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成身|郑州百日避难记

文革初期，我被打成黑帮，先是到了劳改农场，后来又去了青年农场，造反派跟到青年农场，要把我抓走继续批斗。青年农场的知青为了避免引起大规模械斗，就凑钱凑粮票，把我送到郑州暂避。

到了郑州，首先就去我姐姐家。她家住在陇海西路粮食学院家属院，因姐夫路星拱在粮食学院任教。她家房子不太大，且已有5个孩子。当时郑州的局势乱得很：同在一条路另头的市委市政府办公楼，刚刚发生了一起不知是市委书记还是市长的跳楼自杀案；而路中段的粮食学院派性武斗正酣，多人伤亡，还有一人被打死肢解分尸，吓得全家人都不敢外出。他们怕我这个“黑帮”住下，若修武人来找，会惹出很大麻烦。商讨再三，一致认为住在市体育场的舞台上最好。

一是当时已是夏天，并不寒冷，平时晚上就有附近的居民在那里乘凉；二是体育场对门就是河南省中医学院的附属医院，可以冒充病人去那里洗漱便溺；三则即使修武派人来找，也不会想到这个地点。我略加思忖，也认为是个好地方，就同意了。于是姐姐给了我10元钱和一条薄被子，让大外甥路洪送我到体育场，路洪又帮我在医院找了几块纸箱板，就此算在这里安了“家”。我把安置的情况简单写了两封信，寄到修武青年队的战友们，请他们将另一封转交慧芳，请她放心。果然，修武迫害我的坏头头，多次派人到汲县我家、郑州我姐姐家、外窑我岳父家搜捕我，均一无所获，始终不知道我住在什么地方。

当晚住在体育场舞台上的有五六个人，都是附近来纳凉的市民。他们问起我的情况，我谎称是焦作某村人，患膝风湿关节炎来中医院治疗，因白天只针炙一次，家里穷，病房又热，所以白天只去门诊扎一次针，既省了住院费，又图个凉快。他们见我头发胡子拉差的，衣服又脏兮兮的，也就不生疑，反说：“这倒是个好办法。”舞台上有一个很大的出厦，中安一约百瓩的电灯泡通夜常明；前边一柱端安一大喇叭，每天早晚广播中央广播电台的新闻，犹记当时广播过的重要新闻有林县红旗渠通水、越南人民的革命领袖胡志明逝世、毛主席号召备战备荒为人民、号召开展群众性的挖防空洞等。

黎明被大喇叭催醒，将简单的衣物卷在薄被中，用一块布包着，挎在肩上，到对门中医院的公用水泥槽中洗漱了，就到背街小巷去游荡，因在大街怕踫上修武的熟人。开始还有粮票有点钱，但也不敢胡乱花，只挑最便宜的饭菜吃。游荡到傍晚才返回体育场舞台，有时中午也返回睡个午觉，因舞台出厦很大，有些地方太阳照射不到。

一天早晨在中医院洗漱时，巧遇修武一中的红卫兵张卫国同学，他也是保马反靳派的，因参加两派武斗受伤，在此医院住院治疗。他问了我的简单情况，愤愤不平地说：“蒋友三这个王八旦不会有好下场。”他见我挎一个小包袱，说：“你成天背着它，多不方便！这样吧，你白天寄存我处，晚上取走，人不利落嘞！”我想想也对，就照他说的办。有时他晚上给我送被子，我们就在舞台上谈论修武县革委会一派专权引发的两派斗争；一旦有别人上来，我们就马上转换话题。

有一天在一小巷中，偶遇在县农业局工作的赛千，因他走路、说话一派娘娘腔，故都传说他是半男半女的中性人，因而倍遭人歧视。文化大革命初期，也受了不少凌辱和磨难，两派斗争严重时，他就躲在郑州老家成了逍遥派。他对我的遭遇深表同情，力邀我到他家去住；但一看他的住处，又暗又闷，空气污浊，东西凌乱得难以下脚，就说住在我姐姐家，谢绝了他的好意。

在郑州避难时，遇见了两件尴尬的事：一件是一天黎明前，突然电闪雷鸣，暴雨滂沱，一直下到后半夜。别的人都是附近的市民，顶个席片纸片就跑回了家，我却无处可去，硬生生地饿了一整天。第二天一早雨停了，才深一脚、浅一脚地踏着泥泞去买了些吃的东西，捎带把中午和晚上的食物都买了。

平时晚上在舞台上睡觉，都是先把硬纸片铺在下边，将薄被铺半边、盖半边，将几件衣服用布包着当作枕头枕着，自以为这样很保险。但有一天，因白天在背街小巷走得太累了，夜间睡得太死了，一个小偷轻轻地、慢慢地将小布包一点一点地从我头下挪出来偷走了。第二天早晨醒来，见小包袱不见了，不禁大吃一惊。此时，夜间在此纳凉的市民早已走了，也无法查问；幸亏钱和粮票都贴身装在西式短裤里，睡时并未脱去，才避免了弹尽粮绝。但赤裸着上身怎么去中医院洗漱和到街上吃饭，只好呆呆地坐在被子上，千思万想也想不出什么办法来，但肚子却饿得咕咕直响。正在一筹莫展之际，可能是张卫国见我没照例地去寄存被子，预感到发生了什么事，便在医生查过房后到体育场舞台上来看视。看见我的模样，也吃了一惊。听我简述情况后，连说：“这种小偷真可恶！”他马上回医院取了自己的一件汗衫和一个背心，让我穿上。虽然是旧的，但穿在身上，却感到比任何新的、甚至绸的、缎的都更贴心和舒服，因为它凝聚着多么亲切的战友情呵！救人于危难之时的义举，才是真正的大德大恩呵！

我回到修武后，开始还不自由，也不知张卫国是否出院；后来有些自由了，就到县一中去打听，得到的回答却是：武斗受伤后就再未回校，使我很感遗憾。1970年秋天，我到化肥厂当采购员，成年成月在外奔波，在厂内的时间很少。

1971年的一天，我回厂内汇报工作，在饭厅里忽然遇到了张卫国，欣喜之情难以言表。交谈中知他伤愈回县后就到厂当了工人，我对他于我危难中的救急义举一再表示感谢，他却淡定地说：“啥叫战友嘛！”饭后我立即去买了新的汗衫和背心送给他，他说啥也不要。我就去找了他的车间主任郭长富同志（是我的老同事），说明了情况，在郭主任的劝说下，他才勉强收了。我交待长富说：“卫国受过伤，工作中多照顾些！”长富说：“你的事就是我的事，这你就放心吧！”之后每次从外地回厂，我总要到车间看望卫国。直到1982年我调离化肥厂，才渐渐失去了联系，心中总感觉愧对这位救急救难的战友。

当时粮票比钱还难弄，带的粮票尽管非常仔细地省着用，但还是很快即将告罄；好在岳父又送来了20斤，他老人家并不识字，也未出过远门，想必历尽千辛万苦才摸到我姐姐家。大外甥路洪当即就把粮票给我送来；但杯水车薪，用完了怎么办！我忽然想起初到修武时，吃了一碗羊杂碎就一天不饥，就想在这方面想办法省粮票。第二天早晨，就到城西关回民聚集的小巷中，有好几家卖羊杂碎的小摊。我在一家小摊上只用二两粮票买了一个烧饼，用两毛钱买了一碗羊杂碎，却叫老板添了几次汤，并专门指给他叫添飘浮在表面那层白糊糊的东西。老板说：“那东西吃多了腻胃、恶心！”我说：“医生说我贫血，专门交代叫来吃这东西。”老板也就不再说什么，照我说的办。虽然一整天打嗝都是羊膻味，但一天到晚却都不饥，就这样，直到我回来，20斤粮票也没用完。

夏天很快即将过去，晚上睡觉就感到有些凉气袭人，晚上来舞台上纳凉的人越来越少。再者当年是建国20周年大庆，郑州市要在这个体育场举行庆祝大会，事前要来检查整修装饰，看起来这里是住不成了。于是就给慧芳写信，叫她找县武装部的余部长想想办法。因为余部长也曾是县委书记处的书记，我在县委办公室工作，彼此的关系还是很好的；当时又是解放军支左，他说话还是很有分量的。还没等慧芳去找他，二人恰在街上相遇。余部长倒先开了口：“咋还不叫小毛回来？”慧芳说：“他敢回来嘛！还要不要命！”余部长又问“小毛是不是三反分子？”慧芳说：“您是县上的大领导，他在您的手下工作那么多年，是不是您还不知道？！还不是剧团的人打击报复他！”余部长说：“赶快叫他回来吧！以后保证不会叫他挨打。”他见慧芳迟迟疑疑，说：“我打保票，你还不信！？”，慧芳忙说：“信！信！我听您的。”于是慧芳给姐姐写信，请她转告我叫我返回。于是我去和张卫国告别；又把被子送还姐姐，并向他们道谢，当天就乘火车返回了修武，结束了在郑州近百日的流浪避难生活。

可能是余部长向剧团领导发了话，我返回后，剧团只开了一个大会，陈词滥调地批判了一通，喊了几句口号，从此就在剧团监督劳动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