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招商引资遭胁迫造假被《焦点访谈》树立黑典型

【民间观察】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招商引资遭要挟造假被《焦点访谈》树立黑典型

文/落魄书生-王中银

管城回族区是郑州商都核心区，是商代早期都城所在地，兼具古都根脉与民族文化特色，是中原城市文明的起点。郑州商城遗址为商汤亳都，是中国早期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都城遗址之一，现存约7千米商代城墙，出土大量青铜重器，1961年列为全国重点文保单位，确立了郑州作为商代早期都城的历史地位，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关键支点。西周为管国都城，秦置管县，历代为州、郡治所，明初并入郑州，政区建制延续三千年。“管城”地名承载周初分封、管叔建国的历史记忆，是中原地名文化的活化石。作为回族区，拥有郑州北大清真寺——郑州创建最早、规模最大的清真古寺，是中原伊斯兰文化重要载体；同时保有郑州文庙、郑州城隍庙等明清古建筑群，儒、释、伊斯兰文化交融，形成多民族、多宗教和谐共生的文化格局。柘城县是上古华夏始祖活动地，以柘丝、人文、民俗为特色，历史厚重、物产驰名，是豫东文化的重要代表。始祖文化——炎帝朱襄氏建都地上古时期炎帝朱襄氏在此建都、安葬，是华夏始祖文化的重要发祥地，朱襄氏陵至今保存完整，承载着中华农耕文明、礼乐文明的早期记忆，是中华民族寻根问祖的重要地标。自古盛产柘丝，汉代便经丝绸之路远销中亚、欧洲，史称“柘丝为最”，是中国古代丝绸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奠定了柘城作为古代商贸名邑的地位。 拥有柘城故城、孟庄遗址等全国重点文保单位，历史遗存跨越新石器至明代；鸡爪麻花、马蹄酥、胡芹等特产传承千年，其中胡芹为明清贡品、获国家地理标志，鸡爪麻花为非遗技艺，形成物产与文化共生的特色。容湖生态湿地公园集国家水利风景区、湿地公园、AAA景区于一体，将历史文脉与生态景观融合，是柘城文化传承与现代发展的结合典范。舞阳县是中华文明早期曙光的重要见证地，历史跨度超九千年，文化层级完整、遗产价值突出。境内贾湖遗址是公元前9000—7800年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拥有十项世界之最，包括世界最早可吹奏七声音阶骨笛、最早人工酿酒遗存、最早稻作农业起源地之一、最早文字雏形契刻符号等，将中华文明史向前推至九千年，被誉为“人类文明第一缕曙光”，是中华史前文明的标志性遗址。夏禹时期定名舞阳，秦代置县，素有“帝乡侯国”*美誉。汉樊哙、吴汉，三国司马懿封侯于此；孕育汉司徒丁鸿、前蜀皇帝王建等历史人物，政脉绵延、名人辈出。舞阳农民画是河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中国现代民间绘画画乡、民间文化艺术之乡，是中原民间艺术的重要代表。境内还拥有阿岗寺遗址、舞阳彼岸寺大殿等全国重点文保单位，历史遗存密度高、价值高。

2026年4月，央视《焦点访谈》曝光河南省漯河市舞阳县、郑州市管城区、商丘市柘城县三地招商引资数据严重造假事件：舞阳县2025年1-11月上报省外到位资金78亿元，实际仅1亿余元，虚假比例高达98%；管城区虚构9.6亿元省外投资项目，连企业负责人签名都前后矛盾；柘城县虚报资金超40亿元。这一事件绝非个别基层干部的乱作为，而是中国县域治理体系中长期存在的"数字政绩"顽疾的集中爆发。管城区才造假9.6亿，相比舞阳和柘城县还是非常保守的，也一同被树立为黑典型有点冤屈。中国县域政治的核心运行机制——晋升锦标赛。在这一机制下，上级政府通过量化的政绩指标对下级政府进行排名考核，考核结果直接与干部的晋升、奖惩、政治前途挂钩。这种"以政绩论英雄"的评价体系，使得县域干部形成了"为晋升而生产政绩"的行为逻辑，当真实的发展成果无法满足考核要求时，"数字注水"就成为了一种理性选择。河南招商数据造假事件完美印证了这一理论。河南省商务厅每年向各地市下达省外资金增长指标，要求每年递增2%-3%，并实行月度进度通报排名制度。这一指标通过"省-市-县"三级行政体系层层分解、逐级加码，最终全部压在区县商务局的肩上。舞阳县商务局局长胡广华在采访中坦言："在基础虚高的情况下，仍然要求有递增，所以我们也是很无奈。"这句话道出了基层干部的普遍困境：前任为了政绩已经将数据基数抬高，后任如果如实填报就会出现"负增长"，不仅会被通报批评，还会直接影响仕途。县域政治中存在着政绩继承与路径依赖现象。一旦某个地方开始数据造假，就会形成"造假惯性"，后任只能继续在虚假的基础上"注水"，否则就会暴露前任的问题，同时也显得自己能力不足。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胡广华会说数据造假"沿袭好多年了"。在这种逻辑下，招商引资不再是为了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而是变成了一场"数字游戏"：本地企业的投资被包装成省外资金，口头估算的数据被随意加码，未落地的项目被提前计入报表，甚至连银行流水都可以跨年度拼凑。

晋升锦标赛在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重数量轻质量、重短期轻长期"的弊端。在招商引资领域，这种弊端表现为只看重资金到位的数字，而忽视了项目的产业带动效应、就业贡献和环境影响。当"引进多少资金"成为唯一的考核标准时，基层干部自然会把所有精力都用在编造数据上，而不是真正的招商引资和服务企业上。基层共谋理论深刻揭示了压力型体制下上下级之间的利益同盟关系。当上级下达的指标过高、脱离实际时，下级政府为了完成任务，会与辖区内的企业、社会组织甚至上级部门形成"共谋"，共同应对上级的检查和考核。这种共谋关系是基层形式主义滋生的温床，也是数据造假能够层层过关的关键原因。政府与企业的共谋。郑州市管城区商务局副局长苏玲恩直言不讳地说："那个表是由企业填报，企业填多少，我们就往上报多少。跟企业打交道我们全靠一个营商环境，我们去设身处地为企业考虑，企业觉得这个工作我们也能帮忙，所以就帮忙填报。"这段话清晰地展现了双方的利益交换：政府需要企业提供虚假数据来完成考核任务，企业则通过配合政府获得更好的营商环境和政策支持。在这种默契下，企业愿意出具没有任何法律效力的"情况说明"来证明"设备折资"，甚至愿意承认根本不存在的投资项目。上下级政府之间的共谋。河南省商务厅副厅长井鹏承认，在以往的抽查中就发现过数据不实的问题，但由于"人手确实不够，对全省的项目来说，难以做到逐一去核查"，所以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种"上级不核查、下级不负责"的状态，实际上是上下级之间的一种心照不宣的共谋。上级需要漂亮的数字来向上级汇报自己的工作成效，下级需要虚假的数字来完成考核任务，双方都从数据造假中获得了利益，因此都没有动力去打破这个虚假的平衡。基层治理中的形式主义本质上是"以形式主义反形式主义"的恶性循环。上级用形式主义的方式考核下级——只看报表不看实地，只看数字不看实效；下级就用形式主义的方式应对上级——只做报表不做实事，只编数字不抓项目。这种恶性循环导致监管链条层层失守：区县商务局不要求企业提供银行进账凭证、资产评估报告等佐证材料，仅凭口头报送就录入系统；市级部门不进行实地核查，直接汇总上报；省级部门也只是进行象征性的抽查，最终使得虚假数据一路畅通无阻地进入了官方统计体系。

指标治理是中国国家治理的核心特征之一，它通过将国家意志转化为可量化、可考核的指标，实现了对庞大官僚体系的有效控制。但当指标被绝对化、唯一化时，就会发生异化，导致"为了指标而指标"的官僚制内卷，最终背离了治理的初衷。河南省的招商引资考核就是指标治理异化的典型代表。引进省外资本原本是为了弥补地方资金不足、推动产业升级、增加就业机会，但在指标治理的逻辑下，手段变成了目的。考核体系只关注"引进了多少省外资金"这一个指标，而完全忽视了资金的实际用途、项目的落地情况和对地方经济的实际贡献。这种"唯数字论"的考核导向，使得招商引资工作发生了根本性的扭曲：从"招真商、招好商"变成了"凑数字、编项目"，从"服务企业、优化环境"变成了"麻烦企业、索要数据"，从"长期培育产业"变成了"短期追求数字增长"。指标治理异化必然导致官僚制内卷。所谓内卷，就是指在没有实质性发展的情况下，内部不断精细化、复杂化，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在河南的案例中，为了编造78亿元的虚假数据，基层干部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整理虚假的报表、拼凑虚假的凭证、协调企业配合造假。这些工作不仅没有创造任何实际价值，反而占用了本该用于服务企业、发展经济的资源。更严重的是，这种内卷会形成一种自我强化的机制：造假的成本越来越高，造假的手段越来越高明，而真实的发展却越来越被忽视。官僚制异化的研究进一步指出，指标治理异化的根源在于官僚体系的自我扩张和自我服务倾向。当官僚体系不再以服务人民为宗旨，而是以完成上级指标、维护自身利益为目标时，就会产生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在招商引资领域，这种倾向表现为政府部门只关心自己的考核成绩，而不关心企业的死活和地方的长远发展。

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是剥削阶级思想和旧社会衙门作风的残余，其本质是主观与客观相分离、认识与实践相脱节。从唯物史观的角度看，河南招商数据造假现象反映了当前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中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部分。不合理的考核体制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虚假数据误导了宏观决策，浪费了社会资源，破坏了营商环境，最终损害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马克思主义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因此，治理形式主义和数据造假，必须首先坚持实事求是原则，从根本上改革不合理的考核体制。河南省商务厅在事件曝光后已经采取了初步措施，停止要求基层上报引进省外资金数据，这是一个正确的方向。但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需要建立一套以实际成效为核心的评价体系，将考核重点从"引进了多少资金"转移到"项目落地了多少、创造了多少就业、带来了多少税收、推动了多少产业升级"上来。要坚持群众路线，让人民群众来评判政府的工作成效。要强化监管问责，打破基层共谋关系。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各级领导干部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摒弃"数字出官、官出数字"的错误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脚踏实地、真抓实干。要明白，一个地方的发展靠的不是漂亮的报表，而是扎实的产业基础、良好的营商环境和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河南招商数据造假事件是中国县域治理体系中长期存在的诸多问题的集中爆发。它是"数字政绩"导向下基层干部的理性选择。它是压力型体制下政府与企业、上下级政府之间利益同盟的产物。它是指标治理异化导致的官僚制内卷的必然结果；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看，它是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本质体现，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表现。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不能仅仅停留在查处几个责任人、叫停几个不合理指标的层面，而需要进行系统性的治理改革。我们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原则，改革考核评价体系，强化监管问责机制，树立正确的政绩观，让基层干部从数字游戏中解脱出来，把精力真正用在推动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为人民服务上来。只有这样，才能打破"数字出官、官出数字"的恶性循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