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亚:困难时期,郑州的高级饭店依然照常营业

人间“天堂”1958～1965

之三

二、“三年自然灾害”

1958、1959年，豫北地区接连迎来了两个大丰收年，风调雨顺，庄稼长势格外喜人。然而，棒劳力都被抽调去“大炼钢铁”“大修水利”了，“大办粮食”的重任就落到了年仅7岁的我母亲和年近七旬的外公老父亲这些老弱病残身上。

可他们又能有多大力量呢？况且在干部们的重压下，还必须赶进度，追求所谓的“提前××天完成指标”“收割放卫星”，于是只能胡乱收割；甚至有些地块根本来不及收割，急于“放卫星”的村干部们干脆放把火把庄稼烧了，然后直接犁地了事，大量的庄稼就这样烂在地里做了肥料。

那时粮食供应已经开始紧张，食堂的伙食越来越差，馒头、面条都没了，只剩下玉米面糊糊，而且还越来越稀，根本填不饱肚子。由于饥饿难耐，年幼的母亲只能在地里偷吃生的农作物，生茄子、生南瓜、生麦穗、生玉米，什么都吃过。

但令人奇怪的是，干部们宁可让庄稼烂在地里，也不许农民带回家。要是谁敢这么做，就会被认定为盗窃集体财物，属于“挖社会主义墙脚”的严重罪行。

每天下工时，村干部都会守在村口对农民挨个进行搜身检查，其中有几个特别坏的村干部，还趁机对年轻妇女的私处动手动脚。一旦查到谁偷带了作物，当即就是一顿痛打。

俗话说吹牛不上税，但在“大跃进”时期，吹牛却是要上税的。当时全国各地都在“放卫星”，虚报粮食产量，什么亩产万斤、十万斤甚至几十万斤的荒诞说法层出不穷。

这种浮夸风直接导致了高指标、高征收，生产队里本就不多的余粮，甚至连种子都被交了上去。结果到了第二年春耕时，很多地方竟然连种子都没有，无法进行播种，自然也就颗粒无收。

从1959年秋后开始，全国各地的粮食供应纷纷告急；到了1960年春青黄不接的时候，一场***席卷了全中国。在河南，这场***被称作“粮食关”。

在1959年底、1960年初的那段时间，母亲居住的村子几乎每天都**。最为严重的时候，每个壮劳力每天的粮食定量只有4两，老人和孩子则只有2两，而且粮食供应还常常中断，或者被村干部截留贪污。

也许有人会说，“4两粮食不会**人嘛，我现在每天也吃不了多少粮食。”但这种理解是完全错误的。

首先，在大跃进时期，大多数中国农村地区采用的依然是旧式的16两秤，所谓的“4两”只相当于现在的2.5两，2两只相当于1两多；其次，改革开放后，随着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当代人的饮食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肉、蛋、奶等副食品充足，成了人们获取热量与营养的主要途径，主粮占比已很低。而在50年代末，在几乎完全没有副食、又被迫终日从事超负荷体力劳动的情况下，那点粮食根本不可能养活一个人。

当时所谓的4两“粮食”，并非是大米白面，甚至都不是纯粹的粗粮，而是由棉籽、豆饼、麸皮、玉米面、玉米芯等混合制成的饼子。人食用这种“食物”后，常常会出现排便困难的情况。对青壮年来说相对还能忍受，可老人就痛苦不堪了。

当时外公的父亲已年近七旬，原本身体还算硬朗，但由于每天忍饥挨饿，食用棉籽豆饼后，又经常一二十天无法排便，身体状况急转直下，很快便卧病在床。无奈之下，外公只能用手帮他一点点将粪便抠出。即便如此，老人还是没能撑过去，在1960年6月终因病饿交加而离世。

1959年下半年，**情形越来越多，“聚家并屯”的举措难以为继，一度被强制拆散的人们又陆续回到各自家中。刚刚开始时，离家较远的荒地里还生长着草根、野菜等可以充饥的东西。为了填饱肚子，年仅8岁的母亲便跟着春字姐姐，前往离家十几里外的一片荒坡挖野菜。

那时大家都靠挖野菜来维持生计，为了能多挖到一些，姐妹俩总是天还没亮就出发，一直挖到太阳落山才返程。两人一前一后，各自背着装满野菜的大包袱，步履蹒跚地往家走。

当时街头巷尾还流传着一些可怕的传言，说有人会专门抓小孩**。母亲和春字姐姐背着沉重的野菜，本来就走不快，可一想到这些恐怖的传言，便吓得浑身颤抖，只能拼尽全力往家赶，一路上还得不时回头查看是否有可疑人员尾随。

然而没过多久，野菜就被饥肠辘辘的人们挖得一干二净，这片原本还有些许生机的荒地，也彻底变成了寸草不生的赤地。

尽管腹中空空，但那时还要“跃进再跃进”。1960年元旦《人民日报》仍喜气洋洋发表社论说：我们已经完满实现“1959年红到底”，现在正满怀信心地为“1960年开门红”而奋斗！

于是，外公被抽调去参加“大修水利”。外公是家里的顶梁柱，无论如何都不能倒下，所以外婆还要从自己和母亲那少得可怜的口粮中，额外节省出一点给外公。也正因如此，外公才没有像许多一同挖河的伙伴那样，正值壮年就长眠于河边那连绵不断的无碑坟茔中。

由于长期饥饿，外婆浑身浮肿，用手指轻轻一按皮肤上就会出现一个深深的凹坑。年仅9岁的母亲也患上了小儿疳积，肚子肿胀得如同一只大锅，肚脐眼上的青筋向外凸起。

小孩天性爱玩，但除了几个村干部子女外，其他所有的小孩都因长期饥饿患上了小儿疳积，没了玩耍的力气，甚至连长久站立都不行，聚在一起时只能默默地坐着，目光呆滞、一声不吭地呆半天。

尽管村民们在饥饿中苦苦挣扎，但村干部们的生活却安逸得多。人民公社化以后，农民家中饲养的鸡、羊、猪等家禽家畜，以及牛、驴、马等大牲畜都被强制收归集体。在断粮时期，村干部们开始杀鸡宰羊尽情享用，而普通农民们只能眼巴巴地看着。

当时村里有一位60多岁的贫农老太太，实在难忍饥饿，偷了生产队的一只鸡。她刚把鸡杀掉，还没来得及煮熟就被村干部抓住了。随后，村里召开了对她的批判大会。

在会上也不讲所谓的“阶级友爱”了，村干部强迫这位小脚老太太站在一条半米多高、四寸来宽的板凳上，嘴里叼着那只鸡。村干部先是破口大骂，接着让群众喊口号。然而群众们早就饿得有气无力，只是稀稀拉拉地挤出来两声。

批斗结束后，村干部飞起一脚，将这位阶级姐妹踹倒在地，又踢了几脚，然后拎起鸡大摇大摆地离开了。

理所当然地，这位老太太很快就躺进了黄土之中。

当时的大队长与我们家有五服以内的亲戚关系，母亲有时会到他家玩耍。大队长家有一个用席子围成的粮囤，比母亲的个子还高，直径大约有四尺半，里面至少储存着一两千斤粮食。大队长的妻子心地还算善良，看到骨瘦如柴的母亲，偶尔会塞给她一个巴掌大小的玉米野菜饼子，但也仅仅如此了。

大队长的女儿就是那个总欺负我母亲的改改。改改心地不善，每当看到母亲吃他们家的饼子，就又打又骂。但母亲实在太饿了，即便遭受打骂，还是硬着头皮去他们家，只为能弄到一口吃的。

春字家院子里有两棵祖上种植的枣树，此时枝繁叶茂。然而这两棵枣树已被“共产”，生产队不允许春字家的人吃树上的枣，但大队支书、队长、治保主任的家属和孩子却有权利打枣吃，春字和她的家人只能眼巴巴地看着。

可是饥饿实在难以忍受，到了晚上，春字就带着母亲偷偷爬上树，摸黑摘几个枣吃。她们又害怕被干部们发现，吃完枣后也不敢随意丢弃枣核，而是要找个地方把枣核埋起来。这是因为，当时村干部规定：如敢擅自打下一颗枣就要罚款2元。在当时的农村，2元钱绝对算是一笔巨款。

母亲每天都饿得心慌意乱，尤其是在夜里，肚子里火烧火燎的难以入睡。外婆在干活时偷藏了一小根胡萝卜，见母亲实在饿得睡不着，外婆就拿出胡萝卜让母亲咬上一小口，并叮嘱她要慢慢嚼。外婆读过几年书，还经常给母亲讲故事，以此转移母亲的注意力。其实外婆自己也在死亡边缘挣扎，但为了孩子她强忍着饥饿，一口都舍不得吃。

于是，这根小小的胡萝卜就成了年幼的母亲一直心心念念的美食，每晚只啃上一小口，半个多月才把它吃完。

当时母亲在离村子一里远的落庄上小学。在极度饥饿的状况下，这短短的一里路也成了畏途。有一天，母亲在门框上捡到一颗已经完全干瘪的老豆角，顿时惊喜万分。她剥开豆角，小心翼翼地把里面的几颗豆子取出来，放进兜里。上学路上，由于饥饿乏力，母亲常常走几步就走不动了。她就蹲在地上，把那几颗豆子掏出来，放在手心反复端详，却始终舍不得吃。

就是这几颗小小的豆子，成了每天支撑母亲走到学校的神奇力量。

1959年底，**的人越来越多，来上课的学生越来越少。母亲的班主任是一位年轻的男老师，他身材高大，脸庞宽阔。那时学校里的其他老师不是饿得起不来就是逃了，全校只剩下他独自坚守岗位给学生们上课。

由于长期饥饿，老师的肚子肿胀得像一口倒扣的大锅，经常讲着讲着，老师就不得不用双手撑在讲桌上，闭上眼睛停顿好大一会儿，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终于有一天，老师在讲课时一头栽倒在地，再也没有醒来。

学校没了老师，不得不停课放假，这一放就是一年半。

**每天都在村庄里徘徊游荡，随时向每一个人发出召唤。人们肚子里没有一点热量储备，哪怕只是一顿饭没吃上，甚至晚吃几个小时，都有可能成为冤魂。

公共食堂停办前不久的一天，外公下工很晚。当时不允许社员自己生火做饭，也没有粮食和炊具可以用来做饭（全“充公”了）。外婆心疼外公，想让他吃上热乎饭，要是打饭太早，外公下工回来就只能吃凉饭了，所以一直等到外公下工才去打饭。外婆浑身浮肿已无法行走，便让母亲捧着一个瓦盆去食堂。当时所有铁制的东西都被收走炼成废渣了，家里只剩下瓦盆能用来盛饭。

母亲来到食堂，发现食堂的稀饭只剩下锅底的糁疙瘩。这是食堂炊事员耍的小心机：煮饭时故意捏一些糁疙瘩放在锅底，社员来打饭时就给舀上面的稀汤，最后把锅底的糁疙瘩自己留着吃。

那时村里的司务长、炊事员大多是村干部的亲属，贪污克扣社员口粮的现象极为普遍。农民们还为此编了个顺口溜：“一天吃一两，饿不死司务长；一天吃一钱，饿不死炊事员。”

看到这些糁疙瘩，母亲满心欢喜，心想这下终于能吃上一顿半稀半干的饭了。然而，就在她兴高采烈地把饭打回家，准备开饭时，她的嘴巴却突然张不开了，牙关不受控制地紧紧咬合。有过饥荒经验的外婆一看，便知道母亲出现了人在饿*前的濒*症状，赶忙用筷子掰开她的嘴，硬是把稀汤灌了进去。

一碗稀饭下肚，才把母亲从**的边缘拉了回来。

饿死之人在临死前的感受，并非如我们想象中那般充满无尽的痛苦。实际上，人在即将饿死的初期，自然会感到极度饥饿，什么都想吃；过了几天后便进入第二个阶段，人已经变得麻木，对饥饿的感觉也没那么强烈了；而死亡往往会突然降临，那时即便有粮食摆在面前，自己也无法将其送进嘴里。

所以我们常会在饥荒亲历者的记述中看到这样的描写：某人正走着路，突然就倒下再也不起来了。母亲亲身经历过饿死人的那种感觉，至今仍刻骨铭心。

饥饿还让许多人丧失了人性中的良心与情感，只剩下如同动物般弱肉强食的本能。

前面提到的船姥姥的丈夫，按辈分我该叫他船老爷，当时四十来岁，饭量很大，每天的粮食定量根本无法让他吃饱。

他的二儿子在生产队负责养猪，时常偷些喂猪的糠皮回家。由于糠皮也十分稀缺，二儿子只留着给自己吃，舍不得分给亲生父亲。

后来，饥饿难耐的船老爷偶然发现了这些糠皮，忍不住一口气吃了个饱。他儿子回家后发现糠皮没了，愤怒之下将亲生父亲暴打一顿。遍体鳞伤的船老爷又饿又气又伤心，没过几天就去世了。

船老爷还算幸运，因为死得早还得以被埋葬，而后来**的人，甚至都没人有力气去埋葬他们，有的烂在家里无人收，有的被随便一裹扔在地头，再被饥饿的人**。

此时公共食堂已难以为继，最终解散。但由于“大炼钢铁”和“反瞒产私分”等运动，农民家里早已没有铁锅，也没有任何粮食储备。

那段时间，整个村庄一片死寂，街上看不到一个行人；村里所有能动的动物，从牲口、猫狗、麻雀甚至老鼠，都消失得无影无踪。那些一年前还曾憧憬“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美好生活的贫下中农们，此刻只能一个个坐在家里，无奈地等待**的降临。

与普通农民家庭相比，我们家还算比较幸运：舅舅和大姨早早参加了工作，有粮食定量，他们常常省下自己的粮票买些食品寄回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家里粮食紧张的状况。

实际上大姨自己的粮食定量也很少，为了给娘家送粮，她天天忍饥挨饿，落下了一身病根，折磨了她一辈子。我们家尚且如此，那些没有任何外界援助的农民家庭的艰难处境，就更可想而知了。

1960年夏，我大姨父成为所在单位郑州市政建设公司食堂的炊事员。俗话说近水楼台先得月，自那以后他自己基本能吃饱饭，偶尔还能偷偷带个馒头回家。

食堂里食物集中，总免不了有老鼠存在，它们时常会把面袋咬破，于是单位安排大姨父将面袋拿回家缝补。破损程度较轻的面袋，他能挣半分钱，破损严重的则可以挣一分钱。在那个物资匮乏、生活贫困的年代，一分半分也是极为珍贵的。

由于粮食供应极度紧张，面袋在使用过程中都被清扫得干干净净。然而当大姨父把面袋拿回家时，大姨惊喜地发现，面袋上或多或少还是沾着些许面粉。他们小两口仔仔细细地用刷子清扫，扫完一个面袋，竟扫出半香烟盒的面粉。如此四五个面袋扫下来，积攒的面粉就有两个香烟盒那么多。

可别小瞧这点面粉，在大饥荒的艰难时期，关键时刻它或许就能挽救一条生命。

俗话说积少成多，自从大姨家有了这份额外的粮食来源，每天便能多积攒下二三两面。大姨和大姨父赶忙把各自在死亡线上苦苦挣扎的亲人们轮流接到郑州，让他们补充些营养。轮到外婆时，外婆便带着母亲一同前往。

那时外婆的浮肿病已经非常严重，根本不能走路，每天只能卧床休养。因此，年仅八岁的母亲便承担起了照顾大姨两个五六岁子女的任务。每当大姨和大姨父上班，母亲便带着小外甥和外甥女在街上四处闲逛。

但令人惊讶的是，尽管全国大面积出现***，甚至还在一些地方发生了***的事件，甚至连省会郑州都有不少这种传闻，但郑州的高级饭店却依然照常营业。常能看到一些衣着整齐、面色红润的人在里面尽情吃喝，甚至猜酒划拳、喝得酩酊大醉。

在饭店的外卖橱窗里，也依旧挂满了烧鸡、卤肉等让人垂涎三尺的食品。每当母亲领着大姨的两个子女路过这些橱窗，三个孩子总是不由自主死死盯着那些诱人的美味咽着口水，久久舍不得离去。

鉴于惨痛教训，20世纪70年代末，我们家经济状况有所好转后，母亲便开始拼命积攒全国粮票。到80年代初，她已经积攒了2000多斤。对饥荒的恐惧甚至刻进了母亲的基因里，哪怕改革开放后我们家迅速勤劳致富，她在采购食品时依然总是下意识地“备战备荒”，大量囤积，反而造成了不少浪费。

在饥饿的逼迫下，有许多农民冒险外出逃亡。1961年和1962年，社会上广泛流传着新疆正在招工的消息，据说去了那里就能吃饱饭。于是众多农民背井离乡朝着新疆逃去。

当时政策不允许农民自由流动，所有出逃的农民都被称作“盲流”甚至“流窜犯”。在旧社会，发生饥荒时农民是可以自由逃荒的；而到了“大跃进”时期，***，一旦发生饥荒只许在原地**。民兵和民警在各个地方设置重重关卡，抓捕逃亡的农民。

然而奇怪的是，内地到处布下天罗地网围追堵截，而在新疆乌鲁木齐火车站外却挤满了招工单位。逃荒来的农民一下火车，就会有人热情地围上去询问是否想参加工作。只要报了名，招工人员马上会端来馒头和稀饭，让这些幸运儿先饱餐一顿，之后他们便成了全民所有制工人或军垦战士。

确实有些人在新疆找到了工作，并且还往家里寄来了宝贵的粮食和粮票。

这些半真半假的传言给了人们希望，于是更多的农民踏上了逃亡之路。其中，少数人成功抵达并获得工作，大部分人则被堵截遣返，还有许多人因饥寒交迫**在途中，从此再无消息。

这一年母亲11岁，外婆也开始为她准备逃亡的行装以及路上吃的干粮。但好在1962年麦收之后，饥荒得到很大缓解，外婆便没让年幼的母亲再去冒险逃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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