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一份工作，结缘于一场因爱奔赴的招聘会。2004年，男朋友的工作率先签到了洛阳市河柴集团——那是一家赫赫有名的军工企业，专门为大型轮船制造发动机。得知他将在洛阳扎根，临近毕业的我便一心想往这座城市靠拢，希望能和他在陌生的城市里相互扶持。
2004年11月，洛阳举办专场招聘会，男友陪我特意从陕西理工大学赶来。人群熙攘的会场里，洛阳市第四十三中学的招聘摊位吸引了我——他们正在招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老师，与我的专业完美契合。我攥着精心准备的简历，深吸一口气走了过去，郑重地将简历递给招聘老师。让我意外的是，对方翻看简历后，当即邀请我第二天去学校试讲，语气里满是期待。
我后来才知道，四十三中并不在洛阳市区，而是坐落在吉利区，距离市区有一段不短的路程。第二天，我按时赶到学校，试讲的内容被指定为高二的哲学课，主题是“因果关系”。站在陌生的讲台上，面对台下坐着的校长、任课老师，还有一群眼神好奇的高二学生，我紧张得手心冒汗，却还是强迫自己冷静下来，按照提前备好的教案缓缓展开讲解。
我试着用生活里的实例拆解抽象的哲学概念，从“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讲到日常学习的积累与收获，没想到学生们听得很投入，时不时举手提问，课堂互动的氛围格外热烈。试讲结束后，校长和听课的老师笑着点头，夸我“思路清晰、表达流畅，和学生的互动感很好”。那一刻，我心里悄悄燃起了希望，以为这份工作十拿九稳。可校长话锋一转，说：“现在还不能跟你签合同，学校还有几位洛阳师范学院的实习学生，也是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等他们都试讲完了，我们再综合做决定。”
带着“等待通知”的答复，我回到了陕西理工大学。日子一天天过去，招聘会的热度渐渐褪去，四十三中的消息却石沉大海。我偶尔会想起那次试讲，想起学生们积极的眼神，可随着时间推移，失望慢慢累积，到2005年3月时，我几乎已经把这件事忘在了脑后——毕竟时隔四个月没有音讯，大概率是自己落选了。
就在我以为这段求职经历已经画上句号时，一通陌生的电话突然打了进来。电话那头，是四十三中校长熟悉的声音：“小齐，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被我们学校录取了！”我愣在原地，半天没反应过来，惊喜像潮水一样瞬间将我淹没。校长在电话里笑着解释：“其实你不是试讲得最好的那个，有个女生讲得比你更出色，但她后来考上了研究生，来不了了。你是表现第二好的，我们综合考虑后，决定录用你。”
挂了电话，我激动得在宿舍里跳了起来。很快，我按照要求签好合同、盖好章，再小心翼翼地把合同寄回去。几天后，属于我的那份四十三中已经签好字、盖好公章的合同被寄了回来，捏着那张薄薄的纸，我心里满是踏实感——这意味着，我终于能去洛阳了，终于能和男朋友在同一座城市生活，也终于能踏上梦寐以求的讲台，成为一名真正的老师。
2005年的夏天，蝉鸣聒噪得热烈，我攥着大学毕业证、教师资格证和那份沉甸甸的合同，踏入了洛阳市第四十三中学的校门。那是我人生中第一份正式工作，直到如今，每当想起那段匆匆而过的时光，心底总会泛起一阵难以言说的悔意，像被风吹起的尘埃，轻轻落在记忆的扉页上，挥之不去。
初入职时的新鲜感，至今仍清晰可辨。走进教学楼，走廊里飘着粉笔灰与少年们身上淡淡汗水混合的味道，教室里的课桌椅排列得整整齐齐，黑板擦得锃亮，阳光透过窗户洒进来，在地面投下斑驳的光影。校长把我领到办公室，同事们笑着打招呼。那份突如其来的归属感，让刚走出大学校园的我，瞬间卸下了所有忐忑。
只是我没想到，这份工作的强度与住宿条件的艰苦，远超初出茅庐的我的预料。新来的教师没有单人宿舍，学校把一间空置的大教室改造成了集体宿舍，五六张架子床沿着两边墙壁排开，窗户被厚重的帘子遮住，挡住了阳光，却挡不住教室里挥之不去的空旷与简陋。因为原本是教室，这里没有独立卫生间，也没有就近的水源，洗脸刷牙的水要提着水桶去公共水池接，喝的热水得用保温瓶去办公楼的茶水间打，日子过得像回到了寄宿求学的学生时代。
尽管条件艰苦，但同住的几个女老师相处得格外融洽，我们都是刚毕业签到这里的大学生。这样的集体生活，不过大学宿舍的延续。平时大家互相帮忙提水、分享生活用品，偶尔在睡前聊聊天，吐槽一下工作的忙碌，说说心里的小烦恼，艰苦的日子也便多了几分暖意。
在这群伙伴里，小周是我最要好的朋友。她教初一数学，我们俩性格合得来，很快就成了形影不离的搭档。每天下班，我们总是一起去学校对面洛阳石化集团的食堂打饭，坐在角落的桌子上，边吃边聊当天的教学趣事——她会吐槽某个调皮学生上课偷偷玩玩具，我会分享初一学生写的可爱纸条；周末有空，我们就结伴去市区逛街，沿着热闹的街道慢慢走，看看路边的小店，买几件便宜的衣服，或者买点水果和零食带回来分给其他室友。那些一起走过的路、说过的话，像一串串温暖的珍珠，串起了那段艰苦却难忘的时光。
工作上的压力，也远比我想象中沉重。我接手的并非单一学段的课程，而是初一三个班、高二两个班的政治课——横跨两个年级，教材内容、知识深度、学生认知水平截然不同，意味着我必须同时备两本完全不同的教案。
更具挑战的是，我还兼任了初一年级三班的班主任。刚毕业的我，面对一群十三四岁、调皮好动的孩子，既要操心他们的学习成绩，又要处理班级里的鸡毛蒜皮——谁和谁闹了矛盾，谁上课偷偷传纸条，谁的作业没按时交，都要一一过问。每天清晨七点不到就得到教室，检查早读、组织早操，晚上还要看自习，一天下来，嗓子哑了、腿也酸了，连喘口气的时间都少得可怜。
即便如此，我心里依然热爱这份工作。课堂上，当初一的孩子用稚嫩的声音回答出我设计的问题，当高二的学生与我探讨社会热点、眼神里闪烁着思考的光芒，那种教书育人的成就感，总能驱散一身疲惫。作为班主任，看到班里的孩子越来越团结，调皮的学生渐渐收敛心性、认真学习，我就觉得所有的付出都值得。我曾在心里悄悄规划，要陪着这些孩子走过初中三年，要在高二的课堂上带学生们看透政治的本质，要在三尺讲台上慢慢沉淀，成为一名让学生爱戴的好老师。
男朋友在河柴集团的工作，看似体面稳定，实则藏着不为人知的落差。他入职后第一个月，工资条上的数字只有六七百块钱。更让他心灰意冷的是，厂里的老员工们闲聊时总说：“在这里干一辈子，工资也就这样了，饿不死但也富不了，没什么奔头。”这些话像一根刺，扎进了刚毕业、满怀抱负的他心里。 当公司提出要签订三年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时，他犹豫了。
他打电话给我说，“我不想一辈子就困在这里，拿着这点死工资过日子，南方的机会多，工资待遇也比这边好，我想去那边闯一闯。” 我看着他焦灼又向往的样子，心里满是纠结。我刚在四十三中站稳脚跟，虽然工作忙碌、住宿条件艰苦，但我真心热爱教师这份职业，也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安稳。我一遍遍劝他留下来，为了我，为了我们的未来，可他早已下定了决心，任凭我怎么劝说，都没能动摇他的想法。
不久后，他不顾我的百般阻拦，还是递交了辞职报告，彻底告别了这份在别人看来“铁饭碗”般的工作。他收拾好简单的行囊，率先踏上了南下的列车，目的地是无锡——听说那里的工业园企业云集，就业机会很多。他走后，一个人在异乡的我心里更多了几分离愁别恨，总是郁郁寡欢。
可压垮我的最后一根稻草，来得毫无预兆。入职两个月后，学校一位带初二政治课的老师要外出学习一个多月，课程需要有人临时接手。副校长孟老师找到我，语气平淡地说：“小齐，初二那几个班的课，你先顶上吧。”我当时就愣住了，下意识地反驳：“校长，我现在已经带了初一三个班、高二两个班的课，还当着班主任，每天备课、处理班级事务已经忙不过来了，再接初二的课，我得再备一门全新的教材，实在没有那么多时间啊。”
我以为副校长会体谅我的难处，没想到他只是淡淡地瞥了我一眼，丢下一句：“明天就是周六了，你看着办。”那语气里的不容置喙，像一根刺扎进了我心里——那不是商量，更像是一种威胁，仿佛在说“你不接，就别干了”。刚走出大学校园的我，带着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冲劲，天不怕地不怕，怎么可能被这样一句话唬住？年轻气盛的我瞬间红了眼，一股脑的委屈和愤怒涌了上来，脱口而出：“你什么意思？你这是想辞退我吗？”
我清楚地知道，当时我和学校签的只是聘任合同，并没有和教育局签订正式的就业合同，本质上就是临时工，校长确实有辞退我的权力。但被他这样逼迫，我骨子里的倔强被彻底点燃了。副校长似乎也没想到我会直接顶撞他，脸色沉了下来，冷冷地说：“你要是敢写辞职报告，我就敢给你批。”
“写就写！”我几乎是吼出来的。话赶话到了这份上，谁也下不来台。校长当即递给我一张纸和一支笔，我咬着牙，当着他的面，一笔一划地写下了辞职报告。没有丝毫犹豫，也没有丝毫留恋，只有年轻气盛的冲动和被冒犯后的不甘。校长拿起报告，看都没多看几眼，大笔一挥，写下了“同意”两个字，那两个字龙飞凤舞，却像一把锤子，敲碎了我对教师职业的所有憧憬。
消息很快传开，和我关系要好的同事小周第一时间找到我，眼眶红红的，为我打抱不平，说：“校长怎么这样，他这是欺负我们新来的，要杀鸡儆猴。”甚至和我一起新签来的老师，要一起去找校长要个说法。年长的梁老师把激动的他们拦了下来，说事已至此，别把事情闹得太大，对他们也没有好处。初一年级的年级组长吕老师急匆匆地赶来，安慰我说：“小齐，你要是还想留下来，我现在就去找校长求情，他肯定会给我这个面子的。”我摇了摇头，心里又酸又涩，却还是硬着头皮说：“算了吧，他是校长，我这次顶撞了他，就算留下来，以后指不定怎么为难我呢。”
政治教研组的组长也专程来找我，语重心长地劝道：“你是个有天赋的老师，课讲得好，对学生也用心，就这么放弃太遗憾了。要不再想想？”我望着老组长恳切的眼神，心里满是愧疚，却还是婉拒了她的好意——话已出口，覆水难收，年轻的自尊心不允许我回头。
离开学校的那天，我收拾好办公桌上的教案本、学生们送的手工小礼物。刚走到教学楼门口，就看到初一三班的孩子们齐刷刷地站在走廊里，一个个低着头，眼睛红红的。看到我出来，几个女生忍不住哭出了声，围着我哽咽着问：“齐老师，你真的要走吗？”“齐老师，你以后会不会回来看我们呀？”
我看着孩子们挂满泪水的脸庞，喉咙像被堵住一样，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多想告诉他们，我舍不得他们，我多想留下来陪着他们，可所有的话到了嘴边，都变成了无声的哽咽。我转身快步走出校园，不敢回头，怕一回头，就再也没有离开的勇气。
离开了洛阳市第四十三中学，我辗转来到了无锡华庄镇——此时，男友已经在这边的工业园上班，住在华庄镇的凯发苑小区。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每当想起2004年那场忐忑的试讲，想起2005年那个意外的录取电话，想起洛阳四十三中的校园、宿舍里的伙伴、教室里的孩子，还有校长写下的“同意”两个字，我心里的悔意就会越发浓烈。如果当时我能再成熟一点，能沉下心来和校长好好沟通，如果当时我能放下那点年轻的自尊心，接受同事们的求情，或许我就能在热爱的教师岗位上一直走下去。可人生没有如果，那段匆匆而过的两个多月的教师生涯，最终成了我心中永远的遗憾，提醒着我，年轻时的冲动，往往需要用漫长的岁月来偿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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