路。新密新砦龙山文化遗址首次发掘到晚于“龙山文化”早于“二里头文化”的“新砦期”文化城址，填补了“龙山文化”与“二里头文化”中间的缺环。郑州大师姑夏代城址首次发现夏代二里头时期文化城址，为研究夏代方国与社会结构，探讨夏代晚期夏商文化关系、夏商交替年代提供了珍贵的资料。“新郑望京楼夏商城遗址”首次发现“二里岗文化城池”相套“二里头文化城池”的城套城遗存，对于探讨二里头文化晚期与二里岗文化早期两种文化更替、分界及早期中国城池建制、布局具有重要意义。“郑州东赵遗址”首次在同一地点发现了新砦时期城、二里头时期城、商代早期大型建筑夯土基址、西周时期城等遗存，构成自夏至西周清楚完整的年代序列，对于研究河南龙山文化向二里头文化的变迁、二里头文化与夏商文化及郑州商城关系、西周初年管国的探索等学术问题都具有重要意义。
西山遗址西北隅城墙和外围壕沟/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上述的这些考古大发现提供了中国先人创造的灿烂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新实物，形成了人们对中国上古时代文明的新认知和新概念，建立了中国上古史的新坐标，为重构中华早期文明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4.活化了历史场景
考古工作是一项重要文化事业，也是一项具有重大社会政治意义的工作。郑州以中华文明探源研究为引领而取得的一系列考古研究成果，为批判历史虚无主义、保证国家政治安全、坚定民族文化自信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郑州地区丰富的考古发现，生动展示了一个远古时代古人生产生活的历史场景，让公众对远古时代的生活场景不再只靠想象，而是触手可及，通过对古代遗址和古代器物的发掘，可以从这些方面探索当时社会、经济和生活方面的情况，从而弥补史料的不足。特别是对于那些缺少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要了解那时的情况，考古工作就更加重要。
曾在地底沉睡千年的文物，在考古出土后，已经成为各大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郑州商城国家遗址公园、郑韩故城国家遗址公园、郑州大河村国家遗址公园和众多的生态文化遗址公园的建设和开放，迎来如潮游客，成为今人感知文明、赓续文脉的桥梁和纽带，成为文物部门向社会公众宣传文明探源成果的主要窗口，成为考古遗址保护和服务社会公众的重要文化设施，成为教育和文化旅游部门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研学旅游的重要场所，在推动文明探源成果宣传普及推广、服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所以这些都离不开考古研发掘的成果。
注释：
[1]阎铁成：《中华文明形成中的中原贡献》，《黄河·黄土·黄种人》2022年24期。
[2]赵晓霞：《再看十大考古新发现》，《人民日报（海外版）》2021年4月19日。
（来源：《古都郑州》2024年3期总第7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