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烫着鬈发的时髦女人又来看电影了。有阵子她风雨无阻地来，每场电影买两张票，那时候的电影票便宜，边座只要一毛钱一张，好点的中票一毛五。女人身边跟着一个较她年轻几岁的女孩，两人一起进场，落座后，银幕亮起，女人跟着大笑与流泪，衣服下的腹部微微隆起。
售票员刘大炮和女人搭上话，听出她脆生生的东北口音。女人叫苗桂芬，随丈夫从东北调来河南县委工作，挺着七个月身孕，家里还有未满周岁的儿子，特意雇了保姆看顾。随行的姑娘正是保姆的女儿，刚满十八岁。苗桂芬在县委是风云人物。初来时同事都猜她是文工团出身——身段挺拔，普通话字正腔圆，单位读材料总推她上台。后来县里文艺会演，她站在台子上唱《北京的金山上》，底下人们巴掌拍得山响。
刘大炮当时不知道，眼前这个时髦、惹眼的年轻女人，刚经历过一场艰难的迁徙。她频繁出入电影院，也许是在用银幕上的悲欢冲淡初至异乡的苦涩。
六十年后，苗桂芬跟我谈起自己当年的处境。
从辽宁来到河南，苗桂芬心里不好受。她是老苗家唯一的女儿，苗家在市里住的是工人住宅区，苗父有每月领工资的正经工作，家庭条件不错，供她一路读书直至高中毕业。毕业后，苗桂芬成为一名正式的打字员，单位保卫科科长给她介绍了后来的丈夫王启军，他家在外地，当过兵，退伍后转业来的辽宁，那时也在保卫科工作。
王启军要比苗桂芬大五六岁，俩人认识那会儿，苗桂芬才二十岁出头。这是她第一次谈对象，父母都不同意，他们嫌王启军的外地口音——“说话垮了吧唧的”，文化水平也不比苗桂芬更高。说来说去，老两口最在意王启军是河南人，怕他把老苗家的女儿拐跑了。为此，王启军婚前和苗桂芬发过誓，他说自己转业到辽宁，父亲在河南老家也已重组家庭，他不打算回老家，跟苗桂芬结婚后会踏踏实实地留下。
苗桂芬信了，和王启军结婚后，她很快怀了孕。她肚子一天天大起来时，王启军变卦了，非回河南老家不可。苗桂芬起初私下和他吵，面上不敢跟父母吭声，苗父苗母是她的养父母，二老膝下无子，她于理于情都要给老两口养老。苗桂芬计划好的人生走向是读书、工作，然后嫁人生子，赡养父母，却因王启军陡生波澜。她和王启军僵持不下，和父母一起坐在炕上吃饭时，每顿饭眼泪都静悄悄地往饭碗里淌。后来，这事瞒不住了，养母劝苗桂芬：“你就让他回去吧。不然他那眼神像是要害咱娘俩。”
王启军下了决心，苗桂芬拗不过他，放他回了河南，那时苗桂芬怀孕五个月。等到王启军再回辽宁，她的大儿子已经出生数月。王启军告诉她，两人跨省转业的手续他都办好了，要带她和儿子回老家。那年，苗父得了急病去世，王启军重返辽宁的时候，苗桂芬还戴着孝。她不愿意抛下养母。苗母是个裹小脚的女人。彼时尚未有入户的自来水，得去外头挑水，家里必要的劈柴、烧煤等体力活平时都是苗桂芬负责，她要是走了，裹着小脚的养母要如何独自生活？知情的邻居七嘴八舌，有人劝她离婚，说外地男人“垮了吧唧”，不如苗家娘俩自己过。
离婚这事，苗母坚决不同意，她当年是和丈夫一起闯关东到的辽宁，背井离乡在她心里，兴许是婚嫁后女人的宿命。苗母告诉苗桂芬：“你要是为了我和他离婚，我就不活了。”她不情愿自己成为养女的牵绊。
好心的邻居这时说：“别担心，你走之后我们可以帮你照顾你妈。”
苗桂芬离开辽宁的第二年，苗母改嫁，那是户好人家。此后，苗桂芬年年回东北探亲。
我问：“你离开辽宁时，养母有没有到车站送你？”
苗桂芬说：“怎么送？那时她在屋里哭，我搁屋外哭。”
离开前，苗母交代苗桂芬要把鞋上蒙的白布撕了，不好戴着孝上别人家。行李没多少，目的地毕竟是王启军老家，总不至于将锅碗瓢盆都带上。苗桂芬只记得，那时自己将儿子捆巴捆巴抱在怀里，和拗不过的丈夫一起坐上向南的火车。一路转了好几遭，先要从沈阳坐火车到锦州，苗桂芬哭了一路，但车程比她的泪水还长——过了锦州后，还要在北京车站转一次车到河南，到河南信阳之后，又换了辆大货车，一家三口坐了整整七个钟头才到固始县城。苗桂芬晕车得厉害，后半程不哭了，反而吐了一路。从沈阳算起，折腾近四十个小时后，苗桂芬初次抵达固始。
王启军原先是这样描述自己老家的：“我们固始是鱼米之乡。”从令人眩晕的车上下来，固始城正是燥热的六月，生在东北的苗桂芬此前从未感受过那么热的夏天，放眼望去，到处都是糙石子土路，沿途也有些商铺，但全是木板房。这地方比苗桂芬想象的还要更穷一些。
苗桂芬的孙女毛毛听到“鱼米之乡”这个说法，直说“和事实严重不符”。
到固始之后，苗桂芬起了一身疹子。她到新单位报到，才知道从在市里调到县级单位后，工资都要降一档，如今她一个月只能拿二十七块五，比原来少五块。
苗桂芬平静地回溯完这一趟自辽宁远赴河南的旅程，以稀松平常的语气说：“刚调到这边来，我想过离婚，想过自杀，都没干成。”
新婚之后，不得不与故土、与养母分别，初来乍到“小县城”的苗桂芬自然而然地生出极端的念头，但又被自己压了下去，彼时二十来岁的她劝自己“还没活多大年纪，还带着孩子，好赖一辈子”。
如今，步入人生暮年的苗桂芬几乎已经站在那时只能遥想的“一辈子”的末端，她总结自己这一生，用了八个字——“平平淡淡，稀里糊涂”。许多事，要到回望时才觉得像早就写下的谶言。苗桂芬这辈子只和王启军看过一场电影，是单位组织的观影活动，那时两人还在处对象。冬天，两个谈恋爱的年轻人站在后头，苗桂芬那时就很喜欢看电影，她看入了迷，好一会儿才觉得身后冷风嗖嗖的，她回头寻人，发现王启军已经不在了。她不知道那人什么时候走的——但一定是一声不吭地走了——留她独自在原地。
后来苗桂芬再没和王启军看过电影。
一九六三年，苗桂芬到固始的第一年，看电影成了初来乍到的她最大的消遣。冬来暑往，电影院散场的灯光一次次亮起，看电影的外乡人苗桂芬与售票员刘大炮成了好朋友。刘大炮又带苗桂芬结识了两位年龄相仿的女友，其中一人在乡下供销社工作，她们四人的友谊起于二十来岁，平日里常一起打篮球、羽毛球，也串门唠嗑，到彼此工作的地方玩。
到固始的第二年，苗桂芬与刘大炮的孩子先后出生，因怀孕被调到售票员岗位的刘大炮做回了电影放映员，每月固定下乡两次，去放电影。苗桂芬跟刘大炮一起去放过电影。那时单位管得不严，提前说一声就行。到处都是土路，要踩一二十公里的自行车才到目的地。刘大炮文化水平不高，放电影时经常闹笑话。苗桂芬记得清楚，有回放两部电影，第一部电影是讲述土改与农村合作化的片子《槐树庄》，幕布拉开，乡里人们围拢过来，放映员刘大炮开始报幕——“第一部，《鬼树庄》。”底下人都笑了。
“那槐字不是木字旁搁个鬼吗？我纠正她，那不念‘鬼’，念‘槐’。”苗桂芬毫不费力地重返与老友共度的电影之夜，在她的描述中，刘大炮是个大大咧咧、行事毫不拖泥带水的年轻女人。刘大炮在观众的笑声中有些羞恼，道：“笑笑笑，笑啥！念错了重改不就行了吗？《槐树庄》！”再下一部是喜剧片《锦上添花》，刘大炮将“锦”字念成了“棉”，底下的笑声更大了。苗桂芬笑她，“你真是光屁股骑老虎，胆大泼皮不知羞”。
几年后，电影院上映的电影渐渐少了，苗桂芬家里的保姆也辞掉了。但自电影票开始的四人友谊就此延续了五六十年。苗桂芬说，她到河南之后，一辈子就交了这三个好朋友。
苗桂芬的孙女毛毛对刘奶奶印象最深刻。毛毛小时候，奶奶就常蹭她的校车去刘奶奶家打麻将。直到二○二三年，刘奶奶还会上家里来找她奶奶玩——两个老人八十来岁了，还互相上门拜访，毛毛对奶奶的友情产生了好奇，她向奶奶问起，这才重新认识奶奶眼中心直口快的“刘大炮”。
四位好友刚退休时，身体都还硬朗，跟彼此开过玩笑：“不知道咱们谁最先走、谁最后走？”
二零二四年六月，我在河南郑州见到苗桂芬，烫发蓬松地窝在她的头顶和两鬓，这个发型从她还在东北时就开始烫，从十几岁的黑发烫到如今的银发——刘大炮刚认识她时，就是这头鬈发。一个来月前，好朋友刘大炮走了，说到这里，苗桂芬叹了口气，不知在嗔怪谁，“六十多年的感情，好了，都走了，剩我一个”。命运将她的三个好友陆续抓走，刚退休时开的玩笑有了答案：苗桂芬是被留下的那个人。
苗桂芬今年八十五岁，记性很好，记得许多事件中的细节，甚至能报出当年在电影院看过的老电影：《青春之歌》《上甘岭》《永不消逝的电波》……六月的郑州，我连续两天上门听她讲故事，像听她讲述一部看过的老电影。
在苗桂芬的人生电影里，婚姻像一张单程车票，为了它，她怀孕生子，淌着泪跟王启军从辽宁到了河南，在固始过了大半辈子。这桩婚姻起于王启军变了卦的誓言，是一场受骗，而那个年代的结婚证也不过是一张轻飘飘的纸，她搬家时弄丢了，后来也没有补办。
年轻女人的受骗，还能有什么？不过是情与爱，然后搭上自己的一生。
真要说起来，苗桂芬不觉得自己的经历够格拍电影。和大部分上了年纪的女性一样，苗桂芬这么看她自己：一辈子上班下班，生小孩养小孩，退休了也要帮忙带小孩，这就是她平淡到不值一提的人生，远不如搞科研或军事之类为国建功立业的人生来得轰轰烈烈。
事先与毛毛联系时，她说想要奶奶同意这个访谈不容易—“她会害羞、抗拒，她可能怕丢脸。”先前，毛毛在家备考，待了整整一年，她想过将做饭好吃的奶奶下厨的视频发到网上，被奶奶严词拒绝，即便视频里不露脸。
毛毛建议我以手写的方式给她奶奶写份访谈邀请。在邀请函上，我写道：“我约毛毛聊过一次天，知道她和您的关系非常紧密，也从她那里听到了一些您的故事，很感兴趣。也许您觉得自己的经历平淡，但对我和毛毛这样的年轻人而言，您的经历丰富且传奇，包含许多女性经验和力量，非常值得被讲述和倾听。”毛毛说，正是这份手写的邀请函打动了奶奶。
我们敲定了访谈时间，毛毛开车到郑州站接我。
进门时，苗桂芬从沙发上起身欢迎。她戴着助听器，细看有条从耳朵边缘往里伸的透明管道。我问她能否听清我说话，她回以爽朗的大笑：“你大点声就行。”在实际的访谈过程中，苗桂芬不吝袒露自己经历中“不好”的一面，尤其谈及丈夫，她讲，我们俩的婚姻没有什么感情，一生没有感受过所谓恩爱，但也算是白头到老，一辈子就是叮叮当当的。“叮叮当当”，这词她重复多次，在语境里约莫是指一种打打闹闹的不平顺。两人经介绍认识，应该有过情投意合的时期，只是当时的悸动与情愫早被婚姻中经年累月的相处抹去，在苗桂芬的描述中难寻踪迹。
到固始之后，苗桂芬才知道，王启军还有另一桩事骗了她。她是从街坊邻居的闲话中听来的。他们说，王启军在她之前就结过一次婚。传言里，王启军当兵期间，妹妹寄来的信里说，嫂子跟别人好了，王启军不在老家，事情搁置。王启军没和她说过这事，苗桂芬猜测，也许她怀孕期间，王启军从辽宁回老家那次才离的婚。她觉得，王启军心里肯定一早盘算好，在东北找个女人再回去离婚。
为这事，苗桂芬又动了离婚的念头。她怀着老二，大着肚子和王启军闹，有次两人相约到法院离婚，她已经到了法院门口，但王启军不见踪影——他又一次变卦。法官是他们夫妇俩的熟人，劝苗桂芬：“你一个外乡女人带着小孩到我们固始来，要是离了婚，可怎么活？”
我问道：“那个年代，县城里有其他离婚的先例吗？”
王启军先前就离过一次婚。但苗桂芬摇摇头，她没听说过，自己也没离成。
到第二天访谈的末尾，她跟我说起丈夫的“二婚骗局”时，一直平淡舒缓的语气才有了明显的波澜，“我都是叫她爷爷骗了。被欺骗了，受骗了，骗婚，骗。”苗桂芬接连重复“骗”这个动词。她逐一清点丈夫的罪状：骗她不回老家，骗她结婚生子——“都骗，我能恨他一辈子。”
图穷匕见似的，苗桂芬将恨意讲得直白，像一把刺刀，到了访谈的尾声才戳穿她原先“叮叮当当”“稀里糊涂”的形容，刺向那个已经离世的丈夫，多年的婚姻才显露出一种舔舐刀尖般的冷与疼。苗桂芬下了断语：王启军这个男人自私，既不在意妻子也不在意孩子。他扔下她回河南老家时，她才怀孕五个月——这个男人总是自己先走，哪怕一起逛街也步子迈得飞快，从没等过她，“不知道咋过的，稀里糊涂就过了六十年”。
我顺着苗桂芬的话问：“不关心家人，那他追求什么？”
苗桂芬笑：“他啥也不追求，光追求喝酒。”
退休后，苗桂芬和王启军就分房睡了，两人虽住在同一个房子里，但很少对话，顶多吃饭的时候见个面。吃完饭，丈夫把门一关，苗桂芬就自己在客厅待着，如此度过沉默的数十年。王启军爱喝酒，老后肾脏出了问题，仍要喝。
毛毛在家备考期间，夜里听见客厅传来“丁零当啷”的声音，就知道爷爷又在偷酒喝，家里任何含酒精的东西都会被他找出来，“把自己喝得一塌糊涂”。当时爷爷的身体已经不能喝酒了，毛毛自己买起泡酒喝，喝不完就藏起来。有次，爷爷偷偷把她剩的起泡酒喝完，为了销毁证据，连她特地买的酒塞一起扔了。毛毛向奶奶告状，苗桂芬为此数落了丈夫很久。
虽然苗桂芬指责他不关心妻子与儿子，但王启军对孙辈很好——毛毛印象中，她和哥哥、弟弟自小都由爷爷接送上下学，苗桂芬形容丈夫是“人到老年良心发现”。
苗桂芬到固始后，年年都要回东北老家看望养母，王启军吵架时会说：“钱都叫你糟蹋了，都给你扔到车轱辘底下去了。”
“我花你的钱了？我花我自个儿的钱。”苗桂芬自己有收入，这是她一直以来的底气。
也有过拮据的时候，那时她刚生下第三个孩子，远在辽宁的养母坐火车来照顾她。给养母买完往返东北的车票后，苗桂芬连饭钱都没有，只能管别人借钱，撑到下个月发工资。
这次孕期，乃至最后的分娩，王启军几乎没现身。那段时间，王启军总在外地出差，苗桂芬又被分配到乡镇的水库政工组，夫妇俩分隔两地。苗桂芬说，两人感情不好，知道她怀孕后，王启军从外地打来电话，让她去做药物流产。
此前，苗桂芬已经流产过一次。她到固始不久就生下二儿子，两个儿子只差一岁多。很快，她再次怀孕，苗桂芬觉得孩子来得太“稠”了，家里又没有老人帮她照顾小孩，她谁也没告诉，自己去做了人工流产，又在体内放置了第一个节育环。
过了八年，苗桂芬取掉节育环，怀上第三个孩子——这次，她执意要生，希望能生个女儿。
怀孕六七个月时，苗桂芬带宣传队里的一个年轻女队员回县城宿舍住，那是个要烧煤烤火的冬天，入睡前她还洗了头发，想着烧着煤好烘干。那晚，苗桂芬是被烟呛醒的，醒来时头脑发晕，恶心想吐。她将电灯拉亮，发觉房子里头已经都是烟。苗桂芬叫醒旁边的人，女孩连滚带爬地出门求救，幸好两人就住在卫生科的单位宿舍里，很快被送到医院。那天检查结果显示，苗桂芬的胎盘都“烂”了。医生劝她引产，她执意将第三个孩子生了下来。
产床上，刚分娩结束的苗桂芬勉力坐起，从接生的医生那儿听得“又是个带把的”后，失望地躺回床上。第三个儿子是毛毛的爸爸。多年之后，苗桂芬绘声绘色地给毛毛表演自己当年在产房里的“仰卧起坐”——“这才有了你爸爸，然后有了你。”
和大儿子一样，小儿子出生八个月后才第一次见着亲爹，还是因为苗桂芬抱着小孩回县城参加妇女代表大会，才见到王启军一面。
与王启军的这桩糊涂婚姻占据了苗桂芬的大半辈子。年轻时，命运并非没有给过她其他选择。王启军之前，有人给苗桂芬介绍过另一个相亲对象，也比她大几岁，在报社工作。那时苗桂芬刚高中毕业，年纪还小，不想说亲——“要说上他就好了”；另一种选择因为年代久远显得美好而轻巧，曾错失的选择或许通向更好的站点，至少她不必经历长途迁徙，与养母和故土的分别。也许，还不必经历漫长婚姻中的龃龉、疏离与怨恨。
不过，婚姻嘛，谁说得清。苗桂芬开玩笑地提起来世，“下辈子托生个鸡，我也要当公鸡，不当母鸡”。二○二三年初，王启军在疗养院去世。骗她的人已经走了，苗桂芬还是要说，“我恨他一辈子”。人走了，匕首还藏在她对婚姻的咀嚼中。
我上门拜访之前，苗桂芬刚回家乡做完白内障手术不久。
毛毛告诉我：“为了庆祝她重获光明，我们全家已经聚餐两回。”
除去丈夫王启军，苗桂芬提起其他家人的语气带有强烈的爱意——“老头不走的话，全家十四口人”，她颇为骄傲地向我介绍儿子和孙辈的工作情况，家里男人多，个子又都长得高，一大家子到外头去吃火锅、吃烧烤，次次赚足目光。感受到他人的注目，苗桂芬心里很“得劲”，像她的三个儿子这样相处融洽的大家庭并不多见。
虽将与王启军的婚姻称为“一场骗局”，这六十余年，苗桂芬在“老王家”也有了越来越多的家人。自她和王启军算起，“老王家”如今已经有了第四代。
身为职业女性，苗桂芬自称年轻时没太顾得上孩子。她被分配到水库工作十年，老大和老二都在县城读书，周末才坐班车从县城到水库来找她和弟弟。夏天，两个小孩穿背心，苗桂芬一看，他们裸露的皮肤上爬了不少虱子，她心疼得很。丈夫经常出差，爷爷奶奶最多管两个儿子吃的，多的就照顾不来了。
一九七八年，苗桂芬刚从水库调回县城防疫站，马上被安排到省会集训两个月。那年，跟她待在水库的小儿子才六岁，丈夫又在外地出差，她只好将两大一小三个儿子搁家里头，让哥哥照顾弟弟。
——“集训两个月回来啥事没有”，苗桂芬欣喜于三个儿子一直没让自己费心，如今他们也都人到中年，事业有成，生活安稳。她对儿子们没有费过如今家长这般细致的心思，从来只有简单的期许，希望他们能像大部分人一样娶妻生子，平淡地生活。
这在苗桂芬自己成长的那个年代并不算容易。
苗桂芬早早地失去过家人，这是她记忆里缺失的一部分，许多事都是姐姐后来告诉她的—亲姐，比苗桂芬大两岁。原本，苗桂芬不知道自己还有个姐姐，她在苗家长到十几岁，有天大人不在家，一个比她大两岁的女孩找上门来认亲，说是她姐姐。苗桂芬生母去世那年，二姨领着她们姐妹俩走街串巷，问哪户人家要女孩——当时，长到四五岁的姐姐已经记事了，知道回姥姥家的路，才能日后央二姨带自己去找妹妹。
苗桂芬出生于一九三九年，生父据说是当铺的账房先生。她是个遗腹子，生母还怀着她的时候，生父就在瘟疫中丢了性命。后来，有些姿色的生母被家里人卖给当地的地主做妾，姐妹俩跟着生母到了地主家生活。许是很快就被地主厌弃了，她们年轻的妈妈在地主家里成了苦工，脏活累活啥都干。
这个年轻的女人想到了死。苗桂芬从姐姐那听到的说法是，母亲担心她们再在地主家待下去姓氏都会被改掉，决心吃大烟自杀。不遂人愿的是，生母逝世后，沦为孤儿的苗桂芬姐妹俩被不同人家领养，原来的姓氏也被抹掉：姐姐姓洪，妹妹姓苗。
妈妈自杀时是个夏天，她的尸体被拖到地主家马棚，在暑热里逐渐发臭，成群的苍蝇围着腐肉打转——这是姐姐记忆中的场景，那时年纪还小的姐姐已经懂得拿把扇子到马棚去帮妈妈轰苍蝇，直到姥姥家来人收殓。苗桂芬只有更为模糊的印象，那时还是两岁的她曾趴在吃大烟自杀后口吐白沫的母亲胸口，她看到了白沫，但并不知道这昭示着母亲的死亡，孩童的嘴仍惯性地去找平日里吸吮的乳房。不论是她的还是姐姐的回忆，这些场景都很难说是确凿的事实。
妈妈的葬礼过后，二姨将年幼的姐妹俩一一送走。
苗桂芬知道自己的身世后，养母说起选她做养女的理由：太可怜了。她年纪小，姐妹俩被领上门的时候，妹妹屁股上长了疮，估计有些日子了，创口溃烂，甚至能见着骨头。苗家夫妻没小孩，将屁股长疮的妹妹留了下来，想着花钱给这小孩治治看，也许能好。
那个疮的确很快长好了，只是疤痕跟了苗桂芬一辈子。她在家找到张自己三四岁时拍的良民证照片，问养母：“我小时候怎么这么丑？”
养母宽慰她：“女大十八变，小时候丑长大了才好看。”
在苗家，她一直被善待，甚而娇惯到有挑食的自由。打小，苗桂芬就不喜欢吃面，家里要是下面条，养母就会专门给她蒸米饭，东北大米好吃，读书时的苗桂芬可以一个人吃一盆。去了洪家的姐姐，上有哥哥嫂子，做养女的待遇就差了许多。姐姐小学没毕业就开始干活，城郊有座甘蔗山，许多人在山上捡废煤，包括姐姐。姐姐说，自己个头矮就是那时担煤给压的。
“她站我跟前，我都能看到头顶”，苗桂芬向我展示姐妹二人的合照，二○二一年，姐姐到固始玩时拍的。照片里，两个老太一高一矮，都戴着墨镜，身体贴得很近。
苗桂芬问我：“我俩像吗？他们都说我们长得像。”
我点头，想起来问道：“那时候一个陌生人找上门，说自己是你姐姐，你不怀疑吗？”
“不怀疑。”苗桂芬早从街坊邻居的闲话里听来自己的身世，和姐姐相认之前，有个邻居专门领她去认过姥姥家，叫养母知道了，养母哭得厉害，苗桂芬反而得安慰养母：“我不会跑，家庭条件这么好，我咋能舍得跑呢？”
养母在苗桂芬退休前一年就去世了。没能够在老人家面前长时间地尽孝，成了她的遗憾。
干活早的姐姐十七岁就嫁人了，姐夫恰好与苗家住同一个住宅区，就隔了七八栋房子。苗桂芬当时是瞒着养父母和姐姐相认的，晚饭后常以去公共厕所的借口跑出门，到姐姐家小坐。她们是分别太早的姐妹，十来岁才“偷偷”续上了姐妹情。
很快，两人又再次分别。一九六○年，姐夫下放回黑龙江老家，在农村没有工作，又酗酒，早早将自己喝死在炕上。姐夫死的那年，姐姐三十九岁，最大的儿子刚成年，她没有再嫁，独自将五个小孩拉扯大。后来，苗桂芬自己也离开了辽宁。
相隔万里的姐妹俩许多年间只能通信。读姐姐的信，苗桂芬知道了黑龙江农村冬天的冷，“几十丈深的井都冻得硬邦邦的，都是冰，小孩手和脸都冻坏了”，她不知道姐姐是怎么扛过这些年的。如今，姐妹俩都老了，一生快要过完了，见得还频繁些。苗桂芬盼望着，等入了秋，小儿子能带她去趟黑龙江，和姐姐再见一面。
一生的故事里，苗桂芬觉得只有早年这些自己也记不清的生离死别算得上坎坷。但在听故事的我看来，她与姐姐在那么小的年纪失散，而后重新找回彼此，相互惦记一辈子，也称得上传奇。
在动荡的年代，苗桂芬做了苗家的养女，较为顺遂地长大。
苗桂芬做了母亲后，也有人跟她提过“换儿女”。苗桂芬生了三个儿子，想要个女儿，小儿子出生不久，有个相熟的官员，家里只有女孩，跟她提过许多次，想拿女儿跟她换个儿子。
苗桂芬果断地拒绝：“以前卖儿卖女那是没办法，生活所逼。”她自己的孩子，怎么也舍不得的。
往下三代，苗桂芬终于盼来一个孙女，小名毛毛。毛毛是家里唯一的女孩，她爸妈工作忙，从小她就是奶奶带大的。和孙子们相比，苗桂芬承认，自己对毛毛付出最多。如今，毛毛到郑州工作，自己租房住，苗桂芬觉得自己身体还可以，便答应毛毛来和她一起生活，她想多陪毛毛一段时间。
也许因为苗桂芬早早地失去了自己的亲生父母，她格外珍视与亲人之间的感情，谈起自己常觉亏欠的养父母、分别又重逢的姐姐，还有她后来拥有的家人时，苗桂芬总流露出无限温情。于她，家人是生命里最重的砝码。
毛毛至今为止近三十年的人生中，与奶奶分离的时间最多不超过四个月，一个学期的长度，“可能有人会觉得我年纪这么大了，怎么还跟奶奶生活在一起”。
毛毛出生那年，奶奶苗桂芬五十五岁，正式退休。打小，她和奶奶一起睡觉，吃奶奶做的饭，起床后奶奶帮她梳小辫。小学五六年级，毛毛搬去和父母一起住，没几年，家里换了新的房子，爸爸将爷爷奶奶接到家里，毛毛又一次回到她熟悉的与奶奶朝夕相处的日常，直到外出求学。毛毛自认是个恋家的人，而奶奶是她恋家最大的理由，“只要和奶奶住在一起，我整个人就很放松”。
二○二三年，毛毛待在家里备考。年初，爷爷去世，毛毛陪奶奶在家住了段时间。八月份，毛毛确定工作，将搬到郑州，她特地租了两居室的房子，想让奶奶到郑州来一起住。
事关老人的家族决议，要先经过奶奶儿子儿媳们的同意。
毛毛说：“要么在奶奶家安个摄像头让我天天看着她，要么就接到郑州来。”
她的两个伯伯放心不下，觉得她是个女孩，出了什么事照顾不好老人。
毛毛对此有些微词：“奶奶自己的事情，为什么不能自己做决定？”
拗不过苗桂芬自己乐意去和孙女做伴，事情便这样定了。
我在社交平台刷到毛毛发布于二○二三年七月的帖子，她详细记录了自己带奶奶去南京的四天行程，除攻略外，毛毛还提到奶奶上一次到南京是一九七八年出差，老人对这趟南京之旅念叨了很久，时隔四十五年终于重返。照片中的毛毛奶奶戴墨镜、头发银白，站在花丛边或景点前的拍照姿态相似，均是双手交叠着置于身前，仪态端庄。旅程中，有同龄老太太路过，问她头发是在哪里烫的，好漂亮——这个让奶奶开心的小插曲也被毛毛记录下来。
毛毛的帖子下，有人咨询她带老人出游的注意事项，她一一讲解：由于奶奶容易晕车，且不能步行太远，所以出行主要方式是坐地铁。出远门时，一般会订地铁附近的酒店。每次出行前，毛毛都会做好详细的攻略，交通路线要细到走路的距离、打车或坐地铁的路线。对奶奶的脚力而言，五百米还可以，步行七百米她就会开始累。有时还是会遇到突发情况。有次毛毛带奶奶去开封看菊花展，遇上交通管制，打车到最近的地方仍要步行一公里的路程，那趟奶奶没走多久就喊累了。
在毛毛的文字中，我感受到她和奶奶的亲密，还有格外细腻的笔触背后漫溢的体贴。我向她介绍了我的访谈项目，毛毛很快同意与我聊天，“她们也是从小成长起来的，只是很多老年人都觉得过去没什么值得提的。但我每次听我奶奶讲过去的事情都觉得很新奇，跟我认识的她完全不一样”。
聊天之后，我得知，和许多年轻人想带长辈去某地“完成心愿”不同，带奶奶出去玩是毛毛日常的一部分。此前，我鲜少看到在毕业、工作后将奶奶接到住处一起生活的年轻人。
二○二三年国庆，毛毛将奶奶接到郑州。她专门买了适合老年人的居家拖鞋和卫生间洗浴专用拖鞋，摩擦力都较大，还装了可视门铃和居家摄像头。毛毛工作的午休时间长，单位虽有食堂，奶奶在的话，她每天中午都会回家和奶奶一起吃饭，午休后再去上班。天气暖和的周末，毛毛会带奶奶去周边的城市看花。
苗桂芬女士是家里所有人都心心念念着的人，放心不下她的儿子们三天两头给她打视频。
毛毛说，奶奶在郑州住的这小半年，两位伯伯和爸爸都上门看望了好几趟。她知道，长辈们多少有点放心不过她单独带着奶奶在外地居住。但大伯到郑州看望她们时，奶奶告诉大伯，她嫁到河南六十来年，这是她最快乐的冬天。
客观原因之一是位于河南东南部的固始没有暖气，但郑州有。毛毛人在房间，听得喜上眉梢，她把奶奶的话转述给爸爸。她爸在电话那头急了：“你奶奶在家难道不幸福吗？”他当下决定，这个冬天就给家里装上暖气。
我和苗桂芬坐在出租屋的沙发上聊天，身后摆着她为毛毛织的针织包。
近年，针织制品在社交平台上走红。刚到郑州那段时间，苗桂芬跟着网上的教程学了不少织法，在毛毛点名要的花样上自行变换款式，给毛毛做了三四个包。后来，毛毛带奶奶去看眼科医生，才知道奶奶的视力已经弱到不能忽视的程度，医生建议早点做白内障手术，说奶奶的双眼视力都只有0.1了，再拖下去有失明的风险。
苗桂芬一开始有些犹豫，她先去配了副新眼镜，还是觉得看不清，眼前像蒙了层白茫茫的雾，做饭时连燃气炉的火都看不清，只能瞅见一团“蓝蓝的”。二○二三年春节，苗桂芬回老家后立刻去做了白内障手术。
“我不知道她那时候眼睛到了这种程度”，毛毛对让奶奶帮自己编织有些内疚。
苗桂芬倒无所谓，“那没事干嘛，反正就织一织，简单”。
做完白内障手术后，奶奶在老家待了段时间。恢复独居的日子让毛毛感受到生活中巨大的空缺，原本整齐的房子变得乱糟糟的，她每天都给奶奶打视频电话，反倒是奶奶看她没什么话要说，总是迅速挂断。对于奶奶，毛毛有很强的分离焦虑，每每想到之后要和奶奶分别，她就有担心不完的事情，比如奶奶的视频会员账号掉线了怎么办？相隔两地，奶奶肯定怕打扰她。两人如果一起住，奶奶只要在房间里喊声“账号掉线了”，毛毛就能走过去重新扫码登录。
曾经爱看电影的女人老了之后，是各大视频网站的忠实观众，毛毛和奶奶共用一个账号，她们常追同一部剧，用不同设备登录时总把对方顶下线。许多热播的古偶都由小说改编而来，聊天时，毛毛只要说自己看过原著，奶奶会立刻追问：那谁是坏人？谁是好人？结局是什么？
“她特别喜欢被剧透，喜欢掌握剧情的感觉”，毛毛说。
等奶奶休养完，从老家再到郑州，给了毛毛一个她钩的新包。常挂掉毛毛电话的那段时间，她在老家用剩下的线钩的。
访谈第一天，我和苗桂芬聊到饭点。毛毛拿着豆角到客厅问：“择这些够吗？”苗桂芬口头指导了几句，放心不下，自己起身到厨房做豆角焖面。当晚，我和她们祖孙二人一起吃晚饭。开饭前，毛毛凑到奶奶耳边听助听器传导时吱吱的电流声。助听器戴着总有些杂音，苗桂芬为了访谈才戴上的。她将助听器取了下来，又从冰箱里拿出半瓶没喝完的哈尔滨啤酒，放在自己碗边，边吃面边下酒，吃完饭后，半瓶啤酒也见底了。
也许，比起在往事中跋涉，对苗桂芬来说，晚饭这一刻的快乐和平静是更加确凿的。这是她与毛毛共度的日子里无关紧要的切片之一。
见到苗桂芬那两天，郑州下雨，高楼层的阳台望出去是乌沉沉的天。访谈第二天的中午，我们原本打算外出吃饭，外头又下起了雨，毛毛冒雨外出买饭。
趁毛毛不在，苗桂芬跟我讲起她从未和家人提过的，自己年轻时和王启军互骂脏话的画面—她对自己的嘴上功夫颇为得意。她还说，过去王启军试图动过手，年轻的她不服输，直接上手挠他。过去两人暴力相向的片段，如今的苗桂芬提起就像在说笑话，她还想起之前几天晚上自己剪了指甲，“要是知道隔天他想动手，我一定不剪，挠他几个道”。
说到这里，毛毛正好买饭回来，苗桂芬立刻停了这个话题。
毛毛知道爷爷与奶奶关系不算好，也很少主动和奶奶提起爷爷。
在她看来，爷爷去世后，奶奶才真正解放了，对出游和消费的态度都发生了变化。爷爷还在时，奶奶不那么愿意抛下他自己出门玩。如今，奶奶搬来和她一起住不说，也愿意时常跟她一起出游、看花。
退休后，丈夫的身体状况一直比苗桂芬差些。即使苗桂芬直白地形容夫妇二人“没有太多感情”，这段持续多年的婚姻仍织就两人间复杂的线团，她对他即便有多年的怨愤，仍承担着日常照顾的职责。二○二二年，王启军术后逐渐丧失自理能力，甚至无法自主排尿。苗桂芬每天为他更换尿袋、衣物，清理身子，以及手洗衣物——大部分事情都需要弯腰，她愈发察觉到身体的吃力。年轻时，苗桂芬做过十几年的打字员，久坐损伤了她的腰，七十来岁时还做过一次腰部手术。
儿子说她：“换下来的衣服怎么不直接扔进洗衣机？”
回忆那段时间，苗桂芬并不避讳地向我提到丈夫身上的排泄物，“那身上都拉得臭烘烘的，我儿子说水冲走就好了，但用一个洗衣机洗，心里不膈应？”那会儿，苗桂芬每次打开丈夫的房间都觉得像在放毒，味道太大了。但她每天都会走入房间，给丈夫清理身子，再换下他沾上排泄物的衣服，手洗干净，等待味道散去。
重复的照护足以压垮许多人，苗桂芬自己也说，别的八十来岁老人可能自己都需要别人照护，她那时却在承担照护者的职责。后来，苗桂芬主动跟儿子们提议将丈夫送到疗养中心，那里会有专门的护工照顾。送到疗养院后，丈夫恢复得比家里好，但因得了新冠，于二○二三年初猝然离世。
毛毛跟我说起奶奶在爷爷葬礼上的眼泪。灵堂在毛毛家楼下摆了两三天，楼下人来人往，许多人前来吊唁，奶奶自己待在楼上——毛毛不确定这是不是丧葬习俗的一部分。爷爷出殡当天，奶奶下了楼。封棺前，家人们都围上前去确认逝者的遗容，除了奶奶。走到奶奶身边时，毛毛注意到奶奶眼角滑过的泪水，“我不知道她为什么流泪”。
至今，毛毛都没有向奶奶求证当时的泪水，她从眼泪中隐约读到了多年婚姻中难以为他人道的部分。
毛毛与男友关系稳定，两人有过不结婚、不生育的想法，这是父母不能触碰的雷区。她问过奶奶：“结婚有什么好处？”
奶奶的态度倒很平和，她说：“也没什么好处，不结也行。”
不知是否是自己已经品尝过许多婚姻的酸涩，奶奶的态度甚至比父母那一代人开明。至于生育，她也说，“生不生都无所谓，生了主要是老了有人照顾”。
老年的到来等同于身体的衰弱，苗桂芬坦然地同我讲述身体的各种变化，包括屁屎尿的部分。在她身上，大部分女性持有的“身体耻感”仿佛也被足够长的时间带走。她描述从自己体内取出节育环的画面：环在身体里待的时间太长了，已经嵌进肉里，医生怕把环“拽断”，只好慢慢地将螺旋状的环一节节地拽出来——取出之后，医生拿给她看，上面挂着一串白溜溜的脂肪。
我问她那时疼不疼，她却说：“啥感觉也没有。”
过去的疼痛已经褪色，唯有衰老的酸痛仍在日夜啃噬。
二○二四年十一月，毛毛和朋友聚餐回家后，在奶奶的房间闻到一股药味。
她问奶奶：“你吃什么药了？”
“速效救心丸”，奶奶说自己心脏有点不舒服。具备心律监测功能的智能手环监测出奶奶可能存在房颤风险，毛毛立即和男朋友带奶奶去了医院，当晚就让奶奶住院了。
让奶奶同意住院并不容易，老人家自己觉得不严重，想回家。毛毛几乎同奶奶吵起来，以自己不愿承担责任的“以退为进”法，将奶奶留下观察。
医生的说法是，还好送来得及时。他反复询问毛毛：“你们家大人呢？”
“我都三十岁了，为什么还要找大人？”毛毛不解。医生坚持道：“老人如何治疗、如何用药、如何干预，只有家里大人说了才算，你说了不算。”隔天一早，长辈们从固始赶到郑州。
访谈时，苗桂芬曾说：“老头去世剩我一个了，我也自由了。”
我问她：“你一生中觉得最快乐，最怀念的阶段是什么时候？”
她说：“最快乐的时候是我来毛毛这儿住的半年。”毛毛也许听奶奶讲过许多次，闻言只是毫不惊讶地笑了笑。
后来，毛毛跟我回忆十一月送奶奶去医院的那个夜晚：“我一下就被击垮了。”医生的话让毛毛真切地意识到，随着奶奶年纪越来越大，身体逐渐衰弱，她对奶奶的照顾很可能会变得力不从心。
已经送别了生命中不少故人的苗桂芬对自己老后的照护问题并不避讳，她告诉毛毛，如今她还能照顾自己，就再陪毛毛一段时间，如若无法自理，她要在外面租个房子，雇个护工，“你们谁我也不麻烦”。
这也让毛毛听得心碎，她比奶奶更害怕那一天的到来。
二零二五年初，毛毛告诉我，她已经搬到新的出租屋，之前的房子有些吵。奶奶仍和她住在一起。有时，我会想起二○二四年的夏天，在毛毛租的上一个房子中看到的画面：饭点时苗桂芬在厨房做饭，祖孙俩坐在餐桌旁聊天，饭后再一起下楼散步。这样的画面应该在她们的生活中重复过无数次，在进入她们住所的短暂时间里，我看到祖孙二人对一起缔造的日常生活的珍视——我曾短暂地路过一场幸福。
这幸福，用苗桂芬的话说，是她在晚年得到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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