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叶永烈
罗隆基曾有过两次婚姻，都离异了。后来，跟《文汇报》那位著名的女记者浦熙修有过同居关系，但由于浦熙修在反右派时揭发了他的一些言行，他以为与事实不符，从此再也不理浦熙修。他又没有子女。所以，他晚年孑然一身。他的唯一的亲属，是弟弟罗兆麟。
我在一九八六年十一月，赶往郑州，专程采访罗兆麟先生一在这之前，他曾多次给我来信。所以，虽是初次见面，他很热情地接待我，并尽自己所知帮助我。
罗兆麟称罗隆基为“四家兄”，因为罗隆基排行第四。罗隆基有三兄、一姐、一弟。他们是江西省安福县车田村人。国民党的中宣部部长彭学沛，也是安福人，年岁与罗隆基相仿，是小学同班同学。
罗隆基的父亲罗念祖，字调卿，前清秀才，教私塾。后来成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第五战区司令官、徐州“剿总”总司令的刘峙，便是罗念祖的学生。
罗兆麟说，由于父亲是秀才，所以重视子女的教育。罗隆基考入清华，赴美留学，打下很好的学业基础。罗隆基口才很好，英语流利，文笔又好，所以蒋介石曾说：“罗隆基既是外交部长的料子，又是宣传部长的料子。”只是后来蒋介石虽然拉拢他，他却没有俯就，参与发起中国民主同盟，担任宣传部长。
罗兆麟谈起“四家兄”的两次婚姻：最初的罗隆基夫人叫张舜琴，华侨，出生在新加坡，父亲是老同盟会员，跟孙中山很熟。张舜琴去英国留学时，结识罗隆基。一九二八年夏，她和罗隆基在新加坡结婚，然后到上海。张舜琴只会英语，连一句汉语也不会讲。那时，罗兆麟上初中，放寒、暑假就住在“四家兄”家。他和嫂嫂谈话，要罗隆基翻译。张舜琴曾生一女儿。她看了什么“洋书”，说小孩要用冷水浴锻炼，要晒太阳接受紫外线，出生不到一个月就折腾死了。她和罗隆基共同生活三年多，离婚了，回新加坡去了。
后来，罗隆基和王右家结婚，两度流产，花了一千多美元，才救了回来。她和罗隆基生活了十年，离婚了，又嫁一茶商——人称王“又嫁”。
罗隆基的家庭生活是不幸的，不像章伯钩那样有着李健生那样白头偕老的结发之妻。尤其是晚年，罗隆基在与浦熙修分手之后，陷入了深深的寂寞之中。
“反右”文档
罗兆麟原在汉口工作，后来在郑州工作。他曾一度要借罗隆基的关系，调往北京。他手头保存着罗隆基一九五五年六月十四日写给他的亲笔信，信中涉及他的工作调动事。我复印了此信手稿，信的内容颇为感人，反映出罗隆基对亲属的严格要求。此信从未公开发表过，现照手稿全文抄录于下。信中的“学曾”，为罗兆麟的号……
学曾：
昨日由上海飞返北京，接到了你的信。关于你调动工作事，昨日与商业部通电话，据云已得地方同意，确定调京。说话时务必谦恭客气并感谢公司几年来对你的领导教育。至于你信上所提一切要求，毫无道理，我不能管。你必须认识，你调京是天大天大面子，照顾已到万分，你还要提此提彼，仿佛整个政府要为你打算。你事事只为你打算，这证明你思想太落后。
你看看其它千千万万公务员怎样。我怎能再向商业部提出。一切只好听之安排。你再要求此求彼，今后我一切不管。此次回省视察，曾到安福三天，车田家中亦求此求彼，又使我费钱不少，长此下去，真不知如何是好。我明早赶急飞出国外参加世界和大，约6月底7月初还国。余不及。你迁京期静候国务院调京公事。
兄努生
六月十四
“努生”，是罗隆基的字。“世界和大”，即在芬兰赫尔辛斯召开的世界和平大会。
罗兆麟手头保存着一部分罗隆基文稿，他—一拿给我看。他告诉我，罗隆基死后，第二天他作为唯一的亲属赶去北京料理后事。
罗隆基大部分遗稿，被有关部门拿走，他只拿到一小部分。
他说，罗隆基是记日记的，这些日记颇为珍贵。另外罗隆基在晚年写回忆录，未写完，已写出二十多万字。
罗兆麟把他保存的罗隆基在一九五七年写的检查，致沈钧儒信、致郭沫若信等，交给我复印保存。这是研究一九五七年反右派的极为珍贵的原始文献。罗隆基断然否定所谓“章罗联盟”。他写道：“关于‘章罗联盟’这个问题，目前都认为实有其事，毫无怀疑。我可以指天为誓，直到今天我还不知道这个所谓“联盟”的来源，事实根据和真实意义。”（致郭沫若函）他还写道：“我坚决不承认有所谓的‘章罗联盟’，我是根据事实和我的良心说的，我绝对不是企图推卸责任，洗刷罪过。”（致沈钧儒函）
令我感动的是，当我返沪之后，罗兆麟先生又让他在南京的儿子，带了一批罗隆基遗稿，送到我家。内中最为珍贵的是一封毛泽东致罗隆基信的原件：
努生先生：
来信并承转齐老先生惠赠各件，均已收到，甚为感谢。请将我的谢意转致齐先生为荷。
顺祝
健康
毛泽东
九月三十一日
内中提及的“齐老先生”；即齐白石。罗隆基和齐白石交厚，家中挂着许多齐白石的画。毛泽东的信，未署年份。我看了一下信封，那是派专人送的，无邮戳可查。齐白石去世于一九五七年，可大致判定此件是一九五一年至一九五七年间写的。我后来去中央档案馆时，与该馆手稿科科长谈及毛泽东此信。该科专门收藏毛泽东手稿，未曾见过此信。我即送了一份手迹复印件给他们。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六日，罗兆麟从郑州给我来信：“自去冬起我体质逐渐虚弱，并经常生病，记忆力也差，行动也不方便。……今年十月病情转重，十一月六日即往河南医学院治疗。”
此后，他又接连几次给我来信，说：“突患心脏病，恐不久于人世矣”。但他在病床上，仍回复了我的一些问题。一九八八年底，我收到他的最后一封信及贺年片之后，再也没有见到这位老人的书信了……
走笔至此，使我记起，一九九一年一月，我忽地接到陈仁炳夫人陈蕴辉女士电话，告知陈仁炳去世，并希望我能复制我采访陈仁师的录音磁带送她留念。陈仁炳也是一九五七年名噪中国的“大右派”。我访问他时，陈教授笑称他尚是“禁区”，因为他的“右派”一案尚未改正。他谈了自己的经历，也谈了一九五七的以及此后的遭遇。尤其是在“文革”中，红卫兵抄家时，曾要撕碎他的博士证书，却怎么也撕不碎——因为那是用羊皮做的！红卫兵只得把证书揉成一团，扔在墙角，却又被陈仁炳拣回，重新展平！
一九九〇年十月二十二日，我在北京采访了“大右派”章乃器的夫人杨美真。病中的她，只得躺在床上跟我谈话。不久，我再去北京，给她挂电话，家中却说她已不在人世！
虽说我庆幸作了一系列“抢救式”的采访，从一九五七年的许多当事人那里得到珍贵的口碑，然而我也有憾事：原计划采访《文汇报》前总编徐铸成，当年名震上海的“大右派”，却因晚了一步，他去世了！
常言道：“酒越陈越香。”年长者饱经风箱，阅尽沧桑，他们头脑中的记忆仓库是历史宝库。然而，也正因为年事已高，如风中之烛。
我奔走于银发世界，我称这是“抢救式”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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