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仲游,字公叔,郑州管城人,宋宰相毕士安曾孙。
毕仲游为文切于事理而有根柢,不为浮夸诡诞、戏弄不庄之语。
苏轼在馆阁,颇以言语文章规切时政。仲游忧其及祸,贻书戒之曰:
孟轲不得已而后辩,孔子欲无言,古人所以精谋极虑,固功业而养寿命者,未尝不出乎此。君自立朝以来,祸福利害系身者未尝言,顾直惜其言尔。夫言语之累,不特出口者为言,其形于诗歌、赞于赋颂、托于碑铭、著于序记者,亦语言也。今知畏于口而未畏于文,是其所是则见是者喜,非其所非则蒙非者怨;喜者未能济君之谋,而怨者或已败君之事矣。天下论君之文,如孙膑之用兵,扁鹊之医疾,固所指名者矣。虽无是非之言,犹有是非之疑,又况其有耶?官非谏臣,职非御史,而非是人所未是,危身触讳以游其间,殆犹抱石而救溺也。
司马光为政,反王安石所为,仲游予之书曰:
昔安石以兴作之说动先帝,而患财之不足也,故凡政之可以得民财者无不用。盖散青苗、置市易、敛役钱、变盐法者,事也;而欲兴作、患不足者,情也。苟未能杜其兴作之情,而徒欲禁其散敛变置之事,是以百说而百不行。今遂废青苗,罢市易,蠲役钱,去盐法,凡号为利而伤民者,一扫而更之,则向来用事于新法者必不喜矣。不喜之人,必不但曰‘青苗不可废,市易不可罢,役钱不可蠲,盐法不可去’,必操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动上意,虽致石人而使听之,犹将动也。如是,则废者可复散,罢者可复置,蠲者可复敛,去者可复存矣。则不足之情,可不预治哉?
为今之策,当大举天下之计,深明出入之数,以诸路所积之钱粟一归地官,使经费可支二十年之用。数年之间,又将十倍于今日。使天子晓然知天下之余于财也,则不足之论不得陈于前,然后所论新法者,始可永罢而不可行矣。
昔安石之居位也,中外莫非其人,故其法能行。今欲救前日之敝,而左右侍从、职司、使者,十有七八皆安石之徒,虽起二三旧臣,用六七君子,然累百之中存基十数,乌在其势之可为也。势未可为而欲为之,则青苗虽废将复散,况未废乎?市易虽罢且复置,况未罢乎?役钱、盐法亦莫不然。以此救前日之敝,如人久病而少间,其父子兄弟喜见颜色而未敢贺者,以其病之犹在也。
温公、苏轼不能从,其后变法派死灰复燃,苏轼以言获罪,皆如仲游所料。
三少曰:‘’毕公叔真乃神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