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洛阳老城东关的孔子入周问礼碑
说起孔子入周问礼这个故事,洛阳人几乎无人不知。但要说起邵雍的“入滩问理”这事儿,知道的人恐怕就不多了。
孔子入周问礼、邵雍进滩问理这两件事,一前一后差了一千多年,却都和洛阳的文脉缠在一起,像洛河里的水,淌着淌着,就融进了这片土地的肌理里。
周敬王二年(公元前518年),孔子带着弟子南宫敬叔,一路风尘仆仆赶到东周都城洛阳,找时任守藏室史的老聃请教礼制。《史记》里说,老子见了孔子,劝他“去骄气与多欲”,少些张扬,少些贪念。《曾子问》里还提过,孔子曾跟着老子主持葬礼,实实在在学了些礼仪规矩。一千多年后,孔子入周问礼的故事还在洛阳的街巷里传着。清雍正五年(1727年),时任河南府尹张汉和洛阳县令郭朝鼎,专门为这事立了块“孔子入周问礼碑”,位于今洛阳老城东关大街上。如今已是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路过的人停下来瞅一眼,就能摸到几分古意。
绘画上的孔子入周问礼
无独有偶,在孔子入周问礼一千多年后,北宋那阵,“北宋五子”之一的邵雍,也带着一肚子困惑,走进了洛阳的夹河滩。他要找的,是隐居在这儿的民间大儒王七公,问问儒学这脉学问,传了这么久,怎么才能生出新意思来。这事当时就叫邵雍“入进滩问理”,和孔子的问礼,算是隔着千年的呼应。
关于邵雍“入滩问理”,本号在《夹河滩的王七公》《从哪里走进夹河滩》《甄庄的三村十八圪垯》等文章中均有提及,今天我们想说的是,从孔子入周问礼,到邵雍“入滩问理”,从渊源于洛阳的儒学到起源于洛阳的理学,这之间有着怎样的发展脉络。
从入周问礼到入滩问理
儒学这东西,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就像一条奔流的河,从春秋时孔子那儿扎了根,一路淌下来,到北宋时拐了个缓弯,慢慢生出了理学的新枝,两千多年,从没断过流。
孔子那会儿,天下乱得很,礼崩乐坏,诸侯纷争,人心惶惶的。他看不惯这些,一心想把周礼的秩序捡回来,更想给世人找个安身立命的法子。他的学问核心就俩字,“仁”与“礼”。“仁”是心里的底气,是“爱人”,是推己及人,比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话听着像家常话,却藏着做人的根本;“礼”是外在的分寸,是社会的规矩,君臣、父子、长幼,各有各的礼数,守好了分寸,日子就安稳,天下就太平。孔子一辈子没写过专著,他的那些话,全是弟子们记在《论语》里的,字字都朴实,却字字重千钧,给儒学定下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调子,往后的儒者,都照着这个路子走。
孔子之后,儒学先是经曾子、子思一脉往下传,到了战国,孟子和荀子站了出来,给儒学的根基又添了两把土。孟子顺着孔子“仁”的路子往下想,提出“性善论”,这就是“仁、义、礼、智”的苗头。他还把“仁”从个人修养推到了治国上,主张“仁政”,劝那些君王少收赋税,多疼百姓,还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份民本心思,是儒学最暖人的地方。
荀子则另辟了一条路,提出“性恶论”。他说人天生就有好利、好声色的欲望,要是不管着,任其发展,就会作乱,所以得靠后天的教育和礼仪规范,把这些坏毛病修正过来,这就叫“化性起伪”。荀子更看重“礼”和“法”的结合,也强调后天学习的重要性,“学不可以已”这话就是他说的,透着股务实的烟火气。孟子和荀子,一个说性善,一个说性恶,看着像是对着干,其实都是在补孔子的学问,一个从心里头发力,一个从规矩上约束,俩人一起,把先秦儒学的架子给撑稳了。
入周问礼雕塑
秦汉之后,儒学也遭过不少波折。秦始皇焚书坑儒,一把火差点把儒学的火种给浇灭;直到汉武帝时,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还把儒学和阴阳五行学说掺在了一起,给儒学披上了一层官方外衣,这才确立了它的正统地位。 往后的汉唐几百年,儒学主要就是靠经学传承,学者们捧着《诗》《书》《礼》《易》《春秋》这些经典,一字一句地琢磨注解,不敢越雷池一步。火种是守住了,却少了几分先秦儒者的灵动和创新,慢慢变得繁琐起来,少了些生气。
直到北宋,社会不太平,思想倒挺活跃,佛道两家的学说盛行,不少儒者觉得,传统儒学光讲人伦规矩,却没说清“性与天道”这些根本问题,没法解答世人心里的困惑。于是,一批有心思的人开始反思,想把佛道的思辨精神融进来,给儒学添点新活力,理学(也叫新儒学)就这么应运而生了。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就是理学的开创者,也是连接先秦儒学和宋明理学的关键人物。
周敦颐算是理学的开山鼻祖,他写了篇《太极图说》,短短几百字,却把宇宙的本源和人性的善恶连在了一起。他说宇宙的根是“太极”,太极生阴阳,阴阳生万物,而人的本性,就来自太极里的“理”,本来是纯粹至善的,只是后来被欲望蒙蔽了,才生出了善恶。他的想法像一座桥,把“天道”和“人道”给打通了,让儒学不再只盯着眼前的人伦世事,开始琢磨宇宙人生的终极问题,给理学定了个温和的调子。
邵雍呢,就喜欢琢磨“象数之学”,拿着《易经》的卦象推演宇宙规律、历史变迁,想从天地自然的秩序里,找出人类社会的运行法子。他的学问看着玄乎乎的,核心却还是儒学的“天人合一”,只是换了种更思辨的说法,让儒学多了几分宇宙观的视野。他当年进夹河滩问理,大概也是想从民间的智慧里,给自己的学问找个突破口。
张载的贡献,在于提出了“气本论”。他说宇宙万物都是由“气”构成的,气聚在一起就成了看得见的东西,气散了就回归太虚,而“理”就藏在“气”里头。他最让人动容的,是那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份担当,把儒者的家国情怀和宇宙责任揉在了一起,至今读起来,心里还热乎乎的。他还区分了“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说天地之性是纯粹善的,气质之性有善有恶,后天修养的目的,就是把不好的气质改过来,回归本真,这也把儒学对人性的认知,又加深了一层。
夹河滩问理巷
最后是程颢、程颐兄弟,他俩是理学的核心奠基人,明确提出“理”(也叫“天理”)是宇宙的本源,是万事万物都得遵循的规矩,也是人性的根本。程颢更看重“心”,说“心即理也”,觉得只要守住本心,就能明白天理,他的学问透着股温润灵动;程颐则更看重“格物致知”,主张得多琢磨事物的道理,才能把天理弄明白,强调后天的学习和修养,学问偏于严谨务实。俩人路子不一样,却一起把理学的核心架子搭起来了,把儒学从经学家的字句注解里拉出来,提升到了思辨哲学的高度。
甄庄村问理巷
说到底,儒学和理学不是两码事,而是传承和发展的关系。理学是儒学在北宋的一次革新和升华,它继承了孔子“仁礼”的核心,也接着孟子“性善”的主张,还吸纳了佛道的思辨劲儿,把儒学从单纯的人伦规范,推向了对宇宙人生的终极思考。从孔子到北宋五子,学脉的脉络很清楚:孔子扎下根(仁礼),孟子、荀子稳住本(人性与修养),汉唐传着脉(经学传承),北宋五子开出新(理学诞生)。这条文脉,就像洛河的水,一路淌着,滋养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直到今天,还透着股不可替代的暖意。
如今,在当年邵雍“入进滩问理”的夹河滩翟镇镇甄庄村,有一条小街,名叫问理巷。巷子有八米宽,一二百米长,两旁均为寻常人家,柴米油盐的烟火气里,藏着邵雍当年问理的往事,也藏着甄庄村的故事。
走在这条巷子里,你大概能感觉到,那段古老的学问从来没走远,就融在这片土地的寻常日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