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中期，盘踞在安阳西南山区岭头村的国民党安阳县政府，消极抗日，积极反共。
1943年5月，国民党安阳县县长姚法普，率众投降日本侵略军。在这种情况下，我县西北山区共产党领导的安阳县民主政府的武装力量，配合太行五分区主力部队打垮了国民党县政府，解放了安阳五、七区人民。\此时不甘心失败的汉奸武平章、武新年等人勾结日伪军，策动了七区部分被我收编的原伪七区保安队人员叛变，打死我抗日民主政府区长郭桃康、李继敏等九位同志，制造了时震太行的“雪花洞惨案”。
一、七区人民得解放
雪花洞在安阳县马家乡岭头村东南双峰山上。解放前属于安阳县七区管辖。1937年11月，日本侵略军占领安阳后，国民党安阳县政府一千多人逃到西部山区，后来盘踞在岭头、沙井、龙洞一带。
1942年至1943年，安阳山区发生了严重的旱灾和虫灾，贫苦农民把野菜、树皮都吃光了，有的卖儿卖女，逃荒要饭，活活饿死。如岭头村南庄有20户就饿死25人，卖儿卖女9人，外出逃荒要饭的59人。王福山家有15口人，就饿死9人、外出逃生的4人。
盘踞在岭头一带的国民党安阳县政府和国民党四十军，以抗日为名，大量向群众要粮、要款、要物、拉伕、打人，使得民不聊生。到1943年5月间，国民党四十军，新五军投降了日军，国民党驻岭头的安阳县政府及其地方团队在县长姚法普的率领下也投降了日军。他们出卖了安阳同胞，挂起“红膏药旗”充当日伪汉奸，仍盘踞在岭头一带，统治那里的群众。
挣扎在生死线上的人民群众盼着共产党、八路军早日去解救他们。有的群众到林县找到我军要求去打汉奸县政府。
1943年5月，我抗日军政大学六分校袁子钦带领一部分学员，在我县地方武装配合下，向投降日军的汉奸，姚法普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发起进攻。战斗从拂晓打到早饭后，消灭了汉奸武装保安队五百多人，五、七区人民得解放。
为了开辟五、七区工作，在我军攻下岭头以后，安阳县抗日民主政府派柳林、孙铁锋、郭桃康、苏戈等同志到五、七区工作。并有三八五旅一部分武装到五、七区协助清剿残匪，安定社会秩序，建立政权、帮助群众生产自救。
五区区长苏戈带一些同志驻三仓，常到善应一带活动。以后就到马庄一带开辟五区工作。七区区长郭桃康开始在南堰、岭头等村工作。后到三仓村，组织起了十多人的民兵武装，同时深入群众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号召有粮出粮，有枪出枪，有人出人参加抗日。并借了几个富户的粮食分给贫苦农民，帮助群众度荒。农历六月初七下了雨，区政府派人去寻来菜籽，送往各村分给群众，让群众种菜度荒。
二、扩建区干队
七区抗日民主政府派杜国祯和指导员领导区干队。郭桃康同志在三仓村建立了七区政府后，就着手组织民兵、自卫队，并放粮仓饭开荒种菜，帮助群众度荒，得到了人民的拥护。
七区伪区长武平章（三仓村人）在七区解放后，带着家眷，在伪七区保安队长武日保保护下逃到鹤壁集，伪区保安队就解散了。
郭桃康到三仓以后，通过八路军中一个姓李的（林县横水区铁炉村人）介绍认识了武平章的叔伯兄弟武荣章。为了争取他抗日，郭桃康与他把解散了的伪区保安队的人员枪支都收拢起来，扩大我区干队武装，共计二、三十人，成为我区干队组成部分，武荣章任队长。后扩大到四个班。这时我区政府驻在东脑村，区干队驻东脑一个班，驻赵家一个班，驻岭头一个班，驻沙井一个班。武荣章是个名誉队长，不离家，派武新年为代理队长，班长都是原伪保安队人员。我党派去的区干队长杜国祯和区指导员在区干队做宣传教育、联系汇报工作。
三、区干队中被收编的保安队叛变
1943年农历7月间，投降日寇的国民党四十军、新五军和地方团队不甘心失败，乘日军扫荡根据地之机，疯狂向我五、七区反扑。
在这之前，代理区干队长武新年就暗中到鹤壁集找到伪区长武平章，伪队长武日保，又到梨林头村找到伪队长杜四只。他们秘密勾结，策划区干队叛变。然后武新年指令区干队第一班班长武来迷在赵家召开各班长会议，秘密告知各班准备往东投敌，接到通知，马上就走。驻沙井的四班长秦富贵因事没去参加会议，由副班长王计昌参加，回来向秦汇报。秦说：“武来迷是第一班，他走，咱跟着走！”就这样，在我七区区干队四个班中，被收编的伪保安队人员一夜之间全逃跑了。有的跑到化象，投降了日军，变成了伪七区汉奸保安队，队长仍是武日保和武新年。
在他们叛逃之时，驻赵家的那个班中的叛徒纪润保就想举枪打死杜国祯，被杜发现而没有得逞。杜国祯因此而提高了警惕，带领革命意志坚定的同志，回安林公路北面老解放区去了。
四、郭桃康等同志坚持斗争
区干队收编的伪保安队叛变投敌时，郭桃康区长正在沙井村常老建家楼上开会。原来林县东姚区区长李继民同志，得到敌人进攻解放区的消息后，就把东姚区干队暂时分散隐蔽。李区长带领通讯员付银贵、付银堂和事务长王道平三人，来到沙井村找郭桃康区长，共同研究如何坚持斗争。
郭桃康和李继民两位区长，得知区干队已叛变投敌的消息，马上带领两个区的干部战士共十二个同志转到阎家庄。他们了解到，北边赵家一带有敌人。阎家庄西山后、林县东屯村也有皇协军，就又转回沙井村，顺山沟经龙洞村，上南坡到林县西齐家村住下。他们又侦察到离他们不远的白象井有敌人，就又向东转移，通过王家辿、东齐家、圪针堰、赵家河，于8月11日到了雪花洞下边只有两户人家的东辿沟，一户是贫农康改明家，一户是富户王丑林家。郭桃康他们就到南山边康改明家的树下休息，把带来的面粉烙成饼分给大家当干粮。
这时从西山边走过来一个人名叫武王贵，他是三仓村人，是投敌叛变的代理区干队长武新年的亲侄儿，也是区干队员。他走到郭区长跟前编造说：“我和武和尚（又名武尚志，区干队员）去磊口出差，回到区上，区上没有人，听说区干队都往东投敌去了。就来找区部，又说：‘北边那个富户王丑林是他姐夫’”。他还去弄来小米和扁豆角做饭吃。这时天已黑了，郭区长叫武王贵去探听情况，并叫康改明把人带到雪花洞底沟南边瓦缸沟的一个石洞内，郭桃康区长对武王贵已有所警惕。他们走后，郭区长就派通讯员赵新法到龙尾岗村，一方面了解情况，一方面向群众做宣传工作。
五、雪花洞惨案
8月12日夜里，武王贵跑到三仓汉奸区长武平章那里去报告郭区长的去向。随后康某也跑到武平章这里来报信（据说有岭头一个放羊的也到三仓送信）。汉奸区长武平章得到郭区长活动的确切情况后，马上在他家里召集武日保、武新年、孟天生等人开会。武荣章也在场，研究如何围歼我区干部战士。并立即带领伪汉奸保安队连夜出发，武日保、武新年带一部分人从三仓到雪花洞包围北山、东山；孟天生带一部分人从化象上去包围龙尾岗北岭；赵值成带一部分人从岭头围沟上去包围东辿沟北岭；杜四只带一部分人从三仓到岭头东山树岭。这样叛徒和汉奸勾结起来，把我们两个区的十二名干部、战士包围起来。另一方面他们还让康改明在天明以后到洞内探听虚实，看我们的同志是否转移出去。
雪花洞底沟南边瓦缸沟石洞
8月12日天亮以后，康某果然来到洞里，见到李继民区长，他说：“外面没有情况”。李区长说：“外面没有情况，你就在洞里等到天黑与我们一块出去。”康某说：“要回家看看。”就急忙往外走。李区长拉住他的衣服，康硬是出去了。李区长见此情况说：“不好！他是叛徒！”并命令我们的同志往外突围，冲出去。当时付银堂和孟害的跟着康某就冲了出去，这时叛徒、汉奸就开了枪、康某高声喊：“我是康××不是八路军！”岭头的一个叛徒也喊：“不要打他，他是看庙的康某。”三仓一个叛徒名叫武体元，他与孟害的是亲戚，他看到孟害的冲了出来，也喊：“不要打他。”这样使付银堂乘机冲了出来，顺着东岸向南山坡跑出了敌人的包围圈，藏了起来。
敌人向我们的同志开火，我们只有四支步枪一支手枪，因寡不敌众，八位同志壮烈牺牲。
敌人看到牺牲的人中没有郭桃康区长，马上分头去追找。这时，藏起来的付银堂看到敌人走了，就大着胆子去找他哥哥付银贵。到了现场，他看到李继民区长等八人都被敌人杀害了。他哥哥付银贵的肠子都被打出来，但还没有死，银贵对弟弟说：“我活不成了，你不要管我，有叛徒，你快走吧！”付银堂只好顺着山沟跑回家、后又找到了部队。
郭桃康区长和通讯员赵新发在龙尾岗等到天明（8月13日）以后，有的群众对他们说：“北岭后有枪声”，当时郭区长说是我们的人。说话之间，北岭上有人往下跑，郭区长知道情况不好，就向村东跑去，被敌人发现追了过来。通讯员赵新发被他们村的伪队长赵值成带走，敌人集中力量追赶郭区长，边打边喊：“郭区长，你不要跑！”郭区长直往山下跑，边跑边撕身上的文件。敌人用枪打他，他用三八式步枪还击，并喊着：“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你们的脑筋坏了！”步枪子弹打完以后，郭区长把步枪砸坏继续用手枪还击，追赶他的两个叛徒是孟天生和纪润保。郭区长边打边跑，一直跑到石门村西沟小石洞内，顽强地用手枪还击敌人。当手枪子弹打完以后，郭区长把手枪拆散，又用石头砸坏。敌人集中火力射击，郭区长英勇牺牲，年仅24岁。
在这次惨案中，我九位同志壮烈牺牲，谱写了一曲气壮山河的赞歌！
五区区长苏戈在七区收编的伪保安队叛变时带领部分区干队员、干部从马庄一带撤到东脑村，后又撤到科泉以北抗日根据地。从此，五、七区又成为日伪汉奸的统治区。
六、叛徒、反革命的可耻下场
1944年下半年，我抗日军民粉碎了敌人的扫荡。七区西部，1945年1月再次解放。此时安林公路以南五、七区划归安汤县管辖。雪花洞惨案主犯日伪七区区长武平章在1945年鹤壁集第一次解放后被安汤县政府判处死刑，执行枪决。
惨案发生后，汉奸队长武日保与武荣章因争权夺利发生矛盾，武日保被武荣章打死，三仓村第二次解放时，武荣章逃往河北省，后被抓获，判处九年徒刑。
武王贵、武体元在1945年群众运动中被镇压。
纪润保混入我部队，后在马投涧大岷村被查出处决。
孟天生、武新年在解放汤阴时被处决。
武用喜、武付喜兄弟二人跟随武日保作恶多端也被镇压。
武来迷在1955年被我政府判处十几年徒刑。
秦富贵、王计昌原被判处死刑，因其在我部队作战有功，又改判为一年徒刑回村被管制。
这些叛徒汉奸都得到应得的下场。
七、郭桃康烈士生平事迹简介
郭桃康，山西省夏县禹王乡西赵村人，1919年农历3月生，排行第二。其父郭宝岩，家庭富裕。郭桃康自幼上学读书，学习刻苦，对同学热情友好。他堂弟郭治康比他小两岁，母亲死得比较早，郭桃康象对亲弟弟一样，在学习、生活等方面对他照顾非常周到，要求也很严格。
1934年郭桃康和郭治康都到夏县第一高小念书。此时日本侵略军已侵占我国东北三省，蒋介石推行不抵抗政策，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郭桃康虽然才十五岁，却有一片爱国之心，他给同学们讲岳飞如何抗金，关羽如何讲义气等故事，激发同学们的爱国热情。他对村上的穷苦老百姓和小伙伴也非常关心，经常帮助他们解决些生活上的困难。而对社会上的土豪劣绅、反动地主却恨之入骨。有一次他向家里要钱，要帮助经济上有困难的同学，家里不给那么多，他就给家里人闹，直到达到他的要求才罢休。他还不断向他家大人和同学家大人说：“我长大了，对社会上和家庭里的不公平的事，一律把它打掉！我们要建立公平合理的社会和家庭。”
郭桃康白天刻苦学习，晚上领着同学结队锻炼身体，谁要是隔一夜不去练武，他就给谁谈好长时间。他说：“要有一个好身体，必须经常练拳习武。”他练武有坚韧性，腰腿都炼得很有劲，双手倒立脚尖可挨着后脑勺。
他对国家大事很关心，经常看书看报，从民间和书报上了解山西各地的革命英雄人物和他们的革命事迹。特别是对晋南的革命人物嘉康杰、赵溪晨很钦佩，经常绘声绘色地宣传他们的革命事迹，并以英雄人物为尺度，来检查自己和要求同学。
1936年春天，郭桃康考入太原城内中学读书。此时反动军阀阎锡山推行反共政策，迫害、镇压进步学生和爱国人士，多次派警察到学校搜查。1936年冬，郭桃康和两个同学在一个地方烧文件，被反动警察发现，当场被捕。敌人把他们打得死去活来，他们三个人都说烧的不是文件，而是碎纸。敌人并不罢休，在数九寒天，把他们的衣服扒光，拉到院里冻了一天一夜，以此来折磨他们。并扬言：“如果不说烧的是共产党的文件，就把全校师生都杀光。”郭桃康在半昏迷的情况下，依然喊着：“碎纸是我个人烧的，与全校师生无关！我烧的是碎纸，不是文件！要杀，杀我一个人！”一次敌人传讯他，郭桃康大骂：“你们这些没良心的走狗，为什么不去抗日？碎纸是我烧的，我烧碎纸有什么罪？要杀就杀我，来吧！……”他从地上爬到敌人跟前，用双手紧紧抱住敌人的腿不放，敌人用枪托打他，他就用口咬住敌人的腿，气得敌人嗷嗷乱叫。敌人没有办法，就把郭桃康等三人押到刑场要枪杀，这时郭桃康的姨表兄张未成带兵闯到刑场，从虎口把郭桃康三人救出来。两天后，在太苍县铭贤中学读书的三弟郭埠康才把郭桃康送回家中养伤。郭桃康受到了如此折磨，精神有时失常，瞪着眼喊：“敌人来了，不要害怕！我烧的碎纸，不是文件，我要干革命，要干到底！干、干、干！我死也不投降……”经过精心医治，他的病逐渐好转。
1937年9月1日（农历七月二十七日）他和黄玉环结了婚。此时“七七事变”已经爆发，为了一致抗日，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郭桃康抗战心切，再也坐不住了。1937年11月，结婚仅六十天，他就瞒着家里人离家出走，到晋南找到共产党的负责人嘉康杰同志，参加了共产党在临汾（平阳府）茂柳村（昌儿留）办的抗大分校学习。他学习认真刻苦，成绩优良。
1939年2月，日本侵略军扫荡晋南，临汾抗大分校迁往延安，毕业的同学一部分分配到山东，一部分分配到河南。在毕业分配的宣誓大会上，郭桃康带头要求学校领导把他分配到环境最艰苦的地方去发动抗日游击战争。他表态说：“只要抗日救国，跟敌人斗争，就是最大的幸福！牺牲了也没关系！”这样他就被分配到安阳一带来了。
1939年底，他往家里写了一封信，以后家里就再也没有得到他的音信，不知道他的情况。1947年他父亲领着儿媳黄玉环一块找到了太行五专署和安阳县民政科。民政科的领导同志安慰了他们二人，没敢告诉老人说郭桃康牺牲了，只是说为了解放全中国，随部队南下了。
1986年，郭桃康的堂弟和养子郭兵胜听说安阳县一些老干部集资为郭桃康等烈士立纪念碑，内心非常感动，认为这是郭桃康及其全家、全体人民的光荣。
烈士有知，将含笑九泉。
（此文根据郭治康和郭兵胜在本村调访来信整理的。）
八、雪花洞惨案烈士名单：
郭桃康：山西省夏县禹王乡西赵村人，1938年9月参加革命，1943年任安阳县七区区长。
申一平：山西省高平县人，时任安阳县公安局秘书
马树藩：安阳县都里乡马辛庄人，时任七区干部。
崔思敏：安阳县铜冶镇李村人，时任七区干部。
王黑只：安阳县磊口乡清池村人，时任七区通讯员。
李继敏：河南省济源县直城乡西留养村人，时任林县东姚区区长。
王道平：林县东姚镇人，时任林县东姚区事务长。
付银贵：林县采桑乡南景色人，时任林县东姚区通讯员。
任岐山：七区区公所干部，河南省武陟县人。
（ 本文作者：王怀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