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月 20 日，郑州商人郑金才终于拿到了那份等待了五年的无罪判决。
从 2021 年被刑事拘留，到一审获刑20 年，再到二审发回重审，再到重审一审宣判无罪，这起由前官员投资纠纷引发的案件，终于落下了帷幕。
而这起案件的无罪辩护，恰恰是当下刑辩领域的一个典型缩影：我们拼尽全力去争取的程序正义，最终往往不会直接出现在判决书中；那些直指司法违法的程序辩护，最终都会被包装成 “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的实体理由，写进判决里。那些被摆上台面的程序违法，最终都没出现在判决里。
一、案件始末：一场投资纠纷引发的五年追诉
1. 合作缘起：2015 年起，商人郑金才与时任郑州市管城区常务副区长的马某，开启了多领域的商业合作，马欢陆续向郑金才的项目投入资金，双方先后合作了影院投资、海南澄迈地产项目、新郑项目等多个生意。
2. 纠纷与立案：2021 年，双方因项目收益、资金往来产生纠纷，马欢以郑金才诈骗为由报案，公安机关以诈骗罪立案，随后又顺带对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展开侦查，后两项罪名均未单独办理立案手续。
3. 一审定罪：2023 年，郑州市金水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定郑金才犯职务侵占罪、诈骗罪，两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 20 年。
4. 二审发回：郑金才不服判决提起上诉，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 “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 为由，撤销原判，将案件发回金水区法院重新审理。
5. 重审与副卷门：2024 年 5 月，重审开庭期间，被害单位代理律师意外获取了原一审的副卷材料，当庭提交，曝光了原一审合议庭提前向上级法院汇报案情、上级法院提前对案件事实定调、法院审委会提前拍板定罪的问题，引发全网热议的 “副卷门” 事件。
5. 被害人落马：2024年7月，据郑州市纪委监委消息：马某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郑州市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6. 最终无罪：2026 年 3 月 20 日，金水区法院作出重审一审判决，认定公诉机关指控的职务侵占罪、诈骗罪均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无法排除合理怀疑，最终判决郑金才无罪。
二、辩护人指控程序严重违法
在这五年的辩护过程中，辩护方提了太多的程序问题，每一个都直指案件的根源，每一个都足以撼动整个案件的根基：
1. 立案的 “无中生有”：没立案就直接追诉
最开始，马某以诈骗 1900 万报案，公安机关仅以诈骗罪进行了立案。
但是后续的侦查里，侦查机关直接顺带查处了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 —— 这两个罪名，从头到尾都没有走正式的立案程序。
辩护方在庭审中反复提出：没有立案就直接侦查、追诉，这是赤裸裸的程序违法，这就是马某利用自己的官员关系，让公安插手经济纠纷的铁证。
2. 副卷里，藏着太多司法的 “潜规则
在 2024 年 5 月的重审开庭上，被害单位的代理律师当庭提交了原一审的副卷材料 —— 这份本该严格保密的内部卷宗，是律师在法院阅卷时意外获取的。
这份副卷里，藏着太多司法的 “潜规则”：
原一审的合议庭，在审理期间就跑到上级法院汇报案情，就案件的事实认定问题，提前听取了上级的意见；上级法院甚至直接对案件的每一个罪名，都给出了 “要补充证据”“这个事实有风险” 的实体意见，相当于提前给案子定了调子。
之后，金水区法院的审委会，专门讨论了这个案子，21 名参会委员里，14 人认为职务侵占罪成立，20 人同意合议庭的定罪意见，最终拍板要判郑金才有罪。
更离谱的是，这次重审的审判长吴洋，居然早就参加过原一审的庭务会讨论，他早就对这个案子有了自己的看法。
这些问题，直接导致辩方提出了管辖异议和回避申请：既然整个法院的审委会都已经定了调子，重审的法官也早就参与过原案的讨论，那这个法院，根本没办法公正的审理这个案子了。
3. 非法证据排除的拉锯：刑讯逼供的指控
辩护方还提出，侦查人员对郑金才、孙仁义存在殴打、威胁和疲劳审讯的非法取证行为，申请排除相关的供述和证言。
最终，法院排除了孙仁义的两份询问笔录，理由是取证合法性存疑，但剩下的证据，法院认为取证合法，不予排除。
4. 当庭举报检察官的惊雷：200万贿赂的指控
2024 年 10 月的重审开庭上，庭审的最后，郑金才当庭做出了震惊所有人的举动：他举报出庭的公诉人，收受了案件关系人马某的 200 万贿赂，分两次给付，一次 150 万，一次 50 万。
郑金才称自己有相关的证据，但是必须要有纪委监委的工作人员在场，才能提交。
这意味着，整个案件的追诉环节，都可能存在司法腐败的问题 —— 这是足以撼动整个案件的程序惊雷。
这些，都是辩护方在程序辩护里，拼尽全力去砸的点。这些问题，才是这起案件为什么会从一个普通的民事投资纠纷，变成一个刑事案件的根源。
但是，你翻遍最终的 32 页无罪判决书，你会发现，这些词，一个都没有出现。
判决书里，没有提 “立案违法”，没有提 “检察官受贿”，没有提 “副卷门程序违法”，甚至连非法证据排除，也只是一笔带过，没有作为无罪的理由。
三、判决书里的无罪理由，全是实体的 “证据不足”
那这份无罪判决书里，到底是怎么写的无罪理由？
全是实体的点，全是最温和的、最不会得罪人的表述：
1.关于职务侵占罪：财产混同，没有非法占有目的
法院认为，马某和郑金才的款项性质根本说不清，是投资电影院的投资款，还是借贷，双方从来没有明确约定；郑金才作为言知影院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个人财产和公司财产本来就混同，资金往来都是正常的经营周转，他没有隐瞒资金的去向，也没有平账、做假账的行为，根本没有非法占有公司财产的目的，言知影院公司自己也说，公司没有损失。
2.关于 1900 万的诈骗指控：款项性质不清，没有欺骗行为
针对控方说的郑金才虚构影院上市骗了马某 1900 万的指控，法院说：这笔钱的性质根本说不清，双方的对账记录里，一会儿说是电影院的投资，一会儿说是钢材市场的投资，一会儿说是借款，从来没有明确过；郑金才收到钱之后，也都用在了经营活动上，没有挥霍，也没有逃匿，根本没有非法占有目的。
3.关于海南的 700 万诈骗指控：合作未结算，投入说不清
针对海南澄迈项目的诈骗指控，法院说：双方是真实的合作关系，项目还没有最终结算，郑金才虽然说了假话要支付解除款，但是那些钱都用在了项目的前期投入和协调上，他自己也垫了很多钱，根本没有非法占有目的，在没有清算的情况下，根本没法说他骗了钱。
4.关于新郑的 400 万：违反上诉不加刑，不能认定
针对最后这起指控，法院不仅说证据不足，还明确提出，这起指控是发回重审之后新增的，没有新的犯罪事实，要是认定了，就违反了上诉不加刑原则，所以不能支持。
所有的理由，都是 “证据不足”“事实不清”“没有非法占有目的”，全是实体法上的表述。
就好像，那些程序上的惊天动地，从来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就好像，这只是一个普通的，因为控方证据不够，所以没办法定罪的案子。
四、无罪辩护的 “潜规则”：程序的剑，要藏在实体的盾里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程序违法往往决定了实质上的无罪，但判决书里，永远不会这么写。
为什么？
因为程序违法，意味着办案机关错了。意味着公安立案错了，意味着检察官可能受贿了，意味着整个追诉环节，都出了问题。
如果判决书把程序违法作为无罪的理由，那就等于，法院在自己打脸，在说，我们的同行办了错案，我们的司法系统出了问题。
而实体的 “证据不足”，就温和多了。它只是说，这个案子，控方的证据不够，没办法定罪。至于为什么证据不够？没人会追问。是因为侦查机关非法取证导致证据废了？还是因为立案根本就是错的？都不用提。
这样一来，既给了被告人无罪的结果，也给了办案机关留了面子。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做程序辩护，最终都要落到实体上。
你跟法官说 “公安违法了”，法官会皱眉头；你跟法官说 “这个证据不够，不能定罪”，法官会点头。
你跟法官说 “检察官受贿了”，法官会吓一跳；你跟法官说 “这笔钱的性质说不清，没有非法占有目的”，法官会同意。
程序的剑，太锋利了，会伤到所有人。所以我们要把它藏在实体的盾里，用最温和的方式，拿到我们想要的结果。
就像郑金才案里，那些程序违法，才是这个案子的根。
但是最终，我们不能把这些摆到台面上说，我们只能说，你看，这个案子，证据不够，事实不清，所以无罪。
就好像，一切都是证据的问题，而不是人的问题。
好在，不管怎么样，结果是好的。
郑金才终于拿到了无罪判决，五年的牢狱，五年的维权，终于有了结果。
那些程序辩护的努力，没有白费，它们最终都变成了实体上的 “证据不足”，变成了判决书中的 “被告人无罪”。
这就是我们的刑辩律师，在当下的环境里，能做的最好的事情：我们拿着最锋利的剑，去劈开那些违法的壁垒，然后把剑藏起来，拿着最温和的盾，去要一个最朴素的结果：无罪。
希望未来，有一天，我们不用再藏着掖着。希望有一天，程序违法，也能堂堂正正的，成为无罪的理由。
希望那一天，我们不用再把剑藏起来，因为那时候，我们已经不需要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