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公年至耄耋却仍保持着军人般的身姿。晨钟初响，他便准时出现在月季公园的花廊下，起势、高探马、揽雀尾，一招一式皆如行云流水。收势时气静神闲，目光如炬。可我明白，比起太极拳，他的生命中还有一件事练得更久、更深，历久而弥新。
那就是修天山公路。
1976年3月，外公离开工作了五年的团部管理股，调入天山公路施工克孜利亚物资供应站。克孜利亚，硕大的红山石林，维吾尔语是“红色山崖”的意思。供应站就坐落在这片红山腹地的中心点。
那一年，外公走马上任，担任“三大员”，像一枚楔子，楔在天山深处的运输线上。他是调度员，几千名战士的粮储、被装、施工器材，从他手中流向各个施工点。他是联络官，隔着风雪、塌方与悬崖万丈，为山上连队与山脚基地之间传递着信息与指令。他还是出纳员，跑银行办理汇兑，差旅费与粮票，一分一厘都要计算清楚。他说，只要施工需要，任何人都可以向他下达任务。因此那些年，他怀里揣着整条公路的命脉，在雪山与戈壁之间行迹匆匆，往复穿梭。
天山上一日四季。从库车出发时，六月的熔金浇在山崖上，将岩壁烧得又红又烫，烫到视线落上去，都会如水滴般蒸发。卡车向上走，季节便开始层层剥落。克孜利亚的春天便带着山野的气息缓缓淌过车窗。等到了大、小涝坝，山风乍起，枯草衰瑟，颇有不胜秋寒之态。再往上，铁列买提达坂便岿然静卧在风雪之中，像一头蛰伏的巨兽。一条路，行一日，从火焰到雪线，从盛夏入寒冬。
外公却说，最奇异的景象不是走不完的四季，而是从四季里走出来的人。战士们的服装什么季节的都有：单衣、绒衣、棉衣。可不管穿什么，人人都是一个模样——脸上糊着石粉泥浆，衣服东拼西凑，凑出款式各异却造型雷同的破布烂衫。
那时外公虽负责运送物资，但若发现人手不足，便就地纵身下车，落进那条传递的人链里。喊起“嗨哟、嗨哟”的号子，铁锤飞舞，机声轰鸣，车轮飞旋，将青春一寸寸填进这天堑雪峰里。
同年10月，站里接到三百立方胡杨木的指标。此树素有“活千年不死，死千年不倒，倒千年不朽”的说法，历风弥固、坚劲耐朽，是筑基铺路的好材料。可指标只是跃然纸上的数字，此树却仅生长在沙雅县的塔里木林场，中间隔着几百公里的戈壁与达坂。
经过一系列的手续更迭和行前准备，外公与汽车营的李班长，驾驶一辆低边箱的解放卡车，由库车向南直奔塔里木，驶入那片充满古艳苍凉色彩的荒漠草甸。可还没等他们揭开胡杨林神秘诡谲的面纱，车轮已在流沙中越陷越深。那是胡杨林的深处，前无车，后无辙，他们靠抿汽车水箱里的水，四处踅摸着风干粗砺的胡杨树干，一块一块，一米又一米地向前移动……
那三百立方的胡杨木，最终被运往了天山深处，用来固坡挡土，变成了横梁立柱，变成了路基下看不见的筋骨。
我提笔写下这篇文章，原只为赞外公一句“劳模”，可他却说：“真正的劳模，已经留在天山了。”
那一刻我终于领悟：“功成不必在我，功成一定有我”的胸怀，才是劳模精神的核心。而“板凳一坐十年冷”的定力，正是工匠精神最深沉的底色。
外公和他的战友们，用最原始的工具，在最严酷的环境中，以劳模精神的无私、劳动精神的笃行、工匠精神的精益，为共和国铺就了一条镌刻风骨，彪炳山河的英雄路。他们没有勋章，每一座达坂皆为丰碑；他们没有奖状，每一厘天路皆镌刻着他们的名字。
如今外公年臻八十，身骨虽仍硬朗如松，却再难翻越天山的风雪，再难承受三千里的路途。天山，终究成了他此生无法再次抵达的远方。
唯有那一沓泛黄的黑白老相片，三寸见方，薄而透光，成为他和天山之间唯一的纽带。
我想，天山太广了，巍峨绵展数万万公顷，天山又太小了，小到可以被装进一叠叠三寸大的相纸里。
天山太遥远了，远到外公此生都难以再次抵达，天山又很近，近到一低头就能从相片里，望见当年的风雪、当年的战友、当年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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