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文献记载来看，“商汤伐桀”是夏王朝建立后遭遇的一次强势“问鼎中原”，其结果是“鼎迁于商”。结合考古发现来看，商王朝初年郑州商城作为王都很快成长为超大型都邑，其副都偃师商城随即在二里头夏都附近拔地而起，最终实现了古文献记录中的第一次王朝更替，同时开辟了商王朝历史的新纪元，肇启了商文明的天下秩序，影响深远。

从考古发现来看，郑州商城肇建及随后偃师商城的营建，引领了当时中华大地广泛筑城的风潮。鉴于后世历朝历代古城与这批城邑的营造理念及技术一脉相承，可以看出，郑州商城是中国古代城市化现象很具典型性的早期案例，中国古代城市营造理念和技术、都邑规制、宫室制度等都较之前的二里头文化有显著发展。

  郑州商城营建在丘陵与平原过渡地带的高阜平坦之地，临近河湖等充足的水源，300万平方米左右的内城平面为纵长方形，东北角受紫荆山自然土岗的影响形成一个折角。郑州商城内城北部发现的垣墙、沟渠及其延长线，可将内城北部的大型宫室建筑界隔成多个网格状“宫城”单元，在内城东北角区域布设有石砌水池及水渠等，靠近内城东北角拐折处有丰富的祭祀类遗迹，该区域在郑州商城早期阶段还安排有随葬青铜器的贵族墓。郑州商城内城南部发现的沟渠及其延长线，也可将内城南部的夯土建筑、手工业作坊等界隔成多个功能单元，内城中南部有铸铜、制骨等手工业作坊，内城西南部有府库一类的建筑群，内城西南角有祭祀活动区域。郑州商城内城南部发现了人工沟渠与自然河沟相结合的大型水系，其中一处沟渠发现了人工明沟和用于分流的石砌挡水设施，在部分沟渠两侧发现有夯土建筑及铸铜、制骨等手工业作坊遗迹，大型水系兼具给排水与城市区划的功能。有学者结合夏商王朝都城布局特征和规划理念，认为郑州商城的核心“宫城”应在大城中部一带。

  由于郑州商城城址上历代郑州城重叠营建，导致考古人员很难对“宫城单元”进行清晰识别，目前尚无法完整勾勒出如二里头夏都一样的网格状“里坊式”布局。但郑州商城这种通过墙垣、沟渠以及必不可少的道路，将都城区划分成若干功能单元的方式，与二里头夏都的规划理念可谓一脉相承，据推测，还可能指导了偃师商城的营造实践。在郑州商城内城之外，又结合周围岗地及河湖水系，因地制宜营建了防护范围超过1000万平方米的外城，将中原王朝都城的规模推向了新高度。郑州商城外城布设有铸铜作坊、制骨作坊、制陶作坊等手工业园区，为王室贵族及城内居民提供礼仪用器和日常用器。一方面，郑州商城的城市规模越来越宏大、结构越来越复杂；另一方面，其文化风格却越来越趋于一致，典型二里岗文化器物的识别度越来越高，形成了很多专门的功能区划和相对稳定的文化传统，也形成了规模化的工业和制度化的礼仪。

  偃师商城的始建年代晚于郑州商城，其布局一方面继承并发展了近旁二里头夏都的文化传统，另一方面也极有可能反映了王都郑州商城的规划理念。偃师商城首先营造的是面积4万平方米左右的近方形宫城，宫城居于其中部偏南的位置，之后向外营造面积约81万平方米的纵长方形早期大城（即考古报告中的“小城”），从而形成重城相套的结构。早期大城与宫城大体处于同一条南北中轴线上，且以此轴线对称有序、布局严整地营造了多个与宫城尺度相当的近方形功能单元，继承了二里头夏都网格状“里坊式”布局的规划理念，并进一步发展了建筑模数意识。偃师商城的建筑模数明显小于二里头夏都的宫城，表明其规格低于真正的王都。

  结合郑州商城、偃师商城的布局，目前可知郑州商城的规划总结了此前千余年间中国先民的早期城市规划理念，其布局吸收了此前中国早期城市的布局特征并优化提升，形成了重城相套、方正规矩、中轴对称、网格状多宫格“里坊式”布局等规划理念集于一城的新气象，体现了当时的商人积极汲取前代城市规划理念、集成创新王都营造的新突破，彰显了“模写天下”“模写九州”的都邑规划理念。从考古发现来看，以王都郑州商城和副都偃师商城为模板，中原腹地在商王朝初年几乎同步营造了一批中小型商城，如望京楼商城、垣曲商城、东下冯商城和府城商城等，遥远的南土则营造了黄陂盘龙城商城、北土营造了清河杜村商城，这些中小型商城的规划理念及营造技术与商王朝都城的一致度非常高，并且在文化上保持了持续不断的交流互动。

  郑州商城青铜冶铸工业的生产规模更加宏大、冶铸技术突飞猛进、青铜礼器厚重精美，中国青铜时代青铜礼器和兵器的主要器类大部分已经出现在郑州商城。大型青铜礼器的体量明显增大，青铜礼器组合以及其与漆木器、陶器、玉器等多材质礼器的配伍使用明显复杂，青铜礼器的使用地域也更加广泛，青铜器的生产和使用相比二里头文化有了极大的飞跃。

  郑州商城冶铸铜工业的规模在其鼎盛阶段进一步扩大，南关外铸铜作坊、紫荆山铸铜作坊等内城外侧的作坊规模都比较可观，在内城南部也都发现有铸铜遗存，由此判断，至少在二里岗上层一期郑州商城比起此前二里头夏都的铸铜工业规模明显扩大。郑州商城已知最早的铜器墓是位于内城东北部的C8ⅡT166M6，出土的青铜盉具有浓重的二里头文化风格，青铜鬲选择的是商文化的典型器类和形制，推测这些青铜礼器极有可能是当初商人完成夏商王朝更迭之后铸造的第一批青铜礼器，因此仍然以二里头文化传统为主，但融入了商文化元素。郑州商城定局阶段的C8M32、C8M7、C8YJM1、87C5M1等二里岗下层二期铜器墓，随葬青铜礼器以爵、斝、盉等酒器最为常见，高等级墓葬也随葬铜鼎、鬲等食器，器形较稳定、范型技术较定型、容器都施加纹饰，兽面纹开始出现在铜礼器上，该阶段青铜器的风格仍然具有浓郁的二里头文化传统，同时二里岗文化的一些新风格则逐渐形成。郑州商城鼎盛阶段的C11M125、MGM2、BQM2等二里岗上层一期铜器墓，随葬的青铜礼器已形成典型二里岗文化风格，器类明显增多，爵、斝、觚等酒器组合最为常见，铜礼器上已普遍装饰兽面纹，青铜器礼器作为贵族身份和等级的标识也越来越突出。

  总之，郑州商城将二里头夏都开创的都邑规制、宫室制度及青铜礼器传统进一步升华，将此前千年的文化遗产和当时多元的文化成就熔铸为崭新的商文明，形成二里头夏都之后中国青铜时代的新高峰。

《诗经·商颂·玄鸟》有云：“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这首诗的内容是歌颂商汤受帝命“正域四方”并“奄有九有”，即占有天下“九州”，实现了夏商王朝更迭，并构建了商王朝新的天下秩序。从夏商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来看，这个历史背景就是郑州商城取代二里头夏都的地位并成为新的广域王权国家的王都。

  郑州商城从时间维度上继承并发展了中原腹地龙山时代以来的城市规划理念、夯土版筑技术、铸铜技术、器用制度、祖先崇拜观念等，从空间维度上汇聚整合了北到冀南、东到鲁西、南到江汉、西到晋南的四方文化传统，呈现出兼收并蓄的王者气象。以郑州商城为核心，半径40公里范围内二里岗文化早期聚邑密布，迅速形成了商王朝早期的核心王畿区域。

  郑州商城继承了中原腹地龙山时代以来的祖先崇拜观念，在安顿死者亡灵的墓葬中有清晰体现。C8ⅡT166M6墓主为男性贵族，墓主两侧分别有一个殉人，随葬有铜盉、鬲、戈及玉柄形器等标识贵族身份的贵重器物，主持葬礼者把殉人和宝器奉献给死者，表达对死去祖先的尊崇。郑州商城以祖先崇拜为核心的祭祀活动比较多，使用的牺牲有人、猪、牛、狗等，祭品还有五谷及其做成的食物、酒等，吸收了四方的多元文化传统，力图形成共享的意识形态以凝聚不同血缘和地缘的人群，这也是郑州商城整合多元文化传统并构建新秩序的重要举措。

  郑州商城王畿区域南部的新郑望京楼商城，其城垣围合的面积约37万平方米，平面近菱形。望京楼商城内由道路及其延长线界隔成九宫格式布局，每个网格的面积约4万平方米，其选址和规划理念与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最为接近，相当于王都的缩略版。郑州商城王畿区域西部的东赵商城内有面积约3000平方米的二里岗下层时期大型四合院式夯土建筑，与王都宫室建筑的形制保持高度一致，体现了对王都宫室制度的遵循。考古材料和研究成果显示，郑州商城王畿区域内密布不同层级的聚落，青铜器出土地点的密度也是同时期最高的，形成了以王都为核心的多层级聚落体系，为王都提供人力物力资源及军事防卫等保障。

  结合考古发现我们可以看到，商王朝初期，在二里头夏都附近营建了规模较大的副都偃师商城，太行山东南麓重新营建了焦作府城商城，原来的辉县孟庄辉卫文化城邑继续作为商城使用；晋西南地区在夏王朝晚期环壕聚落的基础上，重新营建了垣曲商城和东下冯商城，并且设置了冶铸铜重镇绛县西吴壁商邑。商王朝初期迅速控制了洛阳盆地、太行山东南麓、晋西南地区的中心聚落，这些分别位于二里头文化、东下冯文化和辉卫文化的故地，也正是此前夏王朝的腹地或盟国，既有太行山东南麓这样的交通和军事要地，也有晋南地区铜盐产区等战略资源重地，它们处于郑州商城王畿区域周围的中原腹地及其边缘。考古发现的以上诸城邑的营建，可以视为当时商王朝镇抚重点区域的某种措施。

  伴随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在商王朝初期相继形成规模，郑州商城王畿区域聚落密布并普遍形成三个聚落层级，王畿区域外围的中原腹地及其边缘也迅速呈散点状布设区域中心城邑，商王朝势力逐渐向远方强势辐射。

  南土江汉平原的黄陂盘龙城商城在二里岗下层二期已经颇具规模，盘龙城商城的城垣布局方正，宫室建筑表现出前朝后寝的布局理念，青铜器器类、组合、形制、纹饰等与郑州商城的一致性非常强，陶器的器类、组合、形制和纹饰融合了郑州商城的风格与本地的文化传统，同类的铜器、陶器与郑州商城的演变节奏非常一致，体现了与王都郑州商城持续不断的交流互动，形成了商王朝早期在长江中游直接管辖的地方中心。

  从考古发现来看，中原腹地商王朝早期的这股城市化风潮，使郑州商城成为商王朝早期天下秩序的“四方之极”，中原与东方地区长期“夷夏”东西对峙的局面至此转变为中原主导的格局。二里岗上层一期商文化东渐至古济水下游的济南一带，目前仅发现有济南大辛庄一处大型聚落。大辛庄二里岗上层一期遗迹中仍然出土有岳石文化风格的陶器鼎、甗、大口罐等，推测是商王朝派来的商人与本地土著居民互动融合的结果。济南大辛庄商文化区域中心聚落形成之前并没有规模较大的本地聚落基础，但其东二十公里左右便是岳石文化的区域中心城邑城子崖。最早一批商人到达济南便停止前进，有学者认为这可能是因为当时东部城子崖土著势力的阻挡。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双方势力的消长，济南大辛庄商邑此后逐渐成为商王朝的东方地方中心。

  北土冀中南太行山东麓平原的藁城台西商邑兴起于二里岗上层一期，西土关中平原的西安老牛坡商邑也兴起于二里岗上层一期。可见，郑州商城鼎盛阶段的二里岗上层一期，商文明实现了对四方更远距离的嵌入式控制，越来越广的疆域、越来越多的人群被纳入商文明的辐射范围。

  青铜礼器从夏王朝晚期以二里头夏都内的贵族使用为主，到商王朝早期流行于郑州商城王畿区域并在广域范围内呈散点状分布，青铜礼器与广泛分布的商城商邑相结合，反映了商王朝早期社会政治结构的重大变化。商王朝早期青铜礼器的功能是祭祀祖先，随着商王朝早期的贵族携带青铜礼器嵌入式地散布到天下各处，以商文化的方式祭祀祖先，商文明的思想观念和礼制文明由此传播到更广泛的区域。地方首领使用商王朝的青铜礼器，进一步强化了这些礼器所蕴含的商王朝政治理念和价值观。由此，商王朝早期青铜文明影响下的天下秩序得以初步形成，在中国古代文明发展过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中原腹地以二里头夏都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凝聚融合了此前千余年中华大地的文明成就，形成了赓续不辍的中华文明主脉。郑州商城继承了二里头夏都的核心政治与文化遗产，如营造理念、城市规划、宫室制度、建筑技术、铸铜技术及器用制度等，也即文献中的“殷因于夏礼”，同时又在郑州商城王畿区域内进行大范围的文化整合与社会重组，迎来以郑州商城为中心的早期商文明时代。郑州商城肇启了中华文明主脉以都城为核心载体的新阶段，进而影响了此后3000多年中华文明一体化进程的总体走向。

  郑州商城肇建之前的夏王朝晚期，中原腹地及其外围至少有二里头文化、东下冯文化、辉卫文化、下七垣文化（漳河型文化为主体）、岳石文化等多种考古学文化并存，以嵩山河洛地区为核心的中原地区还没有实现考古学文化层面上的统一。郑州商城代表的二里岗文化逐渐覆盖了中原腹地及其外围区域，第一次实现了中原腹地及其外围区域考古学文化层面上的统一。早期商文明也逐渐在黄河两岸、大江南北实现了纵横上千公里的广域影响，郑州商城与大量商王朝早期中小型城邑代表的地方社会形成了“中央—地方”的直接统辖关系，也构建了中原王朝影响力空前强大的天下秩序，中国早期王权国家的统辖范围和影响力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郑州商城的总体布局呈现出以宫殿宗庙区为核心的多重结构，既追求方正规矩、中轴对称、功能分区、严整有序的规划理念，又显示出因地制宜、因时应变的营造实践。郑州商城将地缘关系与血缘关系深度融合、居住形态与社会组织高度耦合，形成了古代社会治理和宗族生活交织在一起的特殊人文景观。目前，我们可以把中国古代理想城市规划理念的历史渊源明确追溯到二里头夏都，郑州商城及其副都偃师商城则形成了后世历代遵循的理想城市规划理念，从文献来看，《周礼·考工记》对理想城市的描述几乎可与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相比拟。

  二里头夏都形成的一系列礼仪制度和思想观念，经过郑州商城的进一步熔铸和升华，对文化基因的后世传承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中华文明主脉中赓续至今。新石器时代以来就出现的祖先崇拜观念，主导形成了郑州商城最重要的礼仪活动。郑州商城代表的早期商文明以祖先崇拜为纽带，经过后世演变最终形成了更加成熟的礼仪制度，在后续的古代社会中发挥着协调关系、维系国家、延续文脉等作用。

  郑州商城的青铜礼器器类更加丰富、体量更加高大、组合更加复杂的现象，表明其已经形成成熟的器用制度，并发挥着“器以藏礼”的社会功能。青铜礼器鼎、爵等器形更加成熟稳定，二者分别作为青铜食器和酒器的核心器类长期流行于后世青铜时代。郑州商城的高规格青铜鼎已明确成为当时贵族身份和等级的标识乃至政治权力的象征。郑州商城的贵族使用铜爵已经成为一种常见的风尚或者规制，仿铜陶爵也开始流行起来，“爵”已明确成为贵族身份和等级的标识，后世的“爵位”“晋爵”等都是直接将“爵”作为贵族的标识。鼎、爵的象征意义成为此后延续数千年的文化基因。

  郑州商城代表的商文明在夏文化的基础上将文明成就推向新高度，引领中华早期文明的新风尚，更加彰显以规模等差有序布设城邑的都邑规制，更加彰显以规模和数量等差布设宫室建筑的宫室制度，更加彰显以青铜礼器为核心的多材质组合器用制度，更加彰显以祖先崇拜为核心的思想观念。商文明吸纳了夏王朝开创的一系列制度和文明成就，熔铸了更长时间纵深、更大空间横广的文化积淀。由此观之，对于后世中华文明主脉发展而言，商文明起到的熔铸作用更加清晰。我以为，认识郑州商城是把握中国早期国家发展脉络的一把钥匙，也是了解中华文明早期发展进程的一个关键坐标。

本文原刊于《光明日报》 2025年09月27日第1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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