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宋佳奇案:一审十二年,二审发回

大概无人能否认宋佳奇案的一审判决存在太多致命的问题，甚至可以说，该案的一审似乎是未审结便匆忙下了判决，但我们虽不得不指出一审中存在的各种问题，目的却并不是为了指责，也不是为了推倒重来。我们更期待能在二审案结事了。为了二审的案结事了，我与我的当事人及其家属，愿意作出我们的一切努力。我也相信，二审法院能作出一个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的判决。

第一部分：本案应发回重审的理由

一、超指控范围判决。起诉书指控宋佳奇应承担的金额是330万余元，但判决却认定宋佳奇涉案金额是408万余元，多出约70万元。

二、判决未附金额明细，让判决缺乏指向性和确定性，也缺乏可执行性。很简单的道理，即便认定宋佳奇总金额是准确的，但分配到具体人员身上呢？具体是哪些交易而认定为诈骗？民事部分执行时又该如何执行？更甚者，赵某年、曹某兰几乎全部退还完毕，今后又该如何执行？是到执行时再审理？

三、宋佳奇等被告人及辩护人所举的证据，一审判决未评价，甚至未丝毫提及。而相关证据足可证明部分指控款项已退还，不应认定为犯罪金额。

2024年10月28日庭审笔录：

宋辩提交：宋佳奇公司向曹某兰的退款单据10张，证明2019年至2021年9月向曹某兰共退款1025540元。

公司销售行为规范表3张，证明向曹某兰的部分商品是免费的，有可能曹某兰的损失也将该部分计入。

2020年12月20日赵某年的手写单据，证明赵的损失在万哲公司，与宋佳奇无关。

王辩提交：

姜东明授权书、王海鹰授权书、王传利授权书各一份，证明该三位画家授权万哲公司销售作品和相关活动，并承诺所售作品均为真迹。

代卖证明2份、银行转账记录6页、起诉证据卷二P126-127情况说明和转账记录，证据卷一P96赵梦林笔录。证明姜许丰（公司财务）、王某鑫共退还曹某兰金额共计1252920元。

雅昌拍卖网案涉画家作品拍卖查询情况截图打印页47页，证明黄建南、叶阿林等21名画家的作品拍卖价格为几十万元至几千万元不等。

上述证据与本案定罪量刑直接相关，一审判决却未予评价。

四、未能确定哪些是在宋佳奇等人处购买。比如曹某兰，多有自郑州汉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处购买，曹某兰《控告状》的第一控告主体便是汉关公司，且有转账给汉关公司的记录，另有录音证明。而据宋佳奇等人称，曹某兰笔录中提及的多种商品其并未经营。这些一审时被告人及其辩护人都有提及，但一审判决直接绕过。

五、一审判决将赠品计入诈骗金额，对此相关被告人均在法庭上作出说明，但一审并未就此展开审理，也未评述。

综上，一审是表面上的审理都未结束，就匆忙下了判决，由此导致一审判决问题重重。

第二部分：证据

简单说几点：

被害人陈述：整个被害人笔录中，只有曹某兰提到过宋佳奇，再无任何人提到宋佳奇——是连宋佳奇的名字都未提及。所有判决书上归纳为“宋佳奇公司”，都并非被害人原话，实际上这种归纳本身就是违法的。另，很多人谈到业务员与他们录制销售视频的问题，被害人说如果不录制公司就不同意卖了，可见宋佳奇对公司合规经营的重视，也可进一步说明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存在欺骗，则是卖家与业务员联合起来欺骗公司老板宋佳奇，完全证明不了宋佳奇有不当行为或者安排员工实施不当行为。而曹某兰笔录又存在大量虚假之处，不应采信，对此我们将在下文专门论述。综上，可以说，对于宋佳奇而言被害人笔录完全是无罪证据。

被告人供述：宋佳奇否认自己有不当销售行为或安排员工有不当销售行为，其且再三称其特别在乎公司合规销售问题；王某鑫称“公司不让销售人员给客户承诺，但我们为了能让客户购买字画，提升自己的业绩，我们一般会跟客户说这些字画肯定会升值，半年会升值百分之三十”，可见王某鑫的笔录也证明了宋佳奇并无一审判决认定的不当销售行为，且足可证明宋佳奇对违规销售的否定性态度，但判决书归纳时却故意将上述“公司不让销售人员给客户承诺”这一关键的无罪证据遗漏，可见一审法官的恶意；同样，栗某飞也说，录制这些视频主要是防止有些员工会跟客户说让这些客户现在买，到下个月公司就可以回购。公司不让销售人员给客户承诺升值到什么价位，升值了怎么处理这些内容；赵某林没谈及宋佳奇如何交代问题。综上，可以说，对于宋佳奇而言，被告人供述也完全是无罪证据。

书证《购买凭证票据联》：该凭证明确称“本公司将竭尽全力为您挑选优质产品并做好服务工作，产品价格会随市场因素发生波动。为维护您的合法权益，本公司不承诺对产品进行回购、拍卖及在某具体时间达到某具体价位，若销售人员向您做以上承诺，请您切勿相信，相关法律责任由销售人员个人承担，与本公司无关，本公司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本公司不提供寄存服务，销售人员也无权帮助您提取产品并予以保管。”

可见，对于宋佳奇而言，书证也完全是无罪证据。

上述证据相互印证，足可证明宋佳奇既没有亲自也没有安排员工实施不当销售行为，相反，宋佳奇对不当销售行为是持完全否定态度的，而大量的无罪证据绝无可能“相互印证”出有罪的结论来。另，目前的证据充其量能证明宋佳奇管理不善。但诈骗罪是直接故意，管理不善本身一定不构成诈骗类犯罪。

专门针对曹某兰的笔录及《控告状》发表意见：

1、报案材料显示的第一被控告单位是郑州汉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在案证据也显示曹某兰向该公司转过款，曹某兰自己提供的录音也证明其与汉关公司存在多次交易行为，宋佳奇等人也称多有曹某兰举报的商品其并未经营。宋佳奇等人同样称汉关公司与其无关。但曹某兰却将其与汉关公司的交易全部算到宋佳奇等人的头上。明显错误，足证笔录失实。

2、依一审宋佳奇律师及王某鑫律师的举证，他们退还曹某兰款项已超过一百万元，但曹某兰却称只五十万元。明显错误，足证笔录失实。

3、曹某兰称2021年3月赵某林便与其洽谈交易，但赵其时尚未参加工作。曹某兰称“丸子很忙”的微信是赵某林的，但实际上却是何勇红的。明显错误，足证笔录失实。

4、目前已经证实五帝赐福、金龙玉凤杯、传家宝等多项商品都是赠品，曹某兰却称系花巨资购入。明显错误，足证笔录失实。

5、曹某兰称业务员以《清明上河图》系真迹对其欺骗，且其也被欺骗成功，明显违反常理（如此国宝，岂能轻易流于民间，且只两万元钱？），足证笔录失实。

6、曹某兰说栗某飞跟她说两千元购买的藏品可以卖到十万元其因此而购买，明显违反常理，足证笔录失实。

7、2019年3月、2019年7月王某鑫都在当兵，王召鑫称其是2019年11月来的公司。对此王某鑫的退役军官证足以证实。但是在曹某兰描述的事实经过中，其谈到2018年10月份王某鑫、宋佳奇、栗某飞等人邀请她到豫茶大厦并要了她的联系方式；2018年12月16日王某鑫让她买《五帝赐福》；2018年12月20日王某鑫让其购买《传家宝》，上述足证笔录失实。

8、曹某兰笔录中提到2018年12月20日杨圣杰给其办了中福泓轩公司的会员卡，但杨圣杰却没有人认识（我猜测很有可能是汉关的员工），足证笔录失实。

上述只是我的简单总结，实际上无论是一审还是二审，庭审中每一名被告人对曹某兰的笔录都提出了大量异议。我姑且不考虑是曹某兰故意编造还是确实是曹某兰年老记忆失真，客观上便是笔录严重失实，不应作为定案依据。

证据中缺乏审计报告，导致金额难以确定，且缺乏指向性。可以说，我相信目前无论是检察官还是法官，当然也包括律师，都不知道金额从何而来及具体指向。

陕西省文化艺术品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一审已经说得很详细，不赘述。大量认定价格远低于购进价，这不仅是不合情理的问题，因为是市场法鉴定，足可说明他们没在市场上考察，鉴定人员未尽责本身便是违法。另，我们已投诉鉴定公司，西安市司法局正在对投诉事项进行审查。我相信司法鉴定文书会被“打掉”（现在确实已经被“打掉”），也希望法庭能够思考一个问题，即如果该案此前没有这份鉴定意见，还会不会走到法院。

第三部分：事实——依判决认定逐条反驳

一、在案证据不足以证明宋佳奇有指控的不当销售行为或安排他人不当销售行为：在证据部分我已论述，本案除了曹某兰笔录及控告状中提到宋佳奇对其有过指控的销售行为，再无任何证据证明宋佳奇有指控之销售行为，也再无任何证据证明一审判决认定的销售行为系宋佳奇安排公司员工所为。曹某兰笔录（包括《控告状》）系孤证且前后矛盾，又被其他证据否定——庭审中，所有被告人及辩护人都否定了曹某兰笔录及《控告状》的真实性。而员工以拍卖等名义收取的费用宋佳奇完全不知情，也从未收到过。另，书证及王某鑫、栗某飞等人的笔录进一步证明宋佳奇对不当销售行为持否定性态度。上述足可证明，一审判决书“宋佳奇亲自或安排公司员工……”的认定是完全错误的，在案证据足以证明所有不当行为宋佳奇都是否定态度。

二、所谓“虚构购买公司的字画、钱币、邮票等商品能够获得巨额利益”：该行为即便存在也不构成诈骗罪，最高院《刑事审判参考》第1238号指导案例明确指出：诈骗罪中的虚构事实是虚构与客观事实相反的事实，并不包括行为人不能控制、存在或然性、对将来事实的预测。虚构升值即是存在或然性，对将来事实的预测。刑事审判参考的作者是最高院刑事审判庭，它的案例具有足够的权威性和指导、参照意义。

销售时以“有投资价值”欺骗，但确实交付了符合市场价的真实商品，便不应认定为是诈骗，比如投资房产。而我们这个案子交付的黄建南等人的画作，在其他终端市场购买，价格也是如此。此处我们不能看鉴定价。鉴定价在市场交易中无任何实质意义——进价一万的商品，商家绝不可能因鉴定价一千而按一千卖。可以说，在类似案件中，鉴定价可以作为出罪依据却不能作为入罪依据。

梵高同时代的人会怎么鉴定梵高画作的价值？我们现在认为梵高的画作很有价值，但当时却无人这么认为。进一步思考，有无可能几百年之后的人们又会认为梵高的画作并无多少艺术价值，并进而导致价格一落千丈？可见，艺术品交易案件中，书画作品只能看真伪而不能轻易评估其价值高低，艺术价值也不是司法所能轻易判定的。

三、“将购进价每套（件）200元至1.6万元不等的商品分别加价后以每套（件）1180元至25.8万元不等的价格诱骗客户购买”也是认定事实错误。我只以宋佳奇销售的为例，黄建南山水国画作品15000元一平尺，崔景哲四平尺四字吉语书法2500元每张。这真实的购进价都远超鉴定的“购进价”。另，鉴定价也并非购进价，一审判决认定上述购进价无任何事实依据。另，且不说鉴定价不合理不合法（市场法的方式鉴定，一定不会如此低，这既有违情理，也有违法律），没有任何一条法律规定商家要在鉴定价以下销售。就好像我们这个案子，黄建南的画，宋佳奇进价是几万一幅，鉴定价却只有几百，我们能强求宋佳奇以几百的价格销售黄建南的画？能这么做的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傻子，一种是慈善家，而法律，既不能苛求商家做傻子，也不能苛求商家做慈善家。本案商品并非物价局定价商品，是由市场定价，如果依这个逻辑指控，则到底卖多少才不构成犯罪？进价一千卖两千？那谁能告诉我卖三千便构成犯罪？法律依据是什么？

也提请各位注意一点，宋佳奇等人销售的艺术品别的商家也在销售，且也是这价格，终端市场都是这价格，包括国企的北京工美，因此若要评估宋佳奇等人到底有没有卖高了，我们对比的应该是这些商品在其他终端市场的价格。就好像软中，在哪都是七十上下，如果我们跟商家说他们的软中卖高了，因为他们进价低，或者说因为软中的烟草成本低，都是对销售者的苛责。

另外，我们还得考虑到经营成本。我们判断利润率，断然不能只售价与进价简单对比。

四、频繁更改公司名称、变更公司办公场所、更换法定代表人是为了防止诈骗事实被揭穿、被发现，系认定事实错误。首先便是宋佳奇等人对更改公司名称、变更公司办公场所、更换法定代表人的原因已经做了合情合理的说明。其次我们可以尝试反向分析，即有没有买家因宋佳奇的这行为而与宋佳奇等人失联？如果没有，那一审如此认定的依据是什么？最后，宋佳奇有没有因为更换公司名称而不认可之前的经营行为？事实是宋佳奇无论是对自己的员工还是对客户，都没否认自己是老板，可见更换法定代表人也不是为了逃避。

五、“售后回访视频是为了逃避罪责而事先设置好”，这认定于宋佳奇而言无任何证据证明。无论是王某鑫还是栗某飞、赵某林，都称公司不允许有不当销售行为，他们笔录中并未提到这行为只是为了逃避罪责。宋佳奇称这么做是为了规范销售。被害人笔录称“录制视频之前，销售人员会与他们沟通如何回答，如果回答不好，则公司便不会销售给他们”，这恰恰证明录制视频是为了规范销售，否则宋佳奇宁愿不销售，可见宋佳奇作为公司老板对该问题的重视程度。而买家与员工相互勾结欺骗公司老板，自然便不应再由老板承担对买家的责任，这在民事案件里都是如此，更不要说刑事案件了。最后，依一审判决的逻辑，不合规是犯罪，合规是掩饰犯罪，如此正也不行反也不行，这会让司法的导向作用荡然无存，于社会百害无利。

六、一审判决在认定金额时刨除了成本，但所依据的却是鉴定价格，但在案证据足以证明，多有鉴定价格远低于进价的情形，而若要刨除，第一考虑的应是进价而非鉴定价。

七、事实方面，几个可达成一致意见的基础事实是：卖的东西都是真的，价格符合市场价格（这看的一定不是鉴定价）；宋佳奇再三强调规范销售，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宋佳奇自己有不当销售行为，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员工的不当销售行为系受宋佳奇安排；万哲公司宋佳奇未参与经营。我们对该案进行定性分析，不能无视上述基础事实。而卖的东西是真的，这也是很多案件最终未认定诈骗罪的重要理由，比如大连张晓杰案、德州刘冰洋案、张家口张富案。而张家口张富案更是直接判决六人免予刑事处罚。

至于庭审中有辩护人所称的“因宋佳奇在北京国一干过，所以可据此推导出宋佳奇的直接故意”，这观点欠缺严谨与专业。北京国一一百零五家分公司，真正被查办的只十家左右，其中很多便是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定罪量刑。更多的是并未被认定为是犯罪，即便是宋佳奇曾经工作过的郑州分公司，也并未被认定为是犯罪。因此，以此推导宋佳奇的直接故意，失之严谨。

至于“批量手工画作”问题，实则只要是手工画就行。宋佳奇等人分辨不了一幅画背后创作者到底会付出多少心血，他们只能确定真伪——实际上绝大多数人（即便是法官）事前也难以分辨，而事后神仙，多讨人嫌。另外，他们销售的画作与精品画（姑且这么说）价格也并不一样，比如黄建南的画作，有的拍卖一千多万，宋佳奇等人经营的黄建南画作却只卖几万，买家也不会认为他们所购买的几万的画作对标的是一千多万的画作。

另，买家在别的地方都买过，可见他们决定购买很难说是因为宋佳奇的业务人员的推销，业务人员的推销可能决定了买家在什么地方买，而非买与不买。买与不买才是认定被害人被诈骗的依据。

八、事实方面另有其他诸多问题，不一一表述。

第四部分：定性

一、对将来事实的预测并非诈骗罪的“虚构事实”，这已是定论，因此本案即便以投资藏品名义销售，在这过程中对藏品今后的升值空间有所夸大（实则对将来的事谁都不能说是夸大，比如1980年发行的猴票，它的收藏价值是当时的任何人都难以预料的。再比如销售黄金制品）。结合宋佳奇所销售的东西都是真的，不当销售行为宋佳奇并未亲自参与，也未安排员工实施，其甚至完全不知情，因此，宋佳奇一定不构成诈骗罪。

二、即便对将来事实的预测构成诈骗罪的虚构事实，本案所有的证据证明宋佳奇对不当销售行为持完全否定态度，充其量只能证明到宋佳奇管理不善，但诈骗罪需是直接故意，管理不善本身不构成诈骗罪。

三、书画交易只要保证真实性便不应轻易定性诈骗，本案宋佳奇所销售的都是真实的字画。有些地方即便打击艺术品交易类犯罪，也把书画类交易刨除在外。

四、一审判决认定本案构成诈骗的理由是本案被告人为谋取非法利益，虚构投资涉案公司销售的收藏品能够获得巨额利益，将进货价在200元至1.6万元之间的商品，分别提高到1980元至25.8万元的价格进行销售，骗取被害人财物，简单反驳：

1、无论是司法理论还是司法实践中，“为谋取非法利益”的使用场景有多种，但一定不在诈骗案件中，诈骗案件中的专用词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无论是司法理论还是司法实践，只要是“为谋取非法利益”的，便一定不是诈骗类犯罪，二者存在本质不同，一审如此表述，潜意识里便否定了本案的“非法占有为目的”。

2、虚构投资涉案公司销售的收藏品能获得巨额利益，只要销售商品是真的，对将来事实的预判不构成诈骗罪的虚构事实。

3、“将进货价200元至1.6万元分别提高到1980元至25.8元的价格销售”系事实认定错误，首先鉴定价并非进价，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一审判决混淆概念，导致对比极端。其次宋佳奇经营的书画作品，一般出价是进价的三、四倍或五倍左右，这完全符合经营现状。而宋佳奇的售价与其他终端市场售价相当，这一条便足可否定宋佳奇等人“卖高了”这一认定（是否买高对比的应是绝大多数终端市场售价而非买家进价，更非鉴定价）。

五、对比虚假广告罪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足可得出本案不构成诈骗类犯罪的结论——虚假广告一定是为了促成更多的交易，但司法实践中却很少把因虚假广告而促成的交易认定为是诈骗，否则，虚假广告本身便失去了独立成为罪名的意义，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它的行为是直接以假充真，在销售时也一定会有严重于宋佳奇案的虚假陈述（他们对客观事实本身进行虚构），但这一罪名的法定刑也是轻于诈骗罪的，但他们的行为却明显比本案更重，最终出现一怪象，即以不当销售的方式销售假货，最终却比以不当销售的方式销售真货判得更轻，这从法理和情理上都说不过去，也完全有悖于百姓的朴素认知。

六、如果将涉案的藏品认定为犯罪工具，则将二十万藏品以虚假宣传的方式以十万元卖出也可构成诈骗罪了，而显然，此种情况是断然不可能构成诈骗罪的。因此，我们不能把画作认定为犯罪工具。

依控方及一审判决的逻辑：

同样的价格，以合法方式销售黄建南的画，不构成诈骗罪；以非法方式销售黄建南的画，构成诈骗罪。

商品是同一个商品，价格是同样的价格，只是销售方式不同，因此能作为是否构成犯罪的考查因素只是这销售方式。也因此，黄建南的画只是正常的商品，不应被刻意贴上标签。从这个角度也可看出上述二者有一共性，这共性就是交易是真实的，这是无论如何也否认不了的。此处论证还有一个大前提，即：他们销售的商品同类商场也在销售，而价格持平。由此也可再进一步得出结论：非法方式，只是为了促成交易，而非非法占有对方财产。

如果换成黄金制品：我们假定宋佳奇等人销售的是黄金制品，而销售方式以控方指控的销售方式为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会不会认为这些黄金制品是犯罪工具？我之所以以黄金制品作比较，是因黄金价值稳定，可二十四小时交易。我把问题具体化一点：同样的销售方式，销售的黄金制品售价二十万，而该黄金制品，即便以黄金的量计算，也可随时变现十五万，此时，我们能否认定该黄金制品是犯罪工具？如果认定该黄金制品是犯罪工具，则只能认定被害人损失二十万，但实际上被害人占有了可随时变现为十五万的黄金制品，他的损失便不能以二十万计算，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而从被告人的角度，他支付了随时可变现为十五万的黄金制品，即便非法占有他非法占有的也不会是二十万，这也是很简单的道理；在诈骗类犯罪中我们也总不能认为被害人被非法占有五万而被告人非法占有了二十万，这还是很简单的道理。那如果黄金制品不能这么认定，玉器、书画、瓷器就能这么认定？同样不能，因为他们都是商品，都有自身价值，而书画的价值，最不应该以司法的名义固定（盗窃类犯罪认定盗窃物价值以给被告定罪与本案不能类比，二者认定价格的意义和目的并不一致）。

六、若在交易类案件中，交易方式既能认定为是诈骗罪中的虚构事实行为，也能认定非法占有之目的，则以同样的方式，将上述书画作品以进价的一半销售也可构成诈骗罪了，这明显说不过去。如果我们觉得书画作品的价值虚无缥缈，我们也可把书画作品换成黄金制品来思考，黄金可二十四小时兑换。黄金制品与书画作品，二者于交易而言，都是“商品”，并无本质区别。因此不当的交易方式并不能推导出非法占有目的。而如上所述，本案能否认定非法占有目的完全不能对比进价，而是对比绝大多数终端市场售价，且只要不是明显畸高即可。该条也足可说明本案不构成诈骗罪。

七、一审判决否定本案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理由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主要特征之一是在一定期限内会向集资参与人‘还本付息’，本案中，被告人在实施犯罪过程中，并没有向被害人‘还本付息’的行为，不符合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特征”。在此我不得不提最高检发布打击整治养老诈骗犯罪典型案例案例三《许某燕集资诈骗案》，该案与我们这个案件存在质的相同。至于描述的“诱骗老年群体购买并承诺一年后溢价20%回购。”也并未履行，而只是“说辞”，但最终也是以非法集资类犯罪认定的。此处又有一悖论，“溢价20%回购”这一承诺行为更严重却可导致轻罪化处理（有人认为有这一承诺情节是非法集资类案件，没有这一承诺是诈骗类案件，但这一情节明显更恶劣，司法实践中反而导致轻化处理，不合理），这可能是一些地方（包括最高检）综合考虑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因——若销售真品可构成诈骗并泛滥，交易稳定性将荡然无存——只要被害人说交易时被骗，未达交易目的，卖家便可能被苛以重刑（五十万以上便可十年以上），这会形成非常不利的司法导向。另，司法实践中，大连张晓杰案、德州刘冰洋案、张家口张富案，都是依集资类案件认定，但实际上他们的经营模式都并无本质区别。

八、从定性的角度，若以定罪为前提，则本案更接近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有四大特征，一是非法性——若检察机关认为没有非法性，被告人也便不会被指控；二是公开性，本案系通过传单、推介会等途径向社会公开宣传；三是社会性，即面向社会不特定对象，本案也符合；四是利诱性，从买家购买目的的角度，他们更多考虑的是投资，即为了将来的升值。从卖家销售的角度，业务人员更多的也是以今后商品能够升值为诱导。而前文所述，诈骗罪的犯罪构成本案一概不符合。因此，两个罪名对比，本案无疑更符合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庭审中，检察员问宋佳奇的行为是销售行为还是经营资金行为，宋佳奇回答是销售行为，检察员自以为得计，但本案若依宋佳奇所称的销售行为，不正应该判决无罪？所以宋佳奇的说法检察机关到底认还是不认？

第五部分：金额

因未见审计，难以确定。一审认定金额也无明细，无指向性，导致难以发表意见。另，所有被告人都称这金额是大有问题的。

第六部分：主从犯

懒得说。

第七部分：最后的话

刑事诉讼有时是多方妥协的艺术，也需解决问题以让社会变得更好。本案若套用法律（事实、证据和法律适用），则宋佳奇完全不构成犯罪，一个“直接故意”便可达到辩护目的。王某鑫也很难说构成诈骗罪，毕竟销售的东西都是真的。栗某飞、赵某林也不应该构成诈骗罪，因为一审判决认定诈骗罪的最关键依据是进价很低却高价销售，但他们却并不知道进价，因此这最关键的入罪事实便不能作为认定他们犯罪的依据。而本案，若依目前的一审判决，则不仅不利于被告人的反思改过，反而会激发他们对司法、对社会的不满（他们会认为，即便他们存在不当销售行为，但他们毕竟交付了终端市场同样价格的商品），而若能妥善解决，则买家也能得到切实弥补——虽然我们并不认为买家是真正意义上的被害人，但我们并不排斥对他们进行弥补。

以上意见，供参考。最后仍是说一句，我们，无论是律师，还是被告人或被告人家属，都期待案结事了。我们也将尽最大努力，消弭因本案而带来的社会创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