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郑州会议:在人民公社化运动席卷全国时,有人趁机开始乱来时,是谁最先提出纠“左”?又是谁在保护农民的权益?
- 2026-06-24 11:33:09
两次郑州会议:在人民公社化运动席卷全国时,有人趁机开始乱来时,是谁最先提出纠“左”?又是谁在保护农民的权益?
1958年，苏联向我们提出在我国领土上建立“长波电台”，后又提出建立“联合舰队”的提议，均被领袖拒绝，中苏关系渐生裂缝。 此时，我们完成了社会主义三大改造，胜利完成“一五计划”，正启动“二五计划”。但苏联不再按照之前的先援助后还债的方式，改为“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于是领袖提出“两个积极性”，将四大权利下放地方，由此地方开始拥有一定自主权力，而问题也由此开始。"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席卷全国，"一大二公"、"一平二调"、"吃饭不要钱"、"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在人民公社化过程中，有些地方开始乱来，这其中不乏民国遗老遗少从中作梗，同时也有部分腐化堕落的干部所为。最终公社化被简单理解成废除私有财产、取消商品交换、无偿调拨劳动成果，仿佛只要敢想敢干，社会主义就能一步跨进共产主义。 鉴于问题越来越严重，领袖于1958年11月到1959年3月，两次在郑州主持召开重要会议。 这两次会，本质上是党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一次艰难的自我纠错：第一次试图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划清楚，第二次则进一步去碰人民公社内部最敏感的那个问题——所有制到底该怎么定。 1958年11月2日至10日，领袖在郑州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这是第一次郑州会议。参会的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各大协作区负责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 会前，领袖到河北、河南等地农村实地考察，发现人民公社化运动里问题一大堆：所有制混乱、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盲目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无偿调拨农民和基层集体的劳动成果。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领袖意识到必须对已经出现的"左"倾错误纠偏。 会上，领袖反复强调，必须划清两条界限：一是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二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 他明确提出，人民公社当时基本上仍是集体所有制的经济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变成人民公社，不等于从集体所有制变成了全民所有制，更不等于从社会主义进入了共产主义。无论是向全民所有制过渡，还是向共产主义过渡，都必须以生产力的发展为基础，绝不是靠热情、口号和群众运动就能完成。 针对当时有人主张废除商品生产、实行产品调拨的观点，领袖批评说，在社会主义阶段废除商品生产，违背客观经济规律；中国商品生产本来就不发达，不仅不能消灭商品，反而要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 他还特别提醒，否定商品、价值法则和等价交换，实质上是"剥夺农民"。他指出了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最尖锐的矛盾：公社、上级单位和富裕队，不能无偿占有穷队、生产队和农民的物质成果。 这次会上，领袖带着大家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联系中国的实际问题讨论商品经济、价值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 这件事本身就说明，当时众人都在头昏脑涨时，领袖却非常清醒，现实中出现了严重偏差，领袖让众人回到经典理论和经济规律本身，去重新思考"我们到底处在什么阶段"、"人民公社到底是什么性质"、"商品生产还能不能存在"这些根本问题。 会议还提出实行劳逸结合、既抓生产又抓生活的方针，回应了大炼钢铁、深翻土地、兴修水利等连续高强度劳动带来的疲劳和社会紧张，这次会议为后来的武昌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铺路。 经过这次会和武昌会议的准备，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召开，讨论并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 这份决议集中体现了中央当时纠"左"的认识：再次强调划清两种界限，明确人民公社当时基本仍是集体所有制，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水平，不能脱离实际地急于过渡。 到底谁是清醒的人，历史最终会有公论。 第一次郑州会议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左"倾错误进行纠正的开端。 第一次郑州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之后，各地普遍开始整顿人民公社，理论上也明确了很多边界，但实践中的矛盾并没有真正化解。 最突出的是人民公社内部的所有权依然模糊。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之间，到底谁拥有土地、劳力、资金和农产品？ 如果公社可以随意调走生产队的粮食、资金和劳力，那么名义上的集体所有制就会在实际中被掏空。于是，"一平二调"的"共产风"继续存在，农民和生产队的积极性受到严重损害。 1959年初，出现一个反常现象：明明1958年农业获得了大丰收，粮食、棉花、油料等农产品的收购却迟迟完不成，全国还出现了缺粮、缺油的风潮。 当时有地方的汇报把原因归结为农民"瞒产私分"，但领袖经过调查后改变了判断，农民拼命瞒产，本质上不是单纯自私，而是害怕"共产"，害怕自己的劳动成果被无偿外调。 他把这种现象背后的根源指向了所有制问题：公社化后，生产队的小集体所有制不能马上被公社的大集体所有制取代，必须承认一个发展过程。否则，农民就会用隐瞒、抵制、消极对待来保护自己的利益。 于是原本准备在上海召开的会议，被提前挪到郑州。 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中共中央在郑州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就是第二次郑州会议，会议主题是解决人民公社所有制问题，纠正"共产风"。 如果说第一次郑州会议解决的是"我们现在还不能进入共产主义"，那么第二次郑州会议要解决的就是一个更具体、更刺痛的问题：人民公社内部，到底谁有所有权？ 领袖点出了"一平、二调、三收款"，会上他批评了当时人民公社中存在的三种现象：1、穷富拉平；2、积累过多；3、无偿"共"各种"产"。 他指出，这种做法违反了按劳分配原则，否定了价值法则和等价交换；如果不从所有制层面解决问题，就无法真正制止"共产风"。 "共产风"表面上像平均主义，骨子里却是产权边界被粗暴打破。当公社、上级单位或富裕单位可以随意调走穷队、生产队的劳动成果，所谓"共同富裕"就变成了"共同受损"——勤快的吃亏，懒惰的占便宜，最后大家都没了积极性 领袖反复强调，必须承认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之间的三级所有制，而重点在于生产队所有制。 会议通过《郑州会议纪要》，提出了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十四句话"方针：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 这套方针的核心，是把人民公社的管理体制调整为三级管理、三级核算、以生产队为基础，承认队与队、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实行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 这"十四句话"在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整体框架下，增加了保护基层权益的规则，领袖切实保护农民的权益，要求以队为基础：防止公社一级过度集权；等价交换：反对无偿平调；按劳分配、承认差别：纠正绝对平均主义。 这些措施不会根本改变人民公社体制，但在当时的条件下，缓解了"共产风"、保护农民生产积极性提供了重要依据。 第二次郑州会议还制定了《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进一步明确生产队或管理区的所有制当时仍是人民公社的主要基础，生产队是基本核算单位，并取消"一县一社"的体制。 这些措施表明，中央已经意识到：人民公社不能只是一个越大越好、越公越好的抽象符号，它必须有清晰的组织边界、核算单位和利益分配机制，否则就会在实践中伤害农民、破坏农业生产。 关于两次郑州会议，历史课本上几乎不提，但它是党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面对严重失误时作出的主动纠偏尝试。真正清醒的人是领袖，但这份功劳记在集体智慧上。 第一次郑州会议的重大贡献，在于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区分开来，把"发展商品生产"重新拉回社会主义建设的视野。 它打破了那种认为只要政治动员足够强、群众热情足够高，就可以跨越历史阶段的幻想，提醒全党：生产关系变革不能脱离生产力水平，分配制度不能否定物质利益原则，农民的利益不能被随意剥夺。 第二次郑州会议更进一步，从宏观的社会发展阶段问题，深入到人民公社内部的具体制度安排。 它抓住了"共产风"的经济根源，所有权不清、核算单位不清、等价交换原则被破坏。通过"队为基础、三级核算、等价交换、按劳分配"，为基层生产单位和农民争取了一定的利益空间，也为后来的农村政策调整积累了经验。 大多数人的印象里，认为领袖的权力很大，后来伤痕文学的作家更是将其描绘成独裁者。 但领袖的权力并非像众人想象那样，即使他三令五申，依然有人暗地里使坏，以至于后来他的文章不能在官方权威媒体发表，不能在北京发表，开会还要带着《党章》和《宪法》为自己争取发言的权力。 他一直保持着清醒头脑，在各种危机中扮演着拯救者的角色，有功劳是集体的，有过错是他一人的。 离世后很长一段时间，他被污名化。 一些无耻作家借小说来污蔑诋毁他，而小说是大众最喜闻乐见的媒体，这让很多无知的人信以为真，西方更是借此嘉奖这些无耻作家，以达到对领袖污名化的目的。 摧毁一个民族，从摧毁这个民族领袖在民众心中的形象开始。 但凡了解真实的历史，都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也清楚领袖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 对于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他不应该被污蔑诋毁，做人不能昧良心！ 更详细资料参考： 从1949到1976（第25章）| 第一次郑州会议：全力纠左 | 百科阅览 从1949到1976（第26章）| 第二次郑州会议：继续纠左 | 百科阅览
一、第一次郑州会议
二、从第一次到第二次
三、第二次郑州会议
四、两次会议的意义
结语：逆境中艰难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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