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银行“搭售门”:一场KPI失衡下的信任危机与行业缩影

2026年伊始，郑州银行由于“公务卡附加信用卡”的问题，受到了公众的广泛讨论和关注。

一位网友在办理公务卡时，被银行悄悄添加了一张个人信用卡，从头到尾都没有得到清楚的通知及授权。这一看似偶然的消费者申诉并非某个银行管理上的疏忽大意，而是银行业面临转型压力时一些城商行所遭遇的“规模情结”和合规困境的一次映射。

在不断深入的金融供给侧改革的大环境中，这一类的问题已成为当前行业急需解决的普遍问题。

“批量办理”背后的效率与风险失衡

公务卡作为为公职人员出差结算提供专项服务、依靠单位合作关系进行批次处理的专门手段，在该情景下对于银行来说有着天然的客户获取优势。银行通过单位集中搜集资料，可以较低成本获得海量优质的政企客户，这类批量获客较零售端的一对一拓客，效率要高许多。

但是当效率追求超越了合规边界就会变成忽视消费者权益。依据《商业银行信用卡业务监督管理办法》的规定，申请信用卡须在被申请人真实意图的基础上进行，并且需要由其签名认可和明确授权。

郑州银行运作明显暴露了批量办理过程中，个体授权环节监管薄弱这一弊端，将本应聚焦对公服务的场景，异变为零售业务获取价值的渠道。

2023年金融监管总局就已明文规定，“不得将信用卡强制捆绑搭销发放贷款或提供其它服务等”，但这种行为仍在不断出现，暴露出部分银行在进行数字化转型中，还停留于“流量为王”的粗放经营层面，忽视金融业务内核契约精神。

KPI压力下的“理性选择”与“非理性违规”

事件之后，郑州银行乃至整个城商行业集群面临着较大的生存困境，根据数据来看，近年来在全国利率不断市场化的背景下，一系列减费让利的措施驱动，城市商业银行的净息差呈持续下滑趋势。尤其是在2023年的最后一个季度，公开上市的城商行的平均净息差已下降至1.57%，与2022年的水平相比减少了15个基点。

在盈利空间受压的情况下，宏观审慎评估考核日趋严格，城商行资本充足率维持压力凸显，根据金融监管总局发布的数据，到2025年第3季度末，中国银行业的资本充足率已达15.36%。而城市商业银行平均资本充足率仅有12.40%，远低于我国银行业平均水平。

有的银行以发卡数量和存款数量这些大小指标为核心KPI，以提高业绩并保持其市场份额。这种较强的“规模情结”，使基层机构在完成刚性考核目标时承受了较大压力，甚至还出现了某些“不按规矩办事”的现象。

中国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第三季度，全国信用卡总数已连续下滑12个季度，但是以股份制和城市银行为主导的用户扩张压力却在不断上升，在这一大的背景下，类似于郑州银行这样的地区金融业巨头更倾向于借助信用卡这类服务工具来拓展其零售业务。

在这种经营政策下，负责确保法规遵守的部门常常被迫采取守势，而各个业务团队则逐渐形成了一种公开或隐性的做法，这种行为使各层管理团队对稳定产生了错觉，认为若不大范围内出现不稳定情况即可获得经济上的增长。

信任资产的“透支”与修复难题

比违规行为本身更值得警惕的，是银行面对质疑时的应对态度。

当用户意识到自己的信用卡被“悄然处理”时，郑州银行却并未表现出该有的歉意及在运作中的思考，反而选择用“礼品琳琅满目，开卡礼尚往来，不开卡无影响”这类话语去安抚用户，银行与客户的关系建立在高度信任的基础上，郑州银行做出这样的回应实际上有悖于金融信任机制。

金融行业信任资产尤为宝贵，一旦被破坏了，修复成本会远高于短期收益，从中国银行报道内容来看，其2025年收到了27.3万起金融消费者申诉，而这些申诉都是由于服务品质没有达到标准导致的信任危机。

政企客户信任一旦崩塌，后果更为严重，不仅会直接失去大批量的公务卡业务，还会导致存款流失和对公贷款减少的连锁反应，根据个别历史案例，当银行由于不合规的操作导致信任危机时，其对公众存款的平均损失率可高达8.3%，而核心企业的客户保留率也可能下降12—15个百分点。

郑州银行利用政府和企业信任的支持来进行不透明交易，无疑是一个自我破坏的行为，这种短期追求利益的行为，会对其长远发展的基础造成严重损害。

监管亮剑与银行自救的双重路径

要彻底消除这类行业痼疾，仅靠用户的严肃态度或媒体披露是远远不够的，一定需要依靠监管层的事前防范和银行自身的刮骨疗毒等措施。

在监管方面，需要由“事后罚单”变为“事中控制”，加强批量办卡业务流程监管，并要求各行须出具“用户单独授权证明等”，采取技术手段保证授权的真实性，并且消除“一揽子授权”灰色地带等；2025年，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贵州监管局对兴业银行贵阳花果园支行信贷业务搭售行为罚款40万元，并对相关负责人予以警告。这种方式结合了“罚人和惩罚事务”，可以有效地增加违规行为的成本，今后的监管还需要进一步把违规行为和银行监管评级直接联系起来，从而形成一种长效约束机制。

对郑州银行而言，此次事件既是危机，也是转型契机。

作为中原经济区支撑的城市商业银行，具有得天独厚的地方深度发掘优势，在普惠金融和乡村振兴方面都有过独特做法，当下迫切需要重建绩效考核系统，使企业内部合规成本转化为经营因素，从而摆脱对“以量补价”的过度依赖。

借鉴行业标杆经验，如宁波银行年报显示，其对区域小微企业金融服务进行关注，并建立以质量为导向的考核机制后，宁波银行不良贷款率已降至0.76%，低于城商行平均的1.76%，利润增长在过去5年里均维持在不低于6%的水平，如果郑州银行能真正地由“规模导向”向“质量导向”转变，促进服务向专业化方向发展，则有望取得突破。

郑州银行“搭售门”给银行业的总体带来警示，在金融去杠杆化和防控风险的大环境中，企图用“走捷径”的方式来维护经济增长无异于饮鸩止渴。中国银行业协会报道，截至2024年底，全国城商行资产总量已达60.15万亿元，占据银行业机构市场份额的13.53%，作为至关重要的一环，城商行的持续稳健发展对于确保地区经济的稳定性及整个金融环境的安全性，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