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这家国内首家“A+H”股上市的城商行，正深陷增长失速与治理不稳的双重困局之中。2025年的财报季，郑州银行交出了一份看似“稳中有进”的成绩单：营收微增、净利润小幅上扬、存款增速亮眼、不良率连续三年下降。然而，在这份表面平稳的数据背后，一场罕见的高管“离职潮”正在席卷这家国内首家“A+H”股上市城商行，同时，第四季度单季的巨额亏损也如同一盆冷水，浇醒了人们对这家银行“稳健”的幻想。
一家银行的核心管理团队如此大规模、高频率地动荡，在上市城商行中实属罕见。这背后，究竟是个人职业选择，还是暴露了郑州银行在经营压力下的深层治理危机？当存款增速的光鲜与净利润的亏损交织，当不良率的下降与管理层的动荡并存，郑州银行正面临着怎样的困局？
从全年数据看，郑州银行的表现算不上惊艳，甚至有些平淡。全年实现主营收入129.21亿元，同比微增0.34%；归母净利润18.95亿元，同比增长1.03%。放在整个银行业中，只能说是勉强跑赢通胀。
细究财报数据，表面的“稳”字之下暗流涌动。真正令人警觉的信号来自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18.24亿元，同比下降1.86%。这意味着，银行的主营业务盈利能力实际上正在萎缩，而非改善。更值得关注的是第四季度的表现：单季度主营收入35.26亿元，同比大幅下降8.08%；单季度归母净利润更是出现3.84亿元的亏损，扣非后亏损额高达4.55亿元，同比降幅达到25.94%。
一家银行在第四季度出现如此大规模的亏损，这在上市银行中并不常见。通常，第四季度是银行冲刺全年业绩的关键时期，而郑州银行却在这一节点“失速”。这背后，既有资产减值计提力度加大的因素，也暴露出其收入结构的脆弱性。
一个关键数据是投资收益——2025年，郑州银行的投资收益达到19.23亿元，成为支撑利润的重要来源。这意味着，银行的利润增长并非主要依靠存贷主业的内生动力，而是更多依赖金融市场部的投资运作。对于一家以服务地方经济、中小企业和城乡居民为定位的城商行而言，这种利润结构的变化，传递出的信号并不乐观。
当市场波动加剧，这种盈利模式的可持续性便成为巨大疑问。如果剔除投资收益的贡献，郑州银行的主营业务收入增长将更加乏力。
与此同时，高达92.36%的负债率也敲响了警钟。这一水平在城商行中处于高位，反映出银行对负债的高度依赖，资产扩张的杠杆效应明显。高负债率意味着更大的风险敞口，在宏观经济下行周期中，这样的财务结构无疑会放大经营脆弱性。
如果说财务数据反映的是郑州银行的“肌体”状况，那么核心管理层的剧烈动荡，则直指其“中枢神经系统”的紊乱。
2025年1月，新行长李红的任职资格刚刚获批，这本应是管理层稳定下来的积极信号。然而，同一天，副行长傅春乔和另一位同名行长助理李红却宣布辞任。这突如其来的“同日辞任”拉开了郑州银行高管动荡的序幕。
2025年1月，新行长李红的任职资格刚刚获批，这本应是管理层趋于稳定的信号。但就在同一天，副行长傅春乔和另一名同名行长助理李红宣布辞任。这一“同日迎新人、送旧人”的安排，在当时就已埋下了不平静的伏笔。
紧接着，2月，行长助理刘久庆辞职；3月，副行长郭志彬、孙海刚以及行长助理李磊相继离任。至此，郑州银行的管理层已经出现了巨大的真空。更令人意外的是，到了2026年初，刚刚履新一年的行长李红本人也选择“裸辞”，导致行长一职再次陷入空缺。
短短一年时间，从行长到副行长，再到行长助理，七个关键岗位的负责人相继离开。这种频率和规模，已经不是正常的“新老交替”或“职业规划变动”所能解释。
人事动荡的背后，往往隐藏着更深层的治理问题。是战略方向的分歧？是业绩压力的倒逼？还是内部治理机制出现了某种失衡？无论原因为何，这样的高管流失率对于任何一家上市银行而言，都是需要高度警惕的危险信号。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李红在任职资格获批仅一年后就选择“裸辞”——没有过渡、没有调任，直接离开。这种决绝的方式，往往透露出高管层与银行董事会或大股东之间在某些重大问题上的分歧难以调和。行长作为银行经营管理的核心角色，其“闪电离职”对团队的士气冲击可想而知。
从离职人员的职务分布来看，覆盖了行长、副行长、行长助理等核心管理岗位，涉及战略执行、业务条线、风险管理等多个关键领域。
如此剧烈的人事动荡，很难不让人将其与银行的经营困境联系起来。究竟是经营业绩不佳导致了管理层的“用脚投票”，还是管理层的动荡加剧了经营业绩的下滑？这或许是一个互为因果的恶性循环。
在业绩微增和高管动荡的双重背景下，郑州银行2025年的两个“亮点”值得重新审视。
在一片阴霾之中，郑州银行2025年财报中并非没有亮点。存款增速达到14.47%，是一个相当亮眼的数字；不良贷款率降至1.71%，连续三年下降，显示资产质量有所改善。
但这组数据的另一面，同样值得深思。
存款的高增长，在当前存款利率下行、居民储蓄意愿波动的背景下实属不易。但存款的快速增长，对银行而言是一把“双刃剑”。如果缺乏有效的信贷投放渠道，将存款转化为生息资产，那么存款规模的膨胀反而会增加银行的付息成本，挤压净息差。
再看不良贷款率连续三年下降。这一指标的回暖，固然说明郑州银行在风险出清和资产质量管控上取得了一定成效。但需要注意的是，不良率的下降，可能是通过加大核销力度实现的，也可能是贷款总额分母扩大的结果，并不完全等同于新增贷款质量的实质性好转。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郑州银行如何摆脱对投资收益的过度依赖，如何找到稳健的信贷增长点。作为一家立足河南的城商行，郑州银行承载着服务地方经济、支持中小微企业的使命。但在区域经济结构调整、房地产行业深度调整的背景下，银行的传统信贷业务面临需求萎缩和风险上升的双重压力。存款在增长，贷款却难投放，资金淤积在金融市场空转，最终不得不依赖投资收益来支撑营收——这或许才是郑州银行最根本的困局所在。
对于这家国内首家“A+H”股上市城商行而言，2025年或许只是一个转折的起点。真正的考验在于：能否在人事震荡后重建稳定的管理团队，能否在业绩压力下坚守风控底线，能否在行业变局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差异化道路。这些问题，远比一份年报上的数字更值得关注。
10个月宝宝每天需要喝多少奶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