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里头遗址，考古人员对于夏代都城建筑布局及演变脉络的研究取得重要进展。
在宫殿区中部，考古人员在排房建筑中发现“墙槽埋础石”现象，这是首次在二里头遗址宫殿区发现该现象。
在宫东一区，考古人员清理出房址、水井、陶窑、墓葬等近百处二里头文化遗迹，得到了一组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的完整序列。
这些新发现，不仅有利于考古人员了解二里头遗址宫殿区建筑群格局及其演变脉络，也进一步完善了二里头文化的分期框架与年代序列，尤其细化了对二里头文化一期早段文化特征的辨识，为夏代历史与早期国家文明的综合研究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
古城村遗址考古发掘现场（局部）
在古城村遗址，此前备受关注的“壕沟”和“城墙”，依然是研究的重点。
此前，考古人员在这里陆续发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的3条壕沟（G1、G2、G3）和1道夯土墙。其中，G2、G3和夯土墙，与二里头遗址主干道路、墙垣、夯土建筑等主体遗存的方向一致，时代大致相同，在东、北方向对二里头遗址形成围合之势，因此推测它们极有可能是二里头都邑外围的壕沟和城墙。
去年，考古工作者通过勘探与发掘，对壕沟和夯土墙的走向和年代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进一步明确了其为二里头都邑外围壕沟与夯土墙的可能性。
勘探6.2万平方米、探孔4.8万个、布设探方（沟）27 个、发掘面积 802 平方米……去年，通过开展大量田野工作，考古人员进一步厘清了小城“三横两纵”的空间区划要素。
比如，在小城南部的东西向道路上，考古人员不仅发现了清晰的车辙痕迹，还发现道路一侧配备有排水沟，其最终汇入古湖泊 “鸿池”，体现了商代城市水利规划的合理性。
此外，考古人员还发现了小城西门遗存以及连接小城东、西两门的道路遗存，确认其路土最宽处达26米，堪称当时的“交通主干道”。
这些新发现不仅深化了人们对商代城市空间规划的认识，也为遗址后续保护工作提供了科学支撑，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在汉魏洛阳城遗址，考古人员聚焦宫城东掖门、太极殿北侧及宫城东侧区域开展了大量工作，首次明确了东掖门的形制与年代——这处始建于魏晋时期，门外夹建双阙的三门道殿堂式门址，建筑形制与阊阖门类似，只是规模略小，是研究汉魏帝都门户制度的关键实例。
此外，考古人员在东掖门北阙台外侧发现一处魏晋时期的地穴式窖穴遗迹，通过发掘确认了 11 座仓窖。结合宫城东侧魏晋时期的仓窖遗存，明确了宫城内仓窖区的南界与分布格局，为解读古代都城粮食储备与供应保障系统提供了实物证据；太极殿北侧新发现的东周时期墓葬，则进一步丰富了汉魏洛阳城“多层叠压”的历史文化内涵。
在洛阳白马寺北魏里坊遗址，考古人员首次发现了北魏洛阳城里坊坊门——在北魏废弃堆积层下，考古人员找到了西阳门外大道和白马寺里坊南北向居中道路交汇的位置，并在此发现了一个缺口和一系列与坊门有关的遗存，由此推断该缺口为里坊坊门所在地。
此外，考古人员在遗址上还发现了金元时期的白马寺建筑基址，确认其中轴线位于今天白马寺山门——清凉台轴线的向北延长线上。此次发掘共出土北魏至金元时期各类建筑材料、陶瓷器碎片和铜钱等遗物约1200 件（套），对于了解白马寺的历史沿革有着重要的意义。
正平坊遗址考古发掘现场（局部）
隋唐洛阳城正平坊遗址：
首次完整揭露“一池三山”皇家园林营造模式
在正平坊遗址，考古人员经过持续多年的考古发掘，已基本明确了坊内的功能分区，即西半坊I号院落是安国观（其前身为太平公主宅、安国相王府）区域，东南四分之一坊是孔庙与国子监所在的礼制建筑区，东北四分之一坊是官员和普通人的宅邸区域。
在I号院落南部的池苑区，考古人员发现了三处呈不规则品字形分布的人工营造岛屿，其形制与文献记载的“院南池引御池渠水注之，叠石像蓬莱、方丈、瀛洲三山”高度吻合。这是“一池三山”这一皇家园林经典营造模式，首次通过考古发掘得到全面完整的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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