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全民基本收入助推共同富裕:理论检视与中国语境
高景柱
(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天津300387)
摘要: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如何构建一套让技术进步的红利公平惠及全民的制度体系，已成为实现共同富裕过程中亟需解决的难题。全民基本收入对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具有积极意义，它能够奠定起点公平，增强处境较差者的能力，构建一种高效的再分配机制，应对技术性失业。作为一种创新性的制度安排，全民基本收入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弥补现有社会保障体系的某些不足，而不是试图取代现有的社会保障体系。虽然全民基本收入有益于共同富裕的实现，但是在实践中还面临财政可行性、制度转型和社会适应性等问题，为此需要与现有社会保障项目、税收制度等进行协调。
关键词:共同富裕;全民基本收入;社会保障
中图分类号:D08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26－01－02
作者简介:高景柱(1980－)，男，安徽涡阳人，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当代政治哲学。
基金项目:中宣部“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资助项目“当代政治思想中的爱国主义理论研究”(项目编号:2021QNYC011)。
网络首发时间：2026-07-29 09:51:37 网络首发地址 https://link.cnki.net/urlid/41.1027.C.20260728.1442.006
一、引言
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发展阶段的重大历史任务。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1］(P22)。2020年底，我国虽然消除了绝对贫困，为实现共同富裕打下了基础，但仍然存在相对贫困、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问题，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群体之间的收入和财富差距依旧明显，这些问题是共同富裕道路上面临的重要挑战。如今，以人工智能、大数据、自动化等技术为代表的第四次产业革命正深刻影响着全球产业链格局，但它们在提升效率、增加财富总量的同时也引发了新的问题，随着智能技术、机器人替代等逐渐取代越来越多的岗位，其对就业市场的冲击是否会扩大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总体来看，技术性失业可能带来两个直接后果:一是很多劳动者因为技能不匹配，在转型过程中会经历阵痛，面临收入下降或失业风险;二是资本所有者凭借着对技术和生产资料的垄断，进一步拉大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因此，传统的社会保障体系和收入调节政策也必须与时俱进，如何构建一套能够妥善应对技术性失业、让技术进步的红利更公平地惠及全民的制度体系，成为共同富裕道路上需要解决的难题。
在此背景下，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这一比较超前的理念再次引发了人们的关注。全民基本收入主张“定期(例如每个月)无条件向个人支付的一笔适当金额”［2］(P9)。也即政府定期给每个社会成员发放一笔现金，不附加任何条件。这样做可以确保所有社会成员都能拥有基本的生活保障和尊严，使个体有更多的自主性去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全民基本收入的概念可以追溯到空想社会主义者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此后，从18世纪末托马斯·潘恩的《土地正义论》，到20世纪下半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负所得税”设想，再到当代哲学家菲利普·范·帕里斯(Philippe Van Parijs)为其所做的有力辩护，体现出全民基本收入的影响正在不断扩大。如今，全民基本收入已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公共话题。尤其是，它在西方思想界和政界罕见地得到了左派和右派的共同认可:“对‘左派’来说，适度丰厚的‘基本收入’有助于策略性地退出劳动力市场，并提高工人的议价能力。对‘右派’来说，更节省的转移支付可促进市场参与并削弱工资刚性。”［3］(P18)从全球实践来看，全民基本收入已不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芬兰、加拿大、韩国、肯尼亚等国都曾做过试点实验，美国阿拉斯加州也通过石油收入建立了一种类似的分红机制，这些尝试为我们评估全民基本收入的效果提供了参考。实践表明，它在减贫和鼓励创业等方面的确有积极作用，但同时也引发了关于财政压力、社会公平、工作积极性等问题的讨论。对于正致力于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的我国而言，全民基本收入是一个具有参考价值的理念。它促使我们思考，我们能否在未来建立起一种既能够应对社会风险，又能让发展成果更公平共享的包容性制度?因此，本文打算从全民基本收入的视角出发探讨共同富裕问题。
二、全民基本收入与共同富裕的内涵及其内在关联性
当我们从全民基本收入的视角来分析共同富裕问题时，首先应当分析全民基本收入、共同富裕的内涵及二者之间的关联性。
全民基本收入也被称为基本收入、无条件基本收入、公民收入、社会红利、公民基本收入等。不少学者都曾阐述了全民基本收入的内涵，例如，帕里斯认为无条件性是全民基本收入的核心特征，“基本收入的无条件性体现在更多方面。基本收入是严格的个人权利，与家庭状况无关;基本收入通常具有普遍性，不存在收入审查或经济状况审查;基本收入是无义务的，不要求受益人必须工作或证明自己有工作意愿”［4］(P8－9)。不过，全民基本收入在某些方面也是有条件的，例如，领取者“必须是财政居民，而不是永久居民或公民。这种界定不包括游客及各类旅行者、非法移民和超国家机构的外交官及雇员，他们不缴纳当地个人所得税。这种界定也不包括监狱服刑人员，他们的维护成本已经超过了基本收入，但他们从离开监狱的一刻起就开始享有基本收入”［4］(P10)。曾担任基本收入地球网络联合主席的卡尔·维德奎斯特(Karl Widerquist)重点论述了全民基本收入的五个核心特征，即定期、以现金形式发放、个人、全民、无条件［5］(P10)，其中，“定期”意味着全民基本收入与一次性补助不同，它是按月或星期等进行发放的，“以现金形式发放”意味着全民基本收入不是以实物形式发放，个人可以决定将现金用于购买任何东西，“个人”意味着全民基本收入是直接支付给个人的，而不是支付给家庭的，“全民”意味着全民基本收入是支付给某个政治共同体的每个社会成员，而不要求进行经济状况调查，“无条件”意味着全民基本收入不会附带任何工作要求。总的来说，全民基本收入一般是指由公共财政出钱，定期给所有公民发放现金，发钱时不需要满足任何条件。它的核心特点是不设门槛、覆盖所有人、直接发给个人，并且是现金形式。
全民基本收入理念的初衷不是鼓励社会成员无所事事，而是致力于实现以下目标: 其一，保障个人的基本生存与尊严，全民基本收入确保每个社会成员，无论其家庭背景、经济状况、就业状态等因素如何，都能拿到这笔保障基本生活的钱。它为人格的独立和尊严提供了物质基础，简言之，全民基本收入被视为一种不需要任何资格审查的基本公民权利;其二，赋予个人真实的自由，全民基本收入通过为个人提供经济安全网，使个人不用被“只为糊口而工作”绑住手脚，能在教育、职业、家庭生活等方面做出自主选择;其三，它也是一种社会分红。我们可以把它看作大家对依靠自然资源、科技进步等因素积累起来的社会财富的一种共享。社会繁荣不是由某一代人单独创造的，而是靠一代代人共同努力的结果，所以所有人都有资格从这些集体财富中受益。
共同富裕的核心是在高质量发展中创造的成果应由全体人民共享。“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我们说的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6］(P142)共同富裕是一个由“共同”和“富裕”构成的复合词，其中“共同”意味着富裕不是只有少数人能拥有，而是全体人民都能享有的富裕。但这不等于说所有人必须在同一时间、完全步调一致地实现富裕。“富裕”不仅仅是指物质上的丰裕，还包括精神层面的充实。共同富裕的目标不是资本主义中资本无限扩张、贫富悬殊加剧那种模式，而是要实现发展成果被全体社会成员普遍共享。共同富裕的实现必须以高度发展的生产力和社会财富的极大丰富为前提，没有雄厚的物质基础，共享则成了无源之水。改革开放以来，公有制经济和民营经济等各类市场主体在创造社会财富、激发经济活力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是夯实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的重要力量。共同富裕意味着我们需要转变发展方式，从以前的单纯追求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转向创新驱动、绿色低碳、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需要通过系统性的制度安排来调节分配关系，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三次分配问题。其中，在第一次分配中，我们既要坚持按贡献分配以激励劳动和创造，也要通过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提高劳动报酬占比等方式，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构建一种“橄榄型”的分配结构。在第二次分配中，政府通过税收、转移支付等手段，对初次分配中的差距进行有效调节，重点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的民生建设，确保所有公民的基本生活获得保障，守住社会公平的底线。“共同富裕的要义是让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强调发展的公平性。让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是共同富裕的核心内涵。”［7］政府还鼓励社会力量通过慈善、捐赠、志愿服务等第三次分配方式，弥补前两次分配中的不足，弘扬“先富帮后富”的社会风尚。
全民基本收入与共同富裕之间有不少相通之处，这使我们可以从全民基本收入的角度去思考共同富裕问题。二者之间的相通之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全民基本收入和共同富裕都秉承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重视保障每个人的基本生存和尊严。自2017年起，一个名为“直接捐赠”的非赢利组织在肯尼亚数十个村庄开展了一项涉及1万多人的大型全民基本收入项目，该项目至少持续12年，该项目的官网报告显示，“受益者获得了更可靠的食物保障，心理健康状况有所改善，家庭暴力有所减少，更有能力支付医疗费用，对住房和创收资产(如牲畜)的投资有所增加”［5］(P110)。在保障生存方面，共同富裕强调通过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目的是让所有人具备摆脱贫困的条件，“基础性民生建设对于扩大民生保障体系、提高民生效能和促进共同富裕都具有重要意义”［8］。全民基本收入则更直接地为人的生存和尊严设计了一张安全网。因为它不需要任何附加条件，所以无论遇到技术性失业、工作不稳定还是经济下行，每个人都能得到维持基本生活的保障，这从制度层面为共同富裕提供了支持。在维护人的尊严层面，共同富裕强调物质和精神都富足，也就是说，既要满足物质需求，也要让人活得有尊严、精神充实。传统的福利救助往往附带严格条件，比如收入审查，这容易让受助者产生一种“被施舍”的感觉。全民基本收入不会给受帮助者带来这种感觉，因为它的个体性与普惠性使其从起初的一种需要证明自身贫困的补偿，转变为一种以公民身份为基础的社会权利。这样就把救助转化成对每个人的平等尊重，更好地维护了个人尊严，与共同富裕所追求的精神富裕非常契合。
二是全民基本收入和共同富裕都要面对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它们都需正视技术革命这把“双刃剑”，既把它看作机遇，也把它看作是必须应对的难题。技术革命带来的财富为两者的实现奠定了物质基础。一方面，人工智能和自动化能够高效地创造大量财富，这为实现高水平的全民基本收入提供了可能，也让共同富裕所期待的社会财富更加可观。全民基本收入有助于让所有社会成员公平分享技术红利，防止财富过度集中在少数人或技术拥有者手中。另一方面，全民基本收入和共同富裕也要共同应对技术带来的就业冲击和分配不均。自动化可能引发大规模失业，加剧贫富差距，直接冲击共同富裕目标。在当前就业形态多样化、失业风险加大的背景下，传统以正规就业为基础的社会保障体系正面临挑战。全民基本收入具有普惠性，无论有无工作、从事什么工作，人人都能获得一份基本收入，这有助于在高速发展中保持社会平稳，这正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前提。所以说，第四次产业革命不仅以其所带来的冲击凸显了全民基本收入和共同富裕作为应对策略的必要性，也以其所带来的巨额财富为全民基本收入和共同富裕的实现奠定基础。
三、全民基本收入对缩小贫富差距的积极意义
在迈向共同富裕的征程中，如何缩小贫富差距是实现共同富裕这一目标的核心挑战，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也是区别于西方现代化的显著标志。西方现代化的最大弊端，就是以资本为中心而不是以人民为中心，追求资本利益最大化而不是服务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导致贫富差距大、两极分化严重”［9］(P77)。贫富差距体现在收入与财富的悬殊上，反映了机会不平等、发展能力不均等的结构性矛盾。“我国在共同富裕建设上可以在小范围内开展无条件基本收入试点，从中总结经验，开展适合中国的理论和政策研究。”［10］全民基本收入是一种向所有社会成员无条件发放现金收入的制度构想，对于缩小贫富差距具有积极意义。
首先，全民基本收入能够奠定起点公平，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个人所属的家庭背景通常对个人的发展轨迹具有重要影响，贫困往往呈现出代际传递的特征。全民基本收入通过建立基于公民身份之上的普惠性分配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家庭经济状况对个人发展的影响。全民基本收入为每个公民提供平等的经济起点，相当于在社会层面建立了一种财富初始分配的补偿机制。这种补偿不是简单地修正结果，而是对起点的主动干预。对于出生于处境较差家庭的儿童来说，这笔收入能够改善其早期的发展环境，“资源是人们实现其人生计划的基本条件，缺乏基本资源意味着人们无法推进他们的人生计划，过上更为自主的生活，甚至将人们从某种生活的自主开展者下降为社会福利的被动接受者。”［11］全民基本收入通过提升家庭的可支配收入，为家庭背景较差的儿童创造了与其他群体更为接近的成长条件。
贫困代际传递的另一个重要机制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代际差异。低收入家庭通常受到资金的制约，很难为子女提供充足的教育资源，导致其人力资本积累不足，易于陷入“低收入－低投资－低收入”的恶性循环。全民基本收入通过提供稳定的现金，有助于打破这一循环。从家庭层面看，这笔钱可以让家长更放心地把资源投入到孩子的教育上，弥补原来因经济限制而跟不上的一部分差距。尤其在知识经济时代，青少年时期的教育差距往往会被放大成将来收入的巨大差别。全民基本收入通过支持教育公平，也是在推动机会公平。从宏观层面来看，倘若更多孩子都能获得充分发展的机会，整个社会的人力资本水平就会提升。
其次，全民基本收入能够提高处境较差者的能力，改善初次分配的格局。贫富差距不仅存在于再分配后的结果中，也存在于市场初次分配的过程之中。全民基本收入通过增强处境较差者的经济地位和议价能力，能够对初次分配环节产生调节作用。“全民基本收入最大的优势是赋予工人或找工作的人目前所没有的议价能力，从而带来工作世界的革命。”［12］(P139)在缺乏社会保障的环境下，劳动者，尤其是低技能劳动者，往往为了维持生存而被迫接受低工资以及较差的工作环境。全民基本收入为劳动者提供了重要的经济退路。当基本生存不再完全依赖于某份特定工作时，劳动者便获得了拒绝不公平雇佣条件的底气和能力。这将促使雇主为了吸引劳动力而不得不改善工作环境、提高工资待遇，从而改善底层劳动者的经济地位。
贫富差距的另一个关键原因是不同群体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能力差异。全民基本收入使低收入者有可能将资源用于技能培训、继续教育或学习新知识，而不是全部用于当下的生活消费。“无条件基本收入将特别为年轻人提供强力支持。……基本收入将有助于长期贫困的人口，但也适用于成千上万名发现自己三不五时就需要援助的族群。”［13］(P228)在传统模式下，处境较差者往往因风险承受能力弱而不敢尝试新的经济活动。全民基本收入通过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可能会降低创业失败的风险，使更多人愿意尝试小规模创业或从事自由职业。全民基本收入也认可非市场化劳动的价值，能够促进性别正义。目前，那些主要由女性承担的大量无偿的家务劳动、育儿和老人照料工作虽然对社会的再生产至关重要，但是在传统的以市场收入为核心的衡量体系下，其价值遭到了低估。全民基本收入以个人为发放单位，不区分就业状态，实际上是对非市场化工作的一种社会认可和经济补偿。这有助于提升承担家庭照料责任者(大多数为女性)的经济独立性和社会地位，缩小性别间的经济差距。
再次，全民基本收入是一种高效的再分配方式，能让社会成员公平共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传统的再分配方式往往依靠复杂的审核和资格认定，不仅管理成本高，有时资源还不一定能给到最需要的人。全民基本收入简化了这个过程，其做法是先给所有公民发放一笔相同的现金，然后通过累进税进行调节。那些收入较高的人通过纳税，实际上返还了部分甚至全部的基本收入，而经济状况较差的人不需要交税，能够完全享受这笔支持。这种设计的好处很明显:人人都可以获得现金收入的发放方式，保证了每个人都能分享到发展带来的好处，更加公平;而通过税收进行的调节又能让资源更精准地流向最需要帮助的群体。
全民基本收入实质上是一种社会成员共享发展成果的机制，“基本收入制度从社会成员对资源与财富的共享出发，面向所有社会成员，以独立自然人为对象予以无差别的发放，强调发放对象的无差别性和普遍覆盖性，是一项具有普惠性质的福利制度。”［14］全民基本收入强调社会成员要共享技术红利与集体资产收益。目前，随着自动化和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其在创造巨大财富的同时，既使得资本回报率超过劳动回报率，也使得财富主要集中于资本所有者手中。全民基本收入是一种社会分红机制，其所需资金可部分源自对技术红利或自然资源等集体资产征收的税收。这使得技术进步和集体积累的财富能够有益于全体社会成员。在此以美国“阿拉斯加红利”为例，1982年以来，阿拉斯加州向其所有居民发放永久基金分红，这项红利的资金来源于依靠该州石油收入成立的阿拉斯加永久基金(APF)的投资收益［5］(P125)。阿拉斯加州永久基金分红已经运行了40余年，它的实践表明，将公共资源收益以现金的形式分配给所有社会成员，有利于缓解因资源禀赋带来的分配不公，促进社会和谐与稳定。
最后，全民基本收入能够增强社会的活力和稳定性。目前人工智能发展迅速，技术性失业可能会进一步拉大贫富差距。全民基本收入的价值在于，它能够在技术变革冲击就业时起到一种缓冲作用，成为一种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稳定机制。如今，自动化和人工智能不仅取代了大量劳动岗位，一些复杂的脑力劳动也受到影响。这种变化可能导致失业人数增加，特别是对那些中等技能岗位的冲击会更为明显。结果往往是技术精英和资本所有者赚得盆满钵满，而普通劳动者却要面对工作不稳定、收入起伏、工作条件变差等风险。这样一来，技术带来的收益分配就出现了不平衡，这种由技术拉大造成的收入差距成为贫富分化加剧的一个突出因素。全民基本收入可以为正面应对该挑战提供一种解决之道，“在社会转型过程中，通过全民基本收入来解决‘无分之人’的基本生活问题，确保其获得社会权利，增加政治共同体的公共性，是稳定维持、加强巩固政治共同体的关键。”［15］具体来看，全民基本收入能够为受技术冲击的劳动者提供一种缓冲空间。比如，在他们培训、寻找新工作的过渡期，这笔收入可以保障基本生活，让他们有更多的选择和尝试机会。全民基本收入也有助于推动各地区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倘若中央能发放全国统一标准的全民基本收入，落后地区居民的收入将明显提高，区域间的收入差距也有望缩小。比起单纯提供物资或服务，这笔稳定的现金更能带动当地的消费，为区域平衡发展注入动力，这是实物援助难以达到的效果。
四、全民基本收入对社会保障体系的补充作用
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进程中，构建更加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具有重要意义。作为一种创新性的制度安排，全民基本收入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弥补现有社会保障体系的某些不足，而不是试图取代现有的社会保障体系。
第一，全民基本收入有助于扩展社会保障的覆盖范围。我国现有社会保障体系经过多年发展，已建立包括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在内的社会保险制度，以及以低收入家庭等为对象的社会救助制度，但是在实际运行中仍存在一定盲区。全民基本收入的引入能够实现更加全面的社会保障覆盖。传统社会保障体系主要建立在标准的劳动关系基础之上，与正规就业紧密挂钩，然而，随着经济数字化转型加速，新型就业形态不断涌现。“由于第四次工业革命，工作岗位减少，标准的雇佣关系逐步瓦解，建立在雇佣关系之上的传统社会保险制度已无法再为逐渐扩大的低收入和收入不稳定的劳动者群体提供保障。”［16］目前，我国的灵活就业人员已经达到2亿人以上，这些劳动者通常处于传统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范围之外。全民基本收入以公民身份为基础，不会区分社会成员的就业形态，而是向所有社会成员发放统一的基本收入。全民基本收入的这种做法使得无论是传统的产业工人，抑或灵活就业人员，都能够获得基本的收入保障。全民基本收入能够为暂时失业者等人员提供有效支持。当经济结构被调整和技术升级换代时，相较于以往而言，劳动者更换工作的频率将会增加，在传统社会中某人终其一生都在从事某一种职业的现象也会减少。全民基本收入提供的稳定现金收入，可以帮助劳动者在找工作的期间也能维持基本生活，这种保障对于促进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有重要意义。
全民基本收入能够不断缩小区域间的差异，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我国地域广阔，人口众多，不同地方的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水平差别较大。过去，像实物补贴或公共服务这类保障的水平，往往与地方的财力挂钩。这就导致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保障水平偏低，而部分沿海发达地区已经开始了共同富裕的试点。全民基本收入采取全国统一的现金发放方式，有助于在全国范围确立一个相对一致的保障底线，同时允许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再增加补充保障。全民基本收入还能绕过资格认定的难题，真正实现“该保尽保”。过去很多保障措施需要靠家庭经济状况调查来确定谁能享受，虽然目标是想精准帮扶，但在实际操作中，有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可能因为手续复杂、贪腐等原因被漏掉，而有些不符合条件的人反而获得了保障。全民基本收入通过取消资格认定环节，能够避免上述问题的出现，“促进了消费的自由化，允许人们选择如何处理他们应得的份额。这样做避免了传统福利政策的家长制作风，因为传统福利政策往往要求贫困人群将个人生活状况展示出来以证明自己需要帮助”［12］(P101)。从实际层面而言，全民基本收入可以与现有的身份信息系统相结合，实现基本收入的自动发放、定时发放，不会侵犯受益者的隐私，使社会保障真正成为公民的社会权利。
第二，全民基本收入可以提升社会保障体系的运行效率。社会保障体系的运行效率会直接影响其效果的发挥。作为一种人人可及的民生制度，全民基本收入通过简化程序，能够有效提升社会保障体系的运行效率。传统的社会保障项目包括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等，需要依靠复杂的资格审核、资金发放和监督体系等内容，聘用大量的工作人员。譬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运行涉及家庭经济状况调查、层层审批、动态管理等环节，政府需要为此投入一定的行政资源，建立相应的管理机关和经办机构。盖伊·斯坦丁(Guy Standing)曾言，西方一些国家在提供针对民众的社会救助时通常会进行财力调查，不过，“财力调查的应用会衍生高成本，包括行政成本与申请人必须承担的成本，因为申请人必须往返审核津贴的单位、等待、排队、填写冗长的表格、准备其他证明文件等，这些都很花时间，而且经常要花钱”［2］(P204)。全民基本收入精简了发放流程，将管理的重心置于身份认证和资金发放环节。显然，这种简单明了的做法能够提升运行效率。现金能够更快、全额地发到每个人手里，这样也避免了很多因为资格认定而产生的矛盾和不信任，也提高了制度的公信力。全民基本收入还能让资源分配更合理，资金用得更高效，社会保障资源的配置效率直接影响保障效果。
全民基本收入通过现金转移支付形式，赋予受益者更大的自主空间，比起统一提供实物或服务，这种方式更能满足不同人的实际需要，也更加高效，“相比传统的社会保障，全民基本收入可以提高工作积极性。例如，在当前社保体制下，最低生活保障领取者往往对重新进入劳动力市场不太积极，因为他们再就业后赚取的工资达到一定金额后，就会被取消继续领取低保的资格”［17］。从宏观层面来看，全民基本收入能够有助于社会保障资源的整体优化配置。作为一种基础性的保障制度，全民基本收入为其他保障项目提供了基准线，有助于划定各保障项目的边界，避免保障重叠或空白。我们可以设想这样一种情况，即全民基本收入提供基础性的收入保障，而专项社会救助可以将其关注的焦点置于困难群体的特殊需求之上。全民基本收入还能够增强整个社会应对风险的能力。譬如，全民基本收入在面对经济不景气、就业形势不好等风险时具有较好的适应性。特别是在经济下行时期，全民基本收入可以像社会稳定器一样发挥作用。当传统社会保障项目因经济波动而面临压力时，全民基本收入能够为社会成员提供基础保障，防止因经济衰退导致的大规模贫困问题。
第三，全民基本收入能够优化社会保障功能。随着共同富裕进程的推进，社会保障体系的功能需要从传统的生存保障转向对社会成员能力的提升，全民基本收入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能够发挥促进作用。传统社会保障侧重于维持基本生存，而全民基本收入在保障基本生活的同时，还为个体发展提供了经济支持。稳定的基本收入使个人和家庭能够将更多的资源投向教育、培训和健康等领域，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对于低收入群体而言，基本收入提供的经济安全感尤为重要。对于劳动者而言，基本收入提供了职业发展的缓冲器，使其能够承担起技能提升和职业转型的风险。这种保障方式有助于提升个体的持续发展能力。全民基本收入可以促进社会流动性，优化资源配置，“基本收入的目的之一就是让普通男女有机会减少或中断有酬工作，有机会选择薪酬较低但更满意的工作，或有机会与雇主协商改善工作质量”［4］(P211)。当个人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时，个体在找工作、创业等方面将会拥有更大的自主性，这有助于促进人才资源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简单来说，全民基本收入能够帮助劳动者减少找工作时的一些限制。社会成员不用再像以往那样，因为担心社保衔接不好、待遇有变化，就被迫呆在某个地方或某个岗位上。相反，社会成员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和市场机会，做出自主选择。
全民基本收入有助于推动传统的社会保障体系向发展型的社会保障体系转变。传统的社会保障体系主要是在个人遇到困难时提供帮扶，而发展型社会保障则更注重预防贫困、提升人们参与社会的能力。全民基本收入正是这种发展型社会保障的重要一环，它通过增强个人的能力和底气，帮助社会成员更好地参与经济社会活动。其中，全民基本收入能够与其他社会保障项目形成一种互补关系，比如，它提供一份基础保障，而低保、临时救助、残疾人补贴等社会救助可以为特殊困难群体提供额外帮助，养老、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险重点应对与就业相关的风险。这种多层次、多样化的社会保障体系，既能满足不同需求，也能为实现共同富裕打下更扎实的基础。
五、将全民基本收入作为共同富裕的应对机制需要克服的难题
全民基本收入在理论上虽具有一定吸引力，但是在实践中也必然会遭遇财政压力、传统文化、现有保障体系等的冲突和难题。
其一，面临着财政负担可行性的难题，这个难题主要体现在资金来源的可行性、财政负担的长期压力等方面。全民基本收入需要不菲的成本，从国际经验来看，全民基本收入的资金筹措面临不少挑战，一方面，税收基础的有限性制约了其资金来源。在我国的税收体系中，增值税等间接税所占比重较大，直接税所占比重相对较低，而全民基本收入的实施需要以大规模的财政支出为前置性条件。即使按照较低标准发放全民基本收入，所需资金也将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相当比例，这可能会超出当前税收体系的承受能力，尤其是在人口规模较大的情况下;另一方面，征收专项税收的可行性是值得商榷的。虽然我们可以通过征收资源税、数据税等专项税来筹集资金，但是这些税种的收入不稳定，征收也不是那么容易。若税率过高，反而可能导致资本外移，导致税收不增反降，“全民基本收入无论是通过提高累进所得税还是增加新税种来筹资，对于中高收入群体、企业来说，都是一笔沉重的负担，如何说服他们接受全民基本收入的理念，还是一个艰巨的任务”［18］。同时，如何整合和利用现有的社会保障资金，也是一个关键问题。尽管理论上我们可以将部分的社会保障资金转变为全民基本收入的资金来源，但在实际操作中利益的重新分配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不同社会保障项目对应着不同的人群，待遇和筹资方式都不一样，要把它们整合到一套全民基本收入制度里，需要精细的设计，其中也必然面临诸多的利益协调难题。
全民基本收入的财政可持续性问题需要引起重视。首先，人口结构的变化将加大财政压力。随着人口老龄化，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支出将会增加，倘若全民基本收入政策被实施，将会形成双重的财政压力。不断加大的财政压力，可能会促使人们去思考，为何国家不将有限的财政资源直接用于救助残疾人、失业者等处境较差者，而是将其无条件地发放给社会成员呢?其次，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也应该受到重视。全民基本收入所需的资金属于刚性支出，一旦经济形势不好，就可能让财政缺口变得更大。尽管它能够增强社会的稳定性，但其所需的大量资金也可能影响财政政策的灵活性。这就要求政府建立一种缓冲机制，比如设立一个政策储备基金作为缓冲。最后，全民基本收入还可能带来一系列连锁反应，可能影响人们的工作意愿、消费习惯、存钱比例等因素，这些因素又会反过来影响经济增长、财政收入等内容。
其二，全民基本收入作为一种全新的制度安排能否被社会接受，直接决定了其实施的效果。我们应该关注全民基本收入的无条件性与我国长期形成的工作伦理、分配观念之间有可能存在的冲突。一方面，主流的工作伦理可能需要调整。有学者曾言，“对中国而言，传统价值观在家庭责任、自力更生和道德要求方面的影响仍很强，‘不劳动者不得食’‘劳动光荣’等可视为中国式工作伦理”［19］。在我国的文化传统中，自食其力、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价值观念自古以来就备受推崇，并且早已深入人心。全民基本收入的主要目标主要是让大家的生活更有保障和安全感，但这一政策也容易引发争议，比如它被认为助长懒惰、削弱工作动力，甚至淡化工作与收入之间的联系。要缓解这些担忧，我们需要通过更广泛和深入的公共讨论，帮助大众理解政策设计的初衷以及其中隐含的深层考虑;另一方面，全民基本收入实行人人等额发放的方式，如何与传统中按劳分配的观念协调一致?全民基本收入不是在质疑和抛弃贡献原则，而是着眼于保障基本生存权，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尽管这一制度在形式上具有明显的平等特征，但我们也需要警惕，在实际执行中，它是否可能固化、甚至加剧现有的贫富差距。毕竟，倘若所有人都能获得同样的现金补贴，所有人的财富总量都会相应增加，富人依然富裕，穷人依然处于弱势地位，人们所处的相对位置并没有变。
全民基本收入的实施将会改变现有的利益分配格局，不同人群的反应可能很不一样。比如我国城乡之间、东西部之间的发展是不平衡的，统一的发放标准在不同的地区带来的影响可能也不同。这就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如何通过设计区域化的调整机制，让全民基本收入在不同地区都能发挥应有的保障作用。同时，全民基本收入怎样与现有的城乡二元社会保障体系进行有效衔接?是采取统一的标准还是采取不同的标准?我们需要考虑城乡生活成本的差异和现有保障水平的差异，设计一些合理的过渡方案。我们需要平衡各群体的利益诉求，确保改革能够获得广泛支持。特别需要关注的是中等收入群体的感受，要避免让他们感觉自己在改革中只是纯粹的贡献者，从而影响其对政策的支持。全民基本收入也可能引发社会对福利水平不切实际的期待，这给政策的实施带来另一重挑战。因此，在制度设计之初我们需要明确全民基本收入的调整机制，防止形成过高且难以持续的福利预期。全民基本收入的实施可能会带动其他社会福利项目标准的相应提升，这就要求我们要通盘考虑各项社会福利制度，建立相互协调的机制。全民基本收入可能产生的经济效应也需要正确引导。例如，它可能抬高部分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带来通货膨胀，尤其是处境较差者所需的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了，反而会削弱全民基本收入的实际意义。
其三，从现有的社会保障体系向包括全民基本收入在内的新体系过渡的做法，将会遇到路径依赖、制度衔接的复杂性等转型难题。经过多年的发展和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已经相对成熟。引入全民基本收入意味着需要对既有体系进行全面改革，不少社会政策将会被整合或缩减，改革过程中难免会遇到阻力。其中一个难点是制度惯性难以打破。管理机构、参保人员等现行社会保障体系中的各利益相关方都已经适应了现行规则，对制度进行变革必然带来转型成本。比如说，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等部门都得调整职能和工作方式。另一方面，制度理念上也存在一定冲突。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障体系长期强调权利和义务要挂钩，而全民基本收入的无条件发放与此存在一定的冲突。要想在不破坏现有框架的情况下引入全民基本收入，就需要设计合理的过渡方案，尤其是要处理好全民基本收入与按劳分配原则之间的关系，避免伤害大家的积极性。在过去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中，我国已经投入大量的资源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开发信息管理系统、培训人员等，倘若全面转向全民基本收入制度，部分原有的投入将难以继续发挥作用。
虽然全民基本收入的理念看似简单，但实施过程并不简单，需要与现有社会保障项目、税收制度等进行协调。比如，全民基本收入与社会保障体系的衔接需要仔细设计，与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等的关系需要明晰，是试图替代它们、补充它们还是与之并存?不同的选择带来的结果自然不一样。全民基本收入的实施还需要配套推进税收制度改革，这涉及税率调整、征管机制的优化问题。比如，我们需要确定全民基本收入与个人所得税如何抵扣，如何设定合理的起征点和累进税率。它也要与劳动市场政策相协调，有可能会影响一部分人的就业意愿，甚至有可能被部分雇主利用来压低工资，这类风险必须提前防范。全民基本收入把个人视为平等分配的对象，这对政府的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比如政府要能准确识别合格的受益人并高效发放资金，这就需要完善人口信息管理系统和资金发放机制。在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背景下，如何准确界定和动态更新受益群体，也是一个实际问题。在经济现实和道德风险约束下，全民基本收入“是无差别地向全体国民发放，还是仅针对未成年人、失业者或老年人等特定群体。这事实上是全民等额发放和靶向型家计调查之间的矛盾。”［20］为了防止有人钻空子、产生道德风险，政府还需要加强监管，建立相应的核验和追回机制。
六、结语
总之，从全民基本收入视角探讨共同富裕问题时，既要关注其积极意义，也要考虑所面对的难题。全民基本收入对于实现共同富裕的积极意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它能够缩小贫富差距，例如，全民基本收入能够使人们拥有公平的起点，改善初次分配的格局，使社会成员可以共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增强社会活力;另一方面，它对传统的社会保障体系有一定的补充作用，譬如，全民基本收入能够扩展社会保障的覆盖范围，提升社会保障体系的运行效率，优化社会保障的功能。不过，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全民基本收入还存在财政可行性问题、主流的工作伦理是否需要调整、制度衔接的复杂性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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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师泽生)
来源：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6年第4期 第1-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