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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间谍案发生后的新闻报道研究

2026-05-10 11:05:40

[摘要]：1937年1月发生的郑州间谍案，引起了当时中国各地媒体的关注，河南当地报刊从外交和民族的角度出发，对该案进行了报道和评论。上海《申报》以更加专业的姿态对郑州间谍案进行连续报道，并表达了对日本间谍行为和中国政府外交软弱的不满。上海时事新闻刊行社出版的《日本在华侦探网》则站在政府的角度，认为该案的发生本身就表明了政府抗日的决心。各方媒体观点虽然不同，却都激发了中国人民抗日的情绪。

[关键词]：郑州间谍案；新闻报道；中日外交

[中图分类号]：K264;G210. 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6916(2021)04-0124-03

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致国民政府外交部派遣张国栋、李树平二人函

一、郑州日本特务的来历和郑州间谍案的破获经过

自从东北四省（民国时期东北划为四省：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失陷，冀东察北亦变作敌人的属地，甚至华北各省也变作日本的练兵场。因此，日人便认为中国的抗战防线，已移到黄河沿岸，同时认为郑州是平汉、陇海铁路交通中枢，也就是中国将来抗日战争中的重要地点。所以，1936年夏天，华北日本驻屯军司令部派军人志贺秀一、山口勇南、田中教夫数人，密赴河南郑州担任谍报工作。他们到郑州后，在当地日本领事馆的帮助下，租得大同路通商巷9号的百华银楼后院，以假名开设一个“文化研究所”，同时秘密成立特务机关，进行收买汉奸及刺探军情的工作。

他们所雇佣的汉奸为赵龙田（号禹门），据赵某被捕后的供词，他是山东琛县人，曾毕业于天津警官学校，历任军职及警察所长，1936年9月由名为张津的介绍，被雇于日人，赴陕西调查军政情形。其实他不止到陕西，他还领得日人的路费，亲自到黄河沿岸及陇海铁路沿线做侦探工作。

自1936年夏天日人志贺等到郑州后，河南第一区行政专员公署和郑州公安局，即加以严密监视。及至1936年冬的“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汉奸赵龙田从西安逃奔回郑州（赵某在西安曾被捕获，后在“西安事变”中乘机逃脱）之后，“文化研究所”便受到中国警探的监视和包围。

1937年1月4日晚上，山口勇男与赵龙田两人发觉危险，拟潜逃，密赴天津，但当他们从后墙跳出时，就被警探捕获了。两人被解送专署。受审后，第二天早上，专署和公安局又派专员警兵等赶至通商巷9号，将挂名“文化研究所”的特务机关包围。当时屋内日人志贺田中二人开始抵抗，将证物文件全数烧毁，但见大势已去，终于束手就逮，所有证物文件一并被带回专署看管。经详细审讯后，山口等三人于6日下午被日领事馆引渡过去，16日安然搭车离郑去北平。汉奸赵龙田则因通敌卖国罪大恶极，于1月28日晨（恰为“一·二八”沪战纪念日）在郑州被枪决。

二、河南当地报刊对郑州间谍案的报道

日人在郑州从事间谍活动被破获后，河南当地的报刊对该案进行了报道。1937年1月22日，《新中华报》进行了简单报道，在“日人在郑密设机关案”为题的一条消息中，从外交的角度进行报道，提到“外部（外交部，下同——引者）正整理一切证据，企图暴动案之全部证据，及文件业均汇于外部，目前正在整理中，据由关系方面探悉，外部一俟整理工作完竣后，即将根据证件，向日方提出严重抗议云。”[1]

作为当时河南省政府官方喉舌的《河南民报》，也从外交角度对该案进行了报道，在1月26 日题为“郑州日阴谋案，外部昨向日提交严重抗议，川越晋京消息尚无所闻”的消息中，提到“日浪人山口等三人在我郑州雇用汉奸，秘设机构勾结匪类企图暴动一案，经将全部证据及文件汇呈外部以整理后，对全案经过均已明了。茲据外交界（消）息，我外部业已根据已由有之证件，于二十五日正式向日方照会，提出严重抗议矣。”[2]而中国政府的外交抗议也遭到了日本方面的压力，“日机屡次飞青岛并在济任意降落，经我外部两次向日方抗议，乃日机上周又飞往青岛。”

中国政府对日军的挑衅行为作出严重抗议之后，在最后又提及日本大使川越“有于我三中全会来京之消息”，但对于这个消息，中日双方都没有确切消息。《河南民报》重点报道了中日因为该案而产生的外交冲突，中方抗议而日方施压，最后双方似乎要进行正式的外交会谈。

相比于《河南民报》的外交报道和模糊的态度，《民族阵线》这份小刊则指出了中日由来已久的民族矛盾，在一篇题为“民族幸甚——郑州破获日人秘密特务机关”的社评中，以异常兴奋而愤慨的语气报道该案，“茲有一最堪注意之消息，愿告慰于全国之读者，即日在郑州通商巷九号所私设之秘密特务机关汉奸，于本月七日被我专员公署查抄，主犯日人志贺，田中，山口及汉奸赵龙田等，均经捕获，并搜出秘密文件甚多，全都皆经危害我国家民族之阴谋诡计，其重要者，如：（一）策动河南省黄河以北各县独立，利用╳╳╳为自治区官，（二）勾结土匪民团，供给枪弹，使之暴动，（三）编印反动口号，造谣煽惑民众，（四）搜集中国军事秘密文件地图等，实行图谋工作，（五）组织特务无线电班，以妨害或窥收中国方面之电讯。”

该刊认为该案“诚为民族复兴运动之暗礁，应抱定一网打尽之决心，为民族除奸，民族目前之最大工作，莫过于此。”[3]认为这会扰乱地方治安，请求政府“非立予法办，不足以弥后患”，同时号召国内同胞“严密侦查汉奸及日人之行动”。《民族阵线》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立场来对该事件进行报道，在当时也代表着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的立场。

三、《申报》对郑州间谍案的报道

《申报》作为当时一份在全国有影响力的报纸，对郑州间谍案给予了很大的关注。在破获日本间谍机构的第二天，《申报》就对该案进行了报道。之后，又对该案的处理进行相关报道，1月6日报道被捕日人被引渡“六日郑日领佐佐木，偕六日自京飞郑之特派书记官，向专署道歉，请求引渡，阮专员允日领回”[4]。

之后又陆续进行了报道，1月10日报道了“郑州日特务机关重要阴谋文件，一部已经专署整理，外部要求法办各浪人”[5]。中国外交部向日本领事馆提出抗议，日本特务机关与匪徒刘桂堂部进行勾结，公布其阴谋文件。“日驻郑特务机关密谋危害我国案，专员公署发表一份文件，利用土匪暴动与汉奸调查”[5]。

后来，日本为了给中国政府施加压力，竟派出飞机在中国领土随意飞降。中国政府以强硬态度应对，“郑案证据文件，外部正整理中，即将向日方提严重抗议”。“郑州事件外部提书面抗议，对日机任意飞降亦决再向之交涉”[6]从1月4日郑州间谍案被破获，到1月28日汉奸赵龙田被枪决，《申报》在24天里几乎每天都有该案的相关报道，可见该报对该案的重视。

除了对郑州间谍案件的相关报道之外，《申报》也披露了日本特务机关情报的原文件内容。设立专栏“日驻郑特务机关，密谋危害我国案”进行连续刊登，主要内容“有刺探巩县兵工厂之证据，送达处驻军司令部巩县兵工厂调查… …（调查内容从略）；破坏豫北之计划，去年八月五日称豫北自治区长官吴百诺致函郑州日本领事馆，请求援助以十万元扩充自治军，又以十万元收买巩县兵工厂。据说军队方面，将用山口先生所设特殊无线电信班，以妨害或窃收中国方面电报。此外尚有从烬余中取出之该特务机关开发文簿，尤足为种种阴谋之佐证，亦详记于后。”[7]这些原文件内容的披露，体现了《申报》严谨认真的报道态度，也让人们更真切得体会到日本人对中国的渗透和野心。

《申报》对于郑州间谍案的态度，也可以从相关报道中看出，在“由破获日驻郑特务机关为害我国阴谋案说起”的社论中写道，“看了此项文件，敌人之阴谋，真足使我们‘心警胆寒’，然而所破获者只此案而已。”“友邦人来我国，如入无人之室，公开的大演习，尚且可以一无顾忌，为所欲为，阴谋的侦查，更属不可纠诘的了。而被我国破获的，却只驻郑特务机关一处。”“照各国法律，提到间谍，有死无赦的。但在我国，情势就两样了。我以为，这不仅有关于国防，而也不能不说是一种耻辱！”[8]

这些言论不仅表达了对日本侵略中国行径的愤懑，还有对国民政府外交软弱的不满。从郑州间谍案的发生，到与日本的外交交涉，最后仅仅是处决了汉奸赵龙田之后便没有音信了，不能不使如此关注此事件的《申报》失望。

在题为“特区市民会电请严惩郑案汉奸，通令各省市县政府严加防范，向日提出严重抗议切实制止”的报道，最后写道：“此次郑州事件，蛛丝马迹，尤足暴露其侵略野心，窃念既以武力实行威胁，又复怂恿浪人，潜伏腹地，密谋破坏，其吞灭我国之欲望不止，应请迅予转呈中央通令各省市政府严加防范，以遏乱萌，并饬外交部提出严重抗议，切实制止，至参加阴谋汉奸，应处以极刑，以昭炯戒，不胜恳祷之至。”[9]表达了希望国民政府对日更加强硬的态度。

四、《日本在华侦探网》对郑州间谍案的态度

1937年6月2日，上海的时事新闻刊行社出版了一本图书，名为《日本在华侦探网》。其中，第八部分为郑州间谍案。在时隔三个多月之后出版的这本图书，似乎是针对郑州间谍案而出版。其中的内容不仅有郑州间谍案的发生和处理，还有一些作者想要表达的东西。

文中认为郑州日本特务机关被破获，意义是异常重大的。“第一，这证明我政府已有抗日的决心，毫不客气将日本对我的阴谋暴露给世界人们都知道；第二，郑州特务机关的破获，把日本对华阴谋尽情暴露，使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国家民族的危险，提高警戒心，以加倍的抗战精神，帮助政府共谋国家民族之自由独立。”[10]书中提到的郑州特务机关被破获，证明了中国政府已经有了抗日的决心，并且政府想借助这个事件来激发全国的抗战精神。

这个观点应该说是更加的合理，“七七事变”发生后，也确实证明了国民政府的抗日决心。在对该案的叙述最后也提及“这一次郑州日特务机关之被破获，中国官厅竟毫不客气将日本军事间谍拘留审讯，并要求立即驱逐出境，这样强硬的行动，恐怕这是第一次吧。总之，一方面固然大快人心，另一方面却可以表示出政府已经有了抗敌的决心。”[10]

文中也简单提及了外交交涉的成就太小，“破案后，专署立即向日本领事馆提出口头抗议，接着我们外交部也向日本大使馆提出正式书面抗议。但是结果怎样呢？最先是日领事对该案表示歉意，但‘不愿表示任何意见’，其次，驻津日军部表示‘希望就地解决’，也一样‘不愿表示任何意见’。待正式抗议提出之后，这案件便如石沉大海，一点反响也听不到了。”[10]

虽然文中有对政府外交的不满，但更多地是对之后政府行为的期望，“日本借这样的特务机关以战胜帝俄，占领东北四省，侵进华北内地，现在，他竟想进攻黄河以南，向郑州，开封，汉口等地秘密发展。其目的是作日军的前哨任务，探查军情地势，扰乱后方，以接应日军南下，一举而亡我全中国。幸我政府及早发觉破获，给敌方一个警告和打击。但此外，华北、华中和华南的一切日人秘密黑爪的活动，都应及早清除消灭的必要了！”[10]

在书中其他部分介绍了日本在华侦探网的建立，间谍网之组织及其工作，间谍活动之形形色色，密布中国各地之“黑爪”、桃色的女间谍、日本指挥下的白俄间谍、松室少将的秘密情报、山西特务机关的活动纲领等，另外还配有日本在华侦探网的简略地图，以提醒政府和民众。

五、总结

郑州间谍案引起了中国新闻媒体的广泛关注。河南当地的报刊从外交和民族的角度出发，对该案进行了报道和评论。《申报》则对该案给予了更为深切的关注，当该案草草结尾之后，也表现出对中国政府外交软弱的不满。《日本在华侦探网》则是站在政府的立场上思考问题，认为该案本身表现出政府的抗日决心。各方媒体的报道虽然观点不一，但都表达了对日本间谍行径的愤懑，在舆论上激发了国人的抗日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