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夏商城址考古发现与研究
方燕明/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
郑州地处华北平原南部、黄河下游，位于秦岭东段余脉、中国第二级地貌台阶与第三级地貌台阶的交接过渡地带。郑州地跨黄河、淮河两大流域。黄河由巩义市康店镇曹柏坡入郑州境内，经巩义市南河渡、河洛镇，荥阳市汜水镇、北邙乡、广武镇，惠济区古荥镇、花园口镇和中牟县万滩、东漳、狼城岗乡入开封市境。黄河在郑州境内的支流有伊洛河、汜水河和枯河。淮河流域在郑州境内有贾鲁河、双洎河、颍河、运粮河等支流。郑州属北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冷暖气团交替频繁，春夏秋冬四季分明。冬季漫长而干冷，雨雪稀少；春季干燥少雨多春旱，冷暖多变大风多；夏季比较炎热，降水高度集中；秋季气候凉爽，时间短促。万年以来郑州史前文化繁盛，进入历史时期更有夏、商王朝的盛世。郑州得天独厚的自然区位，使其成为中华文明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区域。
一、郑州与夏商历史
夏朝（公元前2070年—前1600年）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王朝。夏朝共经历13世、17王，他们分别是：禹-启-太康-仲康-相-少康-杼-槐-芒-泄-不降-扃-胤甲-孔甲-皋-发-夏桀，前后约471年。四千多年前，夏部落首领禹因治水有功，得到了虞舜的重用并最终将部落联盟首领之位禅让于他，是夏王朝的开端。禹死后，其子启即位，即历史上所谓的“大禹传子”，宣告了部落联盟“禅让制”的结束和封建世袭制的开始。然而夏的统治并不巩固，启在位期间就发生了伯益叛乱；启之子太康治国无方，当政期间更是战乱纷纷，最后被东夷的后羿夺取了统治权，史称“太康失国，后羿代夏”。后羿与太康相同，也是一个无能的统治者，终日沉溺于游猎之中，将政事完全交与寒浞手中。寒浞掌权后，杀后羿而代之，自立为王。后来，太康弟仲康之孙少康与夏朝遗臣伯靡联手，起兵打败寒浞，恢复夏朝的统治地位，史称“少康中兴”，夏朝的统治这才得以巩固，进入了国势向上的相对稳定时期。文献中记载的禹都（居）阳城、启居黄台等的地望，大都可以在郑州找到相关线索，如“禹都阳城”——登封王城岗，“启居黄台”——新密新砦。
商（公元前1600—前1046年）是中国第一个有直接的同时期文字记载的王朝。商朝前后相传17世31王，延续500余年。传说商族是高辛氏（帝喾）的后裔，居黄河下游，有着悠久的历史。舜时，商族出了一位杰出的军事首领——契。后来商人把他称作“玄王”，作为始祖，并编出了“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的颂歌来赞美他。夏朝太康失国时，契的孙子相土开始向东方发展，《诗经》上说：“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到夏朝中期，契六世孙冥“勤其官而水死”，商人“郊”祀之。冥子王亥“作服牛”，向河北发展。到契第十四代孙汤时，商已成为东方一个比较强大的方国。《国语·周语下》说：“云王勤商，十有四世而兴”。夏朝方国商国君主商汤率方国于鸣条之战灭夏后，以“商”为国号，在亳建立商朝。商汤建立的这个亳都可能即为郑州商城遗址，而郑州小双桥遗址可能为仲丁所迁之隞都。
二、夏商城址的发现
登封王城岗 1977年在登封王城岗遗址发现东西并列的两座龙山文化晚期小城，其中西城保存尚好，残存面积近1万平方米。当时发掘者结合文献资料和考古发现，提出该城可能是文献记载的“禹都阳城”的所在。只是，由于该城的面积过小，“禹都阳城”说并未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
2002～2005年，随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开展，在王城岗遗址的考古工作取得了重大突破。在原来的龙山晚期小城以西，发现一座带护城壕的龙山文化晚期大型城址。大城的北城墙残长350米，残高0.5～1.2米，复原长600米；西城墙复原长580米；东城墙和南城墙的长度复原后分别为580米和600米。大城城壕西北角尚存，其北城壕保存较好，长约620米，宽约10米，深约3米；西城壕仅残存北部，残长约135米，宽约10米，残深1.5～2米，复原长600米；大城的东、南两侧利用五渡河、颍河作为天然屏障，是以西、北面的城墙和壕沟与东、南面的河流共同构成的防御设施。复原后的大城总面积可达34.8万平方米，是目前为止在河南发现的龙山文化晚期规模最大的城址。在大城内，发现大面积的夯土遗迹和龙山文化晚期的祭祀坑、玉石琮、白陶器等重要遗存。关于王城岗大城与小城的关系，小城位于大城的东北部，大城的北城壕打破小城西城的西北拐角处的夯土城墙，可知大城的年代晚于小城。在王城岗龙山城址附近发现战国时期的“阳城”遗址，可知该地区当时称为“阳城”。古代文献《孟子·万章上》“禹避舜之子于阳城”。《古本竹书纪年》“禹居阳城”。《世本·居篇》“禹都阳城”。或“夏禹都阳城，避商均也”。《史记·夏本纪》“禹辞避舜之子商均于阳城”。从有关夏禹“居”或“都”阳城的文献看，夏禹与阳城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关于阳城的地望，《国语·周语上》“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嵩山”韦昭注：“崇，崇高山也。夏居阳城，崇高所近”。《水经·颍水注》载阳城“颍水经其故城南，昔舜禅禹，禹避商均，伯益避启，并于此地。……县南对箕山”。《括地志》“阳城县在箕山北十三里”。《太平御览》卷三十九“嵩山”条下，引韦昭注：“崇，嵩字，古通用。夏都阳城，嵩山在焉”。依据上述文献可知禹都阳城距离嵩山不远，大体是在嵩山和箕山之间的颍水河畔。历史上夏鲧、禹的传说多集中在这一带，王城岗小城使用的时期略早于夏代始年的公元前2070年，由此小城有可能与夏鲧“作城”有关；而王城岗大城的使用年代已进入夏代始年的公元前2070年以内，故认为大城可能即为“禹都阳城”。
新密古城寨 1997年对新密古城寨遗址进行考古调查，1998～2000年数次发掘古城寨遗址，发现一座龙山文化晚期城址。古城寨城址由城墙、城壕、建筑基址和廊庑基址、灰坑、瓮棺、奠基坑等构成。城址平面呈长方形，保存有南、北、东三面城墙，西城墙被溱水冲毁。在南、北两城墙的中部有相对的城门缺口。北城墙长460米，高7～16.5米，宽（底）12～22米；南城墙长460米，高5～15米，宽（底）9.4～40米；东城墙长345米，高13.8～15米，宽（底）36～40米；西城墙复原长370米。城址面积约17万平方米。在城墙南、北两面发现有护城壕，城壕宽34～90米，深4.5米不到底；西面利用溱水，东面有无名河作天然屏障，该城亦为用人工城墙和城壕与天然河流共同构成防御体系。在城址中部略偏东北处，发现夯土建筑基址F1，为南北长方形夯筑高台建筑，坐西朝东，南北长28.4米，东西宽13.5米，面积383.4平方米，其南、北、东三面皆有回廊。在F1基址上南北排列六排柱洞或磉墩，把建筑分隔成七间。在F1基址南、北、东三面还发现有廊柱磉墩19个。同时发现有廊庑基址F4，F4北廊庑长约60米，宽4米，是由二三道墙基槽、门道、守门房和众多的柱洞组成。夯土建筑基址F1和廊庑基址F4为城址中的宫殿建筑，F1为主殿，F4是廊庑——北庑和西庑。有学者研究认为：古城寨龙山文化大型建筑基址，具有早期宫殿的基本要素，如体量庞大的主殿、拱卫主殿的廊庑、四合院雏形等，是夏商宫殿建筑最为直接的前身，在我国早期宫殿制度研究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古城寨原始宫殿建筑的出现，标志着当地居民已经迈入文明社会的门槛，而坐在这个殿堂里的人们，已经沐浴在文明的曙光中。关于古城寨城址的性质，发掘者提出：新密当地群众传说古城寨为“鬼修城”，当与“鬼方氏之妹”有关。可能是中原地区的华夏部落在对鬼部落的战争中，俘获大量的战俘，使他们沦为奴隶，强制他们修筑了古城寨城垣。有学者认为：古城寨是一座龙山文化晚期城址，其当为进入夏纪年的夏代早期重要城址之一。也有学者认为：根据文献记载，再从时空方面进行对比，古城寨城址很有可能就是历史上的“祝融之墟”。祝融之族的活动地域最早在豫中的嵩山地区，《国语·周语》“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融即祝融，崇山即嵩山。祝融本来是依附于高辛部落集团的，但在夏人战胜高辛氏之后，祝融之族转而又依附于夏人。古城寨的年代大体与祝融之世相合，或为祝融之族的都城。
新密新砦遗址1979年对新砦遗址进行第一次发掘，以富含从龙山文化向二里头文化过渡时期的“新砦期”遗存而著名。1999年以来对遗址进行了多次发掘，主要遗存为王湾三期、新砦期和二里头早期文化，其重要收获是新砦期遗存的确认。发掘者认为新砦期的上限可能是“后羿代夏”之前的夏代早期。遗址的面积约为70万平方米。在新砦大型聚落遗址中，发现城址位于遗址中心区的西南部，规模宏大，拥有内外三重城壕，有围壕与城墙，围壕的平面大体呈圆角长方形，将整个遗址包围起来。围壕宽通常在25～30米，个别地段宽达60米以上，深5～7米。在西围壕的中间地带，发现有一宽30余米的缺口，当为通向聚落内部的门道。围壕以北约200米处的有东西向外壕。在遗址的西南部发现内壕。对北围壕进行解剖，确认内壕的内侧为城墙的夯土。同时发现一座大型建筑，该建筑为浅穴式。通过对大型建筑的全面揭露和重点解剖，查明大型建筑整体呈刀把形，其东西长90米，南北宽14.5米，总面积达1000余平方米。大型建筑的功能，有可能与古籍记载的“坎”之类的祭祀遗迹有关，当然，也不排除为一大型公共露天活动场所的可能性。大型建筑三面被内壕所围，系新砦城址的内城。通过对西北角城墙经过重点解剖，发现了新砦期的城墙被二里头文化壕沟打破的地层关系，表明新砦城墙与壕沟是有计划统一施工而成。有学者认为新砦城址位置完全符合《水经注》所云夏启之居的地望，城址的始建年代落入夏代早期年代范围之内，故认为新砦城址可能是夏启黄台之居。
大师姑城址位于荥阳市广武镇大师姑村和杨寨村南，是一处二里头文化中晚期大型城址。城址由城垣和城壕两部分组成。城垣距现地表深度不一，一般在１米左右。已发现的部分为南墙西段、南墙东段的部分地段、东墙部分地段、西墙北段和北墙西段，所发现的二里头文化遗存全部集中在城垣和城壕以内，总面积约51万平方米。在护城壕内侧，还有一条商代早期开挖的环壕。早商环壕位于夯土城垣和护城壕沟之间，与护城壕沟平行分布。其内侧打破叠压城垣外侧的二里头文化层，外侧打破护城壕沟。环壕的形制和二里头文化护城沟不同，断面呈倒喇叭状，沟口宽度在13～15米之间，沟底宽度约1.5米，沟深4～6.8米之间。初步判断环壕下层年代应在二里岗下层一、二期之间，环壕上层遗物年代为二里岗上层时期。环壕内二里岗期早商文化遗存丰富，说明早商时期这里仍是一处重要的聚落。城址内分布着大量的灰坑、灰沟、房基、墓葬等遗迹，出土有丰富的陶、石、骨、蚌、铜等遗物。大师姑城址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一座二里头文化城址，它的发现填补了夏代城址考古的空白，为进一步研究我国古代的城市发展、夏代的国与社会结构乃至中国古代文明起源提供了珍贵资料。城址内部夏商遗存都十分丰富，对于探讨夏代晚期夏商文化关系、夏商交替年代等一系列夏商考古研究中的重大学术问题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
望京楼遗址位于新郑市区北6千米的新村镇，临近望京楼水库，该遗址为夏商时代遗址，城址保存较为完整。城址平面近方形，三重城墙及三重护城河、城门、道路、大型夯土建筑基址、房基、墓葬等计200余处遗迹，其中以夏、商城址的发现最为重要。该遗址发现了夏代、商代两座城址，城址总面积达168万平方米。夏代城在外，商代城在内，套在一起，加上外廓城，形成了三重城墙、三重护城河的封闭城圈。遗址出土一批青铜器和玉器等贵重文物，铜器有罍、爵、斝、觚、钺、锛等，其中青铜钺是我国目前出土的夏商时期最大的一件；玉器有戈、璋，其中一件铜援玉戈为和阗玉打造，制作工艺精美绝伦，不仅为夏商时期文化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还反映了其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望京楼遗址的夏商遗存包括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岗文化两种内涵，二里头文化可分为两期，二里岗文化可分为三期，两种文化在时空及面貌上具有密切的联系。望京楼遗址二里头文化第一期相当于二里头遗址二里头文化三期晚段至四期晚段，第二期相当于四期晚段或更晚。望京楼等郑州地区的二里头文化遗存与偃师二里头遗址在发展速度上存在一定的差别。望京楼遗址二里岗文化的矮领鬲与大口尊等典型器物具有由早到晚的多个发展序列，其二里岗文化第一期大致相当于“二里岗下层二期”，第二期相当于“二里岗上层”，第三期相当于“白家庄期”且可能偏早。望京楼遗址的外圈城壕建造于二里头第二期，二里岗第一期时修建了外圈城墙，不久之后又修造了内圈城墙与城壕，体现了聚落的重要地位与社会冲突的加剧，而外圈城墙与城壕则被破坏并逐步废弃。内圈城墙与城壕在二里岗第二期时沿用并得到了维护，第二期晚段时开始废弃，至第三期城壕被彻底填平而失去防御功能，似乎反映了聚落的衰落。关于望京楼城址在夏商之交扮演的角色，有学者认为史书中的昆吾之国的地望极大可能就是在如今的望京楼遗址。望京楼遗址是一座二里头文化时期——商代早期的城址，这个发现放在夏商考古上，是一个大发现，因为它的规模庞大、内涵丰富，是二里头文化时期仅次于二里头夏代都邑的大型遗址。望京楼遗址在夏商交替之际有着重要的地位，是二里头王朝的东方“哨所”、“夷夏”之交的前沿阵地。望京楼商代城址是继郑州商城、偃师商城之后河南境内新发现的又一座商代前期城址。有学者指出：望京楼夏代城址和商代城址位于同一地点，对于探讨夏商历史、夏代晚期文化与商代早期文化更替及中国早期城池建设等问题都具有重要意义，是极为重要的考古新发现。
东赵遗址位于郑州市高新区沟赵乡东赵村南、中原区须水镇董岗村西北，处于丘陵与平原的接触地带，遗址处于檀山东北的台地上，海拔120米。该遗址东距须水河约2千米，西北不到1千米有一条自然冲沟，冲沟向东北曲折流入须水河。该遗址东距郑州商城约14千米，北距大师姑城址约7千米，东北距小双桥遗址约9.5千米，西距荥阳关帝庙商代晚期遗址不到2千米。2011年对东赵遗址进行了复查，在村东南发现了沟状河湖相堆积，在堆积的底部发现有龙山晚期陶片，在对遗址东部断崖剖面清刮时发现基槽状堆积，初步判断东赵遗址存有城址。2012年春季又对一些重要遗迹进行了分析，确认了东赵遗址有龙山至商末周初文化遗存。2012年10月至2014年12月，对东赵遗址进行了连续性考古发掘与勘探。经过近3年的考古工作，东赵遗址累计发掘面积近6000平方米，勘探面积达70万平方米。经过勘探、发掘，东赵遗址取得了一系列重大发现。东赵遗址发现大、中、小三座城址。东赵小城位于遗址的东北部，城址方向为北偏东5°。经过勘探可知东赵小城平面基本呈方形，长150米，面积2.2万平方米。因受土地平整影响，小城城墙仅存有基槽部分，墙体破坏殆尽，城壕尚大多存在。小城东北角被现代取土全部破坏，在小城东、北以及南墙都进行了解剖。经过解剖可知墙基宽4米左右，保留最深处近1.5米；基槽内夯土土质较为紧密，土色均为浅黄色，夯层较为清晰，层厚为5～8厘米，但夯窝较为模糊；城壕宽5～6米，深3～5米。壕沟底部均为淤土堆积。三处解剖沟城墙基槽均被二里头一期沟打破，因此，判断小城于二里头一期时废弃。同时，在小城东墙基槽内发现的陶器均为龙山晚期，而在南墙与北墙基槽内包含有较多的新砦期陶片，与小城同期的壕沟内出土陶片均为新砦期，因此判定小城始建年代为新砦期。在小城内发现有新砦期文化遗存，因后期破坏原因以及小城内发掘面积有限，新砦期遗存发现相对较少。小城内大多为现代垫土堆积，当时的文化遗存破坏殆尽，因此，小城的布局尚不清楚。
东赵中城基本位于遗址中部，城址方向为北偏东10°。中城基本成梯形，南城墙东西长256米，北城墙长150米，南北长350米，面积7.2万平方米。东赵遗址地貌为南高北低，根据解剖可知中城当时是依地势而建，城墙基槽呈现南浅北深状况。对中城东墙、北墙、南墙进行了解剖，解剖可知中城城墙墙体部分多被破坏，多仅残存墙基槽部分；墙基宽4～7米不等，基槽内夯土土质较为紧密，土色均为浅黄色，夯层较为清晰，层厚为6～8厘米，部分剖面尚可见到清晰的圜底夯窝。城壕宽3～6米，深2～3米，壕内均为淤土堆积。解剖可知中城墙基被二里头四期沟打破，城址当在二里头四期时废弃；中城东、南、北墙基基槽内包含的陶片年代均为二里头二期，同时，城址使用时期的壕沟底部出土陶片亦呈二里头二期的特征。此外，中城城垣内外分布有大量二里头二期晚段和三期早段的遗存，综合上述判定中城始建于二里头二期，兴盛于二里头二期晚三期早，废弃于二里头四期。中城南部被商代早期的大型建筑遗存破坏，北部区域因村民多次取土，二里头时期的文化层基本不见，仅残存遗迹底部。现状对探讨城址布局影响较大，根据发掘情况，大致可以推定当时布局情况：在中城东墙中部偏南处，发现一条东西向的东周时期路沟，该路沟路土厚达0.5米，道路宽2米，道路两边为中城夯土基槽。路沟两边的墙基内侧明显加宽，此处应该有附属建筑，由此判断此处为中城东城门所在，东周时期的路沟形成应与当时的城门缺口有关。在中城中部偏东的区域内分布有较为集中的地穴式遗存，年代为二里头二期。在部分地穴式遗存内发现有祭祀遗存（完整的猪骨架、未成年人骨架、龟壳等），此类遗存的性质初步判断为祭祀遗存。另有学者认为此类遗存均为袋状坑，其性质也有可能是仓窖。在中城北部发现有祭祀遗存，推测中城北部为主要建筑区；在中城南部发现有小型房址与大量的生活遗存，该区域应为一般居民区。
东赵大城破坏较严重，其北城垣保留较少，东城墙北段被破坏，南段为现代厂区；西城墙北段为现代厂区；南城墙东端被董岗西北的养殖场所占压，大城南城墙西端被赵村西南的砖厂取土破坏，取土坑现在属于南水北调干渠东侧的垫方范围，被全部垫平，取土坑东断崖暴露少量夯土残余，其走向为北向，推测此取土坑断崖残余夯土为残存的大城西城墙。综上，结合勘探确定大城整体形状呈横长方形，城址方向为北偏东15°，东西长约1000米，南北宽600米，面积60万平方米。经过解剖，大城城墙多残存基槽部分，基槽形状为倒梯形，槽深约1米，上口宽1米，底宽约0.4米。夯土质量较高，基槽内出土陶片为东周时期。大城城壕宽3～6米，深2～3米，城壕部分地方被汉代沟渠破坏，壕内包含物较少。大城年代为东周战国时期。
郑州商城坐落在郑州市管城区内，是商代早中期的都城遗址。郑州商城外城墙始筑于商代中期的二里冈期下层一期，使用到二里冈期上层二期，总面积达25平方千米，是先周时期仅次于殷墟的庞大都城遗址。商城遗址为商代二里岗期，距今约3600年。商城近似长方形，北城墙长约1690米，西墙长约1870米，南墙和东墙长度均为1700米，周长近7千米。城墙底宽20米左右，顶宽5米多，其高度复原后约10米。以全部的城墙长、宽、高计算，郑州商城约用夯土量为87万立方米，夯前挖土量约174万立方米。郑州商城内中部偏东和东北部一带，约占郑州商城1/6左右的范围内，遗存有各类高低不平的夯土台基，台基排列不甚规整，但靠近东北隅的较密，而西南部则较为稀疏，其中东北隅就先后发现了20多处商代夯土建筑基址，大的面积达2000多平方米，小的仅100多平方米。有的夯土基面上还保存着柱子洞、柱基槽和石柱础，表明这里是商代的宫殿区。中部偏南处，发现一处商代夯土建筑基址，应是统治者居住的地方。在城区内还发现一些形制较小的房基建筑，可能是平民居住区。城内还发现许多农业生产工作，由此推测，在郑州商城内可能有若干空地进行农业种植，这正是早期城市的特点。郑州商城城外，发现一批按一定布局建立起的手工业作坊遗址。北城墙外300多米处，为铸铜作坊遗址，在铸铜作坊遗址北部发现一处制骨作坊遗址。南城墙外约600米处发现一处铸铜作坊遗址，西城墙外约1300米处发现一处制陶作坊遗址。商代墓葬区多分布在城外。郑州商城内出土数以万计的文物，其中最珍贵者如玉戈、玉铲、玉璋、玛瑙等玉器，反映了制玉工艺有相当高的水平。城址内东北角1个祭祀坑内出土1件夔龙纹金箔，十分罕见；城址西墙外出土2件大型铜方鼎，通高分别为140厘米和87厘米；城址西墙外1座商代墓内出土一件完整的原始青釉瓷尊，高27厘米，轮制，饰席纹和篮纹，胎质呈灰白色，细腻坚硬，器表遍施光亮晶莹的黄绿色釉，这件原始瓷尊的出土将我国的制瓷历史上溯到3000年前；在商代墓内还出土有制作精致的象牙觚和象牙梳；还出土460多枚穿孔贝，这是当时使用的货币；出土的吹奏乐器枣石埙和陶埙，展示了我国古代音乐源远流长。郑州商城碳十四测年，其中郑州商城的外城始建年代相当于二里岗下层一期的开始年代，约公元前1500年，其内城大约始建于洛达庙晚期，即早于公元前1500年，为亳都的可能性非常大。根据文献记载与考证，大部分学者认为是“汤始居亳”的亳都，属商代早中期；不过也有很多学者认为它是商代中期“仲丁迁隞”的隞都，属商代中期。郑州商城的发掘，对于研究商代历史和古代城市发展史都具有重要价值。
郑州小双桥遗址位于郑州市石佛乡小双桥村。发现有夯土墙、大型高台夯土建筑基址、宫殿建筑基址、小型房基、大型祭祀场、祭祀坑、奠基坑、灰沟、与冶铜有关的遗迹，出土了陶器、铜器、原始瓷器等丰富的遗物。其中尤以与甲骨文一脉相承的陶缸表面朱书文字引人注目。小双桥遗址面积大，文化内涵丰富而重要，具有都邑遗址的规模和性质；遗址地处黄河南岸古敖地范围内，其文化年代属白家庄期，接郑州商城而繁荣，同时历时较短，合于仲丁迁隞的历史记载；遗址中大量岳石文化因素地出现，可以和仲丁征蓝夷的历史相对应。所以小双桥遗址是目前发现的处于郑州商城和安阳洹北商城之间的唯一一个白家庄期的、具有都邑规模和性质的遗址，是商代考古的一个新突破。
三、夏商城址研究
（一）夏时期城址
通过对嵩山东南部颍河和双洎河流域的王城岗、瓦店、古城寨、新砦四座城址的讨论，可以大致勾勒出夏代早期城址的变迁：在夏王朝诞生前后，位于颍河上游的登封王城岗城址先为夏鲧之居，后又为禹都阳城之所在；随着夏王朝势力的发展，夏人沿颍河南下，禹、启又在禹州瓦店建立了阳翟城；不久夏启为经略北方的需要，又将都邑由颍河中游的阳翟迁到新密洎水边的新砦即黄台，直至启子太康为了控制嵩山西北的伊洛河流域，夏王朝的政治中心逐渐北移，才将都邑由嵩山东南的颍河、洎水流域，可能沿郑州、荥阳通道，经巩义花地嘴新砦期遗址西进，迁至嵩山西北伊洛河流域的偃师二里头遗址即斟鄩，自太康居斟鄩，羿亦居之，到夏王朝最后的帝桀又居之，一直没有再迁都。
大师姑遗址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一座二里头文化城址，有可能是夏王朝的东方军事重镇或者是方国的都邑。它的发现填补了夏代城址考古的空白，为进一步研究夏代的城市发展、社会结构乃至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对探讨夏代晚期夏商文化关系、夏商交替年代等一列夏商考古研究中的重大学术问题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在二里头文化中期，望京楼城址在黄河南岸的中原腹地建立起来，其考古内涵处处透露出浓厚的防御色彩，说明这个时候天下并不太平，它的建立是承担着某种军事功能。在二里头文化末期，望京楼遗址突然废弃，有二里岗文化（早商文化）的遗存打破的二里头文化层，与之一同废弃的还有位于其北方50千米处的大师姑遗址，诸多二里头文化城址一同废弃，预示着改朝换代的发生。上述的考古学动态描述，与史书中记载的夏朝昆吾之国的覆灭极其相似。夏朝中晚期，发源于河内地区的先商族群步步南下挤压夏王朝的领土空间，作为夏朝重要的异姓同盟方国的昆吾国，本镇守在黄河北岸的淇卫之地，但被强势的商族扩张的脚步驱赶，昆吾国于夏朝中晚期迁到黄河南岸的中原腹地，继续抵挡北方的商族与东部的东夷的侵袭，为夏王朝镇守边疆。夏朝末年，雄心勃勃的商汤发动十一征，陆续翦除拱卫夏朝的方国，昆吾之国也未能幸免，消失在滚滚历史的洪流之中。
东赵遗址包含从龙山到东周多个时代，延续时间长，年代序列相对完整，无论对夏商时期年代谱系或郑州西北的区域聚落研究，都可提供新的材料及视角。东赵遗址小城为郑州地区嵩山以北发现的第一座确认的新砦期城址，该类遗存的发现，对解决新砦期文化面貌、性质及归属问题会有极大帮助。东赵遗址中城是为数不多的二里头时期新建城址，内涵丰富，诸如集中成片的圆形地穴式遗存、集中出土卜骨的祭祀坑以及墙基槽内奠基遗存等现象在同时期其他遗址中未见；另外，该遗址内发现多条二里头时期环壕，可对研究二里头时期偏早阶段聚落设防及规划提供新的研究材料。综合来看，东赵遗址中城应为郑州地区二里头时期一处重要据点。
（二）商时期城址
大师姑二里头文化城址内早商文化遗存很丰富，尤其是发现有早商时期的大型环壕，说明这里在早商时期仍是一处重要的聚落遗址。在城址的东北角还发现有早商文化的墓地。
望京楼遗址被商人继续使用，内城收缩加筑城墙、大型瓮城和沟壕，说明后来的使用者依然将此处作为重要的军事重镇。在被继续使用几十年后，规模宏大的郑州商城在其北部30千米的地方矗立起来了，从此望京楼遗址废弃归为尘土。
东赵遗址南部发现商代早期大型建筑遗迹，基本轮廓较清晰，面积达3000平方米，是目前发现规模仅次于偃师商城的建筑基址，考虑到之前遗址内采集到的商代铜器，遗址内发现丰富的二里岗期遗存，可以推断东赵遗址为商代早期郑州商城西部一处重要聚落。此外，东赵遗址早商早段文化遗存内发现有岳石文化因素，对早商时期商夷关系研究也可提供新的材料。
对郑州商城具有代表性的城墙、宫殿、作坊、窖藏、墓葬等遗迹的典型地层及单位的考察，并参考偃师商城的分期，将郑州商城分为前后紧密相连的两期四段，它可以较为清晰地勾勒出郑州商城的发展轮廓。郑州商城规模宏大，布局有序，无可置疑是商王朝繁荣时期的一座繁华都市，是当时殷商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郑州商城始建之初，既非作为都城建造这么一座规模巨大的城址，又作何用？换言之，在郑州商城作为都城之前，它在商代前期历史中，究竟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历史地位呢？或可认为：它当与商人经略东方的战略有着密切的关系。整个有商一代北方相对平静，南方则无战事，显然与南方无劲敌有关，商人的主要对手在东西两面，而以东面的战事最为频繁。据《古本竹书纪年》“仲丁即位，征蓝夷”，河亶甲“征蓝夷，再征班方”。《后汉书·东夷传》亦载：“至于仲丁，蓝夷作寇，或畔或服。”郑州商城始建之初，与商人的东进战略有密切关系，抑或可言商人在南下灭夏之后，作为开国之君和一代明主的商汤即清醒地认识到东方面临的强大对手是对其统治的重大威胁，因偃师其地偏西，不宜与东方的强大敌人争战，因此在建都偃师商城稍后，即在郑州建造规模宏大的城池，一方面为巩固商人的东部阵地，另一方面是为将都城东移做准备，以进行东方的战争。这种推测，也可从对考古资料的分析和夏代历史中略见一斑。
郑州商城内外普遍存在着洛达庙文化的堆积层。学术界对洛达庙遗存的性质早有定论，认为它属于二里头文化的范畴，即应是夏部族所创造的夏文化。从《左传》《史记》《国语》等历史文献中的零星记载可知：主要活动于今伊洛地区和豫中一带的夏族与东夷集团关系十分密切。夏初“太康无道”“夏政凌迟”，因而失国。夷族有穷氏首领羿“因夏民以代夏政”。而后羿代夏后，夏后相逃至同姓斟灌氏那里避难，寒浞代羿，灭斟灌、斟鄩，杀帝相，其时，相妃后緍以有孕之身，逃归有仍，生少康，少康为有仍牧正，寒浞更使其子求杀少康以斩草除根，少康逃奔有虞氏为庖正，有虞氏“妻之以二姚，而邑诸纶，有田一成，有众一旅”，更有夏遗臣逃奔有鬲氏的靡联合二斟残余力量，灭浞复国，史称“少康中兴”。由此段历史可知：东方夷人的力量是强大的，它既可颠覆夏之政权，也可扶持夏之政权，而且夏部族与东夷既有婚姻关系，也是政治联盟。这一现实不能不对新生的商王朝构成重大威胁，商在开国之初即考虑对东方的战事，是完全可能的。郑州商城始建之初，正是作为充当商人东进战略的桥头堡并为其将都城东移做准备而存在的。偃师商城的平面布局与郑州商城比较，其军事防御的色彩更为浓厚，应与镇压夏人的反抗有关。而至商代仲丁前后，经百十年经营，夏人的反抗逐渐平息，夏商文化逐渐融合，商人积聚了强大的政治、经济力量，使其东进战略有了强大的物质基础，并成为可能。这时，仲丁一代乘机东进，迁都于隞，旋即征伐蓝夷，再征班方，正式揭开商代中期百十余年东向经略的序幕。这就是郑州商城最终成为一代王都的历史背景。多年来学术界对郑州南关外遗存的性质讨论颇为活跃，李伯谦先生撰文认为：南关外类型（以下层为代表）不可能是二里岗下层早段先商文化的直接前驱，而有可能是夏之某一与国的文化。安金槐先生认为：它可能是来自淮河流域的另一种文化。这种逐渐形成的共识，为郑州商城即仲丁所迁隞都说提供了考古学上的依据。
小双桥遗址是一处大型商代都邑遗址，年代相当于商代中期较早阶段。遗址规模较大，占地约4平方千米，文化内涵规格较高，具有都邑遗址的性质。小双桥遗址的发现与发掘，拉近了郑州商城早商文化和殷墟晚商文化的距离，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商代中期考古研究的空白。有学者认为小双桥遗址是商代中期仲丁之隞都，郑州商城是商代早期之亳都。商代中期，仲丁自郑州市中心的郑州商城迁都于此。小双桥遗址与郑州商城白家庄期商文化同期，与仲丁自亳迁隞的记载吻合；小双桥遗址出土的山东岳石文化器物，与仲丁伐蓝夷的记载吻合。
参考资料：
［1］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登封王城岗与阳城》，文物出版社，1992年。
［2］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登封王城岗考古发现与研究（2002-2005）》，大象出版社，2007年。
［3］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河南新密市古城寨龙山文化城址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02年第2期。
［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河南密县新砦遗址的发掘》，《考古》1981年第5期。
［5］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等：《新密新砦——1999~2000年田野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8年。
［6］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河南巩义市花地嘴遗址“新砦期”遗存》，《考古》2005年第6期。
［7］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大师姑2002-2003》，科学出版社，2004年。
［8］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新郑望京楼：2010-2012年田野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16年。
［9］顾万发：《河南郑州东赵遗址考古新发现及其重要历史价值初论》，《文化河南》2015年第6期。
［10］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城——1953-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
［11］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小双桥：1990-2000年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19年。
（来源自《古都郑州》2021年3期总第6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