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小学地理课本
甄庄博物馆藏有一套民国初等小学校教科书（原版订正）《第一简明地理启蒙》，由奉化胡朝阳原著，江起鹏、周世棠、江起鲲改订，上海新学会社（上海棋盘街）发行。该书初版刊印于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民国年间多次增订重印，常见为三十二开或小十六开，四眼线装或洋装，采用石印或铅印技术，全书分前、后两编，每编约三十至六十页，内附各省版图简图。前编主要讲述地球概说、五大洲、中国在世界的方位以及省区方位与简图，保留了当时直隶、奉天、蒙古等旧称；后编则详述各省府州的山川、物产、交通及重要城市。书中第四十四、四十五课专述河南省，其中有一句话格外引人注目：“河南亦帝王之古都，今则皆已衰落，惟京汉铁路所经，将来必复繁盛。如郑州，如道口，如周家口。今已开为商埠。”
100年前河南最具发展潜力的三个镇
就是说，民国时期河南最具发展潜力的城镇有三个，除了郑州，还有道口和周家口。
循着这句百年前的预言，我们不妨看看这三座城镇后来的命运。
郑州原为清代郑州直隶州，一九一三年裁撤直隶州，改置郑县，属河南省管辖，县下分设区、镇、乡，城区一般称“城厢”，后设维新、德化等镇。一九二八年，冯玉祥主政河南，将郑县升格为郑州市，成为与县平级的省辖市，郑县建制暂时撤销，这也是郑州历史上首次正式建市。一九三一年中原大战结束后，郑州撤市复县，恢复郑县建制，直到一九四八年郑州解放后才再次设市。
道口则是豫北著名的繁盛集镇，自清末至一九三七年，先后分属浚县二区与滑浚县丞署管辖，民国前期改建为道口自治区。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战胜利后设道口区，归滑县管辖。一九四六年，中共冀鲁豫第四专署将道口升格为道口市，属于县级市，与县平级，但这只是解放区的特殊战时建制，存在时间较短。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八年国民党控制时期，道口又改回浚县二区或道口区。一九四九年十月以后，道口复归滑县，撤市改置道口镇，即今天的滑县道口镇街道，后来成为滑县县城。
周家口即今天的周口市区前身，跨沙颍河两岸分布，沙河南岸及颍河北岸部分属商水县，多为商水县第十区或周口镇，沙河北岸大部分属淮宁县，民国后改称淮阳县，为原陈州府附郭县，两县分治，互不统属。按照一九二九年《县组织法》，县以下设区、乡、镇，周家口设为周口镇，与商丘县朱集、道口并称为河南四大名镇，周口市这一建制最早出现于一九四八年一月，由中共豫皖苏边区政权设立。
民国初年，西方的城市管理制度开始传入中国。一九二一年北洋政府颁布《市自治制》，规定城镇人口满一万以上的区域可以设市，并将市分为特别市和普通市两种。特别市相当于后来的直辖市，需由内务部呈请大总统批准，由中央政府直辖，首批特别市包括京都（北京）、津沽（天津）、淞沪（上海）、青岛、哈尔滨。除此之外，其他城市均为普通市，无论是县城还是大商埠、大镇，只要城区人口超过一万，均可设立普通市，且普通市只管理市区，不管辖乡村。
因此，当时南方一些省份出现了一批县辖市，也就是俗称的镇级市。例如江苏省一下涌现出黄桥市、姜堰市、季家市、张练市；广东省也设立了一系列镇级市，如佛山市（今佛山祖庙街道）、海口市（今海口美兰区）、九江市（今佛山九江镇）、梅菉市（今湛江吴川梅菉街道）、陈村市（今佛山顺德陈村镇）、石龙市（今东莞石龙镇）、石岐市（今中山石岐街道）、太平市（今东莞虎门镇）。这些镇级市均归县管辖，以佛山市为例，其管理机构全称为“南海县佛山市政局”，南海县与佛山市的隶属关系与今天完全颠倒。
然而，这些镇级市并未存在太久。
一九二八年，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中国后，颁布了《市组织法》和《特别市组织法》，将设市标准大幅提升至城区人口二十万以上，随即全国所有的县辖市、镇级市全部取消，改回乡镇建制。
正是因为这一政策变化，河南境内始终未能出现乡镇级的市。
回头再看《第一简明地理启蒙》中的那句预言，郑州因铁路崛起而名副其实，周口虽凭借内河航运一度辉煌，却错失铁路机遇，发展只能算差强人意，而道口则始终未能如预言般成长为区域都会。
这本薄薄的老课本，竟在无意间写下了一部百年中原城镇变迁的注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