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威 杨建军 | 郑州商城出土青铜方鼎解读

郑州商城遗址是“20世纪中国一百项考古大发现”之一，城址规模浩大，文化内涵丰富，为研究和探索夏商文化及构建中国上古史提供了标尺。50年来，郑州商城的重大考古发现层出不穷，其中最能体现其作为商代都城地位的代表性文物是出土的青铜大方鼎。

郑州商城的青铜方鼎均出土于窖藏，目前已发现三处:1974年的张寨南街窖藏、1982年的城东路向阳食品厂窖藏、1996年的南顺城街窖藏。这三处窖藏均位于商代城垣附近，共出土青铜瑰宝28件，仅青铜方鼎就有8件。其中，铸作最精美、工艺最考究、最具代表性的青铜方鼎有3件，分别是张寨南街窖藏的杜岭1号方鼎、向阳食品厂窖藏的1H1：2方鼎，以及南顺城街窖藏的96ZSNHH1上：1方鼎。这三件兽面乳钉纹铜方鼎体态相似，形制接近，是商代二里岗期青铜方鼎的典型风格。

三件方鼎均为直口、平折沿、方唇，口沿两侧对称竖立两圆拱形双耳；方斗形深腹，底近平，下承四柱足；鼎腹四外壁纹饰相同，每面的两侧及下缘饰乳钉纹，行列整齐；上腹部饰细线（或宽线条）兽面纹，呈带状贯穿两侧乳钉纹而绕鼎周；单腹面上，乳钉纹呈凹字形分布，兽面纹与乳钉纹纹饰布局为廿字形，其间部分皆素面。柱足均上粗下细，其内中空，直通腹部，表饰兽面纹与弦纹（向阳食品厂方鼎柱足表面为素面）。三鼎铸工精湛，纹饰谨严，形制雄浑大气，古朴凝重，极具神秘威严之感。

战国典籍中已有青铜方鼎的记载。《墨子•耕柱篇》言:“昔者夏后开，使蜚廉折金于山川，而陶铸之于昆吾。……鼎成，四足而方。”《左传•昭公七年》也记载，春秋时期晋侯曾赐郑国子产二方鼎。文献传说中夏禹时代所铸的九鼎，目前还没有被考古发现证实，现在我们所能见到时代最久远的铜方鼎就是郑州商城窖藏的商代青铜大方鼎。不过，依这些方鼎体型的健硕规整与工艺复杂程度而言，应当不是最早形态的铜方鼎。事实上，早在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偃师二里头、洛阳东干沟、夏县东下冯，甚至更早的大汶口文化的兖州王因、石家河文化的随州西花园等各遗址均已经发现有陶制的方鼎。按照青铜器与陶制器皿的渊源对应关系，我们有理由相信：比郑州商城时代更早的夏代可能已存在铜方鼎，只是目前尚未发现。

据统计，历代著录或传世的商周铜方鼎，数量近200件，近现代以来不断出土的青铜方鼎目前累计超过100件。方鼎在商代与西周初期使用最盛，除了殷商王畿和商人政权核心控制区域，影响力还扩及周边地区。考古出土的青铜方鼎，主要分布于中原、关中、山东地区，部分散布于江西、山西、湖南、湖北、江苏、甘肃、辽宁等地。河南地区出土的方鼎，主要集中在郑州商城、安阳殷墟、鹿邑太清宫长子口墓，洛阳、温县、上蔡等地亦有出土。

商周青铜方鼎大多出土于贵族墓葬，少数出土于窖藏。值得注意的是，全国目前已发现的众多二里岗期早商城址中，偃师商城、焦作府城商城、湖北黄陂盘龙城以及山西垣曲商城、夏县东下冯商城中均未发现窖藏铜器，特别是青铜方鼎。而郑州商城却在三个窖藏坑中出土大型铜方鼎8件，如此高密度的重大发现，足以说明郑州商城作为商王朝国都的重要地位。这也说明，只有商王室才能拥有和支配这些数量众多、地位尊崇的国之重器。

《诗经•商颂•玄鸟》言商王国的疆域“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从考古发现来看，二里岗商文化影响及辐射范围北及幽燕，南逾长江，足见其说并不为过。就青铜方鼎而言，山西平陆前庄出土的铜方鼎与郑州商城诸方鼎在造型方面如出一辙；北京平谷刘家河商墓所出2件方鼎，其形制与纹饰显然都具有郑州二里岗文化风格；江西新干大洋洲所出的虎耳方鼎与双层底方鼎均方斗形深腹，下承矮壮粗短的柱足，装饰的兽面纹与乳钉纹也都与郑州铜方鼎的风格雷同，其文化渊源应始自中原地区。以此观之，作为郑州二里岗商文化代表的青铜方鼎的影响地域是多么宽广。

另一方面，青铜方鼎作为商人宗教礼制的重要组成内容，四足、四面而鼎方，饰以兽面纹与乳钉纹的组合，常以偶数配置出现，这样的规制从二里岗文化开始，影响到了殷商后期，直至西周康、昭之世。在方鼎流行600多年的漫长岁月里，有高潮亦有衰落，其形制、纹样也在不断演进变化，如型式趋于丰富，纹饰趋于多样，并产生了司母戊方鼎、司母辛方鼎、牛方鼎、鹿方鼎、大禾方鼎、德方鼎、成王方鼎、亚址方鼎等中国青铜器发展史上众多的经典形象。可以说，郑州商城的青铜大方鼎开创了一个时代的先河。

郑州商城诸方鼎上的兽面纹，是商代青铜器上最主要的主题纹样，广见于各种用途礼器的装饰。这种纹饰又称饕餮纹，源自宋代金石学家的命名，语出《吕氏春秋》“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的描述。显然，饕餮纹一词仅限于“有首无身”纹样的定义。但殷墟中期以前，特别是郑州二里岗文化时期的该类纹样，绝大多数都是歧尾或不分尾呈“有首亦有身”之状，故称兽面纹似乎比贬义地称之为贪财、贪食而终遭报应的“饕餮”更为适宜。

《左传》言“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实际上，青铜器上神秘奇谲的兽面纹，都不是世俗间的真实动物形象，其纹饰内涵，与商人的神灵崇拜、宗教信仰关联密切。具体到本文的三件青铜大方鼎，鼎腹每面的醒目位置均突出饰以兽面纹，兽目炯然凸起，注视四方，目光狞厉，摄人心魄，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商人精神世界中的四方神灵。商代先民的宗教信仰深奥而繁缛，大致包括帝神、自然神和祖先神三部分。俞伟超、林巳奈夫等学者研究认为，青铜器上的兽面纹其实正是威力无边、无所不在又无所不能的上帝的脸谱。马承源先生则指出商周青铜器上的兽面纹大都是神的图像，是人们幻想中的超自然神，兽面纹的作用是希冀天人相通，向帝和诸神表达世俗的愿望。随处可见的青铜器兽面纹所体现的天神地祇形象，与甲骨卜辞中无休止的卜问上帝鬼神和先公先王所降休咎的现象，两者性质相同，都是当时先民精神生活和对自然世界认知的客观反映。

至于方鼎上的乳钉纹，在二里头文化的铜爵、铜斝上已出现，是青铜器纹饰中较早出现的种类。进入商代，乳钉纹的装饰依然经常出现在铜器之上，不过，它大多与器形的大小相适应，被少量点缀在铜器重要部位，而似青铜方鼎这样大面积填充似的装饰技法是特例。曾有研究者认为，方鼎上常见的乳钉纹是商族对玄鸟崇拜的抽象表现，此说虽不无商榷之处，但确可引入对青铜器纹饰复杂内涵的深入思考。

郑州商城这些大铜方鼎均为商代王室的宗庙重器，具有国祚、国运的象征，是标志统治者权力等级的重要礼器。方鼎腹壁、底和柱足外表的烟炱痕，乃埋藏前长久炙烤熏燎，经年累积而成。“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些方鼎当时的主要用途并不是日常的炊煮烹食，而是用以祭祀各类神祇。发掘资料显示，出土本文三个铜方鼎的窖藏坑中均发现有使用木板与朱砂的痕迹，而铜器在埋藏时都是按次序套装或从容置放，当时显然“举行了一定的祭祀仪式”。殷商重鬼神，对天神、地示、人鬼的各种祭祀活动极其频密芜杂，名目繁多，据日本学者岛邦南对殷墟卜辞的统计，各式祭名计有200种之多。由于商人所奉诸神的权能范围各不相同、且或有重叠，故针对特定祭祀动机，具体的祭祀对象或礼仪也不同。如祭祀某先公先王，可能为祈求年成，或为祈雨，或为禳除灾祸等目的。但同为祈雨，祭祀的对象则可能包括四方神、山川神、土（社）神、帝臣、先王先妣等诸多神格。郑州商城这些窖藏铜器在埋藏时到底举行了何种祭祀，因何而祭祀，仅就目前材料与研究成果，恐很难做出定论。不过，我们还是可以根据殷商卜辞研究成果和有关典籍、考古发现线索对其蠡测一二。

首先，郑州商城遗址的内城东北角曾发现有大型祭祀场所，研究者认为这是商人的社祀遗存，或即亳社。商代社神的权能主要是影响风雨、天象与年成，殷墟卜辞中向社神祈告的内容也多为宁雨、宁风、雨、年、禾等。郑州商城社祀遗存由埋石、殉狗坑、人牲坑、烧土坑等组成，却并未发现铜器。贮藏瘗埋三个方鼎的祭祀坑均位于内城垣外附近，距城内商社遥远，故三坑之祭可先行排除是社神之祭。

其次，从全国范围来看，先秦时期瘗埋铜器祭祀山川河岳的现象在江、浙、湘、闽、赣、鲁、晋等地多有发现，如湖南宁乡老粮仓北峰滩山腰上出土的巨型铜铙，江西清江锄师脑山丘上出土的一对铜鼎，山东泰安泰山脚下东更道出土的一批铜器，等等；山西平陆前庄村南铜器窖藏距离黄河天堑咫尺之遥，出土的一件青铜大方鼎、两件大圆鼎、一件罍、两件爵等，则显然为祭河之用。郑州市区地势较为平缓，以商王都为核心方圆数十公里范围内，不见山岳大川，而黄河亦距离遥远。因而，三坑之祭亦可排除是河岳山川诸示之祭。

最后要排除的是帝，作为商人信仰至上神的帝神，掌管自然天象，主宰农业收成、城邑安危、国族战争、人间祸福，并可降令指挥人间的一切。但甲骨卜辞中从未见御祭于帝的材料，帝也从不享受牺牲供奉，不是求雨祈年的对象，而商人攘除灾祸疾病也从不乞告上帝。

由此观之，郑州商城窖藏青铜器为致祭祖先或四方之神的可能性最大。至于当时祭祀的目的和动机为何，则还要具体分析，但笼统的说，应当是祈求之祭和禳祓之祭两种类型之一。

据《帝王世纪》记载：“汤自伐桀后，大旱七年。洛川竭，使人持三足鼎祝于山川。”为了祈雨，商王成汤甚至还以己为牲，祷于桑林。对于商汤祈雨，《竹书纪年》《国语》《吕氏春秋》《墨子》等众多先秦史料典籍均有记载，对这一事件过程乃至商王所致祷辞的表述也都大同小异，表现出令人称奇的一致性，并且祷雨仪程中，祝山川、祀神、焚人等细节也比较符合商代祈雨祭典的传统。因而，历来研究者们认为，此事应当具有一定史影依据。从郑州商城三处铜器窖藏的现场来看，祭祀仪式远离宫殿，位于室外露天场所，以大型铜鼎致祭，且规格极为隆崇。从这些因素分析，推测当时的祭礼与商王参加的盛大的求雨祭典有关，有着相当大的合理性成分。

不过，另一方面，文献中还有春秋时期宋国在火灾之后进行祭祀、禳除情况的记载。《左传•襄公九年》：“九年春，宋灾，……祝宗用马于四墉，祀盘庚于西门之外”。宋国为殷商遗胄微子启之后，一直俾守殷祀，应当还继续保持着殷商先人的祭祀传统。重大灾害之后，在城垣四墉祭祀祖先施禳祓之祭，似为一种殷人传承已久的祭礼。以此来推论商代前期，郑州商城的这三个青铜器窖藏坑，也可能是在商王都发生了重大灾异事件后举行多次祭祀留下的遗存。需要指出的是，根据三个窖藏坑铜器形制以及伴随陶器类型学比较的综合分析，三个窖藏均埋藏于二里岗上层二期（即白家庄期），而此一时期末段，曾经显赫的商代王都突然废弃，繁荣一时的郑州二里岗商文化戛然而止。郑州商城缘何最终神秘毁弃沉寂，因之于洪水？火灾？瘟疫？战乱？还是政治动荡？皆不可知。不过，透过郑州商文化绝唱的这些窖藏青铜瑰宝，我们似乎可以窥知：面临着当时不可抗拒的重大灾异事件，商王和他的臣民是如何一而再、再而三地虔诚祈求先祖，以图攘除灾祸，回转国祚。无奈，天命已定，商都只好再度迁徙……

郑州商城这三件兽面乳钉纹铜方鼎造型方直严整，体形硕壮雄浑，赫然彰显着威严的王者气势，与庞大的商代王都隐隐呼应，释放出强烈的礼制内涵，堪称商代前期造型装饰艺术与礼制宗教内涵和谐统一的典范之作，它们已成为郑州的城市文化标志形象，代表了这座城市曾经的辉煌，通过它们，使得我们有幸触及并重新审视沉睡了3000多年的商代前期王朝历史。

（作者汤威为郑州博物馆陈列部主任、副研究员；杨建军为郑州博物馆陈列部副主任、副研究员）

本文部分图片来自《中国青铜器全集》《中原文化大典》等著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