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补课游击队

早上送闺女去课外班，又去了一个新的地方。

从放暑假到现在，课外班前后延迟了四五次，调整了几个上课地点。

什么时候上课？在哪个地方上课？都需要家长及时关注群通知，老师会随时公告，然后一一回复：收到。

10天的课程，硬生生分成三次才上完，随时都会接到通知：因为特殊原因，课先暂停，何时复课，请家长关注群通知……

一个课外班，搞得像游击队，站岗放哨偷偷摸摸。

咋回事儿啊？！

1990年，黄宏和宋丹丹在春晚舞台上演了一出《超生游击队》。

宋丹丹挺着五个月的孕肚，跟着丈夫颠沛流离，给孩子取名“海南岛”“吐鲁番”“少林寺”。那句“据我观察，没发现敌情”，让全国观众笑了三十年。

有几个梗估计现在很多80后都还耳熟能详，比如"据我观察，没发现敌情"，"他进我退，他退我追，他驻我扰，他疲我生"，"我们这特点就是走一道，生一路，走一站，生一户"。

这个具有强烈讽刺意味和荒诞场景的小品，到现在生育屡破新低的社会里看，多了一分“报应不爽”的悲凉。

我看过一个被曝光的执法画面，一幅现实荒诞剧：

郑州管城区某个居民楼里，执法人员的脚步声逼近，教室里的灯瞬间熄灭，老师慌乱地把门锁死。

半晌，门开了，面对询问，老师还在嘴硬：“我们在搞自习托管。”

旁边的小学生却脱口而出：“我们在学新概念英语。”

最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新东方富田教学点——7月20日，当执法人员敲开313教室的门时，里面的第一反应不是迎接，而是关灯、锁门。

被查获时，老师正拿着教案讲《圆锥的体积》，却坚称是在做“学习机答疑”。直到学生一句大实话拆台，真相才大白。

当年嘲笑“超生游击队”为了躲避罚款而东躲西藏，如今课外培训也陷入了类似的窘境。家长成了“侦察兵”，机构成了“地下党”，补课成了“打游击”。只不过，当年躲的是计生办，如今躲的是教育局。

三十多年前，人们为了生娃东躲西藏；三十多年后，家长为了补课昼伏夜出。

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只是这一次，主角从“超生游击队”变成了“补课游击队”。

只不过，主角从80后的家长，变成了80后当家长。

根据郑州市教育局的数据，整个7月，全市出动1200多人次，排查了370多家各类机构，关停了42家“黑班”。

从双减到专项行动，官方真的是在很努力关注素质教育，也是认真想给孩子、家庭减负，明面上的机构压减了95%。

官方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好像“地下”补习班并无稍歇，甚至越打压越疯狂。

据我所知，中小学生不仅是常态化，而且越拉越昂贵，“暗考”这种词更是从四五年级就开始了。

不过，你看看今年的中招分数线，你也知道这个事儿，怪不得家长和机构：

根据今天上午发布的2026年郑州市区公办普通高中录取分数线及配套招录信息，市区普高最低录取控制线：401分，8.9万余人参加中考，8.7万余人报普高，计划录6.9万余人，约占普高报考人数的77.5%。

再看看今年这些四甲高中的录取分数线，卷成这个样了，家长和孩子，谁敢不努力呢？

2026年，河南高考报名人数136.7万，占全国十分之一。全省本科录取率不足48%，而省内仅有1所211大学，零所985。

我朋友的孩子，考到600多分，在河南排到几万名，想报个好学校，太难了！

中考分流了一大部分，高考又是地狱模式，河南娃娃，在这样的牌桌上，“减负”就是一种奢侈的劝导。

正如清华大学学者曾做过的博弈模型分析：当所有人都不补课时，大家效用最高；但只要有一个人开始补课抢跑，其他人就必须跟进，否则就会掉队。最终，大家都补课，排名没变，钱包却空了，陷入了典型的“囚徒困境”。

我作为孩子家长，实在是不想参与这种无聊内卷游戏，小学基本上每个假期都带娃天南海北的玩儿，经常受到同学家长的质疑：你们每个周末、假期都这么玩儿？孩子学习咋办？

咋办？凉拌呗！

能考啥就上啥，实在不行就上私立呗。

但现在，我也被卷的受不了，被动报了一门课……

我一直没想明白，补课到底是应该还是不应该？

当然，清华大学教授搞不明白的问题，我一个普通人，更搞不明白这种“囚徒困境”。

但我感受到了一个现实，双减之后，“合法”的补习班少了很多，地下补习班并没减少，反而更昂贵。

政策打压消灭了合法的平价供给，却没能消灭需求。结果就是“风浪越大，鱼越贵”。

过去是大班，现在成了小班课；过去小班课，现在成了悄悄在家的“私教”；过去一节课一两百，现在一节课三四百。

据说初中、高中更吓人，补课时薪都要四五百，一次课千儿八百很常见。

我一个朋友算了，光是给孩子高中的补课，就花了一二十万。

这到底是图啥啊？

另外，很多补习班不仅承担着“补课”的重任，很多时候也是“托管所”。

孩儿们放了暑假，但家长可没有假期，半大小子在家没人看管，那可不仅是“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万一出点儿安全问题呢？

所以，补课班看似是去上课，也是把孩子花钱找人看管，顺便做个作业而已。

对于许多家长来说，补习班某种程度上充当了“昂贵的保姆”。

再回头看黄宏的小品，当年的“超生”是为了传宗接代和养儿防老，是在严苛的计生政策下的无奈之举。

如今的“超补”，是为了在河南百万考生中争一个本科名额，是在“双减”高压下的生存策略。

这两个动作，再过个20年，到底是不是一样荒诞可笑呢？

我真的不知道。

教育的本质在猫鼠游戏中逐渐异化。这种荒诞的轮回，不仅消解了政策的严肃性，更透支了社会的信任成本。

当学习变成了一场需要隐蔽的“敌后工作”，焦虑并未消失，只是换了一种更扭曲的方式蔓延，最终买单的还是那些在夹缝中求生的孩子和家庭。

作为一个家长，当然希望孩子有光明远大的未来。但我也很清楚地认识到，现行的社会规则里，“筛选”远大于“培养”，“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对很多家庭都是正确的废话。

没人希望自己成为扫大街的状元，只希望成为高考状元。

我倒不是说上大学就比扫大街高贵，只是觉得，如果评价体系的指挥棒不变，如果优质教育资源的蛋糕不做得更大，如果社会的兜底机制不完善，那么无论打击力度多大，这支“补课游击队”或许永远无法解散。

毕竟，对于在独木桥上狂奔的人来说，停下脚步，就意味着坠入深渊。这无关乎愚昧，只关乎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