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艳丽
编前话：
《百年殷墟——1928—2028年考古纪实》是由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安阳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安阳师范学院教授周艳丽牵头创作的，一部反映殷墟考古发掘百年历史的长篇报告文学。该作品自2025年列为安阳市宣传思想工作要点后开始启动，预计2028年殷墟发掘一百周年前出版与读者见面。该章内容为整部作品的一部分，首次与读者见面。希望殷墟考古、研究工作者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一
要说清楚殷墟考古发掘的故事，就得先回到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
该如何形容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呢？
有人说，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如同一艘在惊涛骇浪中颠簸的破船，船身尽管还残留着鎏金的龙纹，而桅杆上却已升起了别国的旗帜。20世纪20年代，风云变幻的中国，在西学东渐浪潮与传统文化的碰撞交融中艰难转型。历经新文化运动洗礼的知识分子自由的思想新芽已经萌动。到了20世纪20年代，新文化运动的浪潮仍如波涛般汹涌，五四运动青春正劲，而北伐战争的烽火即将点燃。在这片被变革与守旧撕裂着的土地上，知识分子们手持破碎的罗盘，在东西方思想的激流中寻找着中国的航向。他们既是传统的掘墓人，又是现代的接生婆；既是西方学说的传译者，又是本土价值的守护者。在军阀混战的枪炮间隙，在租界咖啡馆氤氲的雾气里，一场关于中国将走向何处的灵魂辩论正以空前激烈的姿态展开。
在北京大学的讲堂里，胡适之正用他清朗的徽州官话解构着文言文的千年霸权，他的《尝试集》像一把精致的手术刀，剖开了传统诗歌的肌理。而在清华园的夜色中，王国维却以遗老的身影在徘徊，他的《人间词话》成为古典美学最后的叹息。
东西方文化论战如火如荼，上海望平街的报馆里，张东荪与陈独秀的论战文章墨迹未干，关于“问题与主义”的争辩已演变为思想阵营的公开分裂。杜威与罗素的访华更添薪火——实用主义与逻辑实证主义在知识青年中掀起旋风，而马克思主义则如地火般在李大钊等人的笔下悄然蔓延。
商务印书馆的印刷机日夜轰鸣，印出的不仅是《新青年》《学衡》这样的思想阵地，也是整个民族的精神焦虑。知识分子的笔墨官司背后，是传统价值体系崩塌后的认知眩晕：当儒家的伦理框架不再能解释现代世界的运行逻辑，当“德先生”与“赛先生”成为新的图腾，中国思想界必须完成从“格物致知”到“科学方法”的惊险跳跃。
二
1927年初，北伐战争不断取得胜利，国民党政府在南方的统治得以稳定。于是开始考虑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如何发展呢？有人就想起了古希腊的“阿卡德米”来，简单说，“阿卡德米”就是古希腊的一个高等教育机构，是公元前387年由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开设的。因该机构设立在古希腊人为纪念英雄阿卡德莫斯而命名的“阿卡德米”学园内而得名。学园的学生来自雅典和其他古希腊城邦，学习科目有哲学、数学、天文学、物理学等。柏拉图在学园讲学著述，前后达40年之久。后来，随着时间的发展，“阿卡德米”一词逐渐演变成学院及学术研究机构的代名词。
受“阿卡德米”的启发，国民政府也想以国家的名义设立一个最高的学术机构，这个机构就是国立中央研究院，简称中研院。
1927年的春夜，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坐在摇曳的灯光下，开始起草关于《组织国立中央研究院意见书》。
1927年4月17日，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七十四次会议上，李石曾在政治会议的案牍上挥毫写下“设立中央研究院”的提案。蔡元培拍案疾呼：“今日不建研究院，明日中国将无学术可言！”这一刻，思想的火种最终被政治的风托起，会议决议由李石曾、蔡元培、张静江共同起草《中央研究院组织法》。
1927年5月9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九十次会议决议设立“中央研究院”筹备处，并推举了以蔡元培、李石曾、张静江等组成的六人筹备委员会。筹备委员会以学术为犁，垦荒般规划着理化实业、科学社会、地质、观象等研究所的雏形。
1927年7月4日，《中华民国大学院组织条例》公布，改列筹设中的“中央研究院”为中华民国大学院的附属机关之一。10月，大学院成立，蔡元培为院长。11月9日，《中央研究院组织法》公布：“国立中央研究院直隶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为中华民国最高学术研究机关”，设立物理、化学、地质、天文等14个研究所。
1928年4月20日，国民政府委员会第五十六次会议任命蔡元培为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接过院长委任状，墨色印章下压着一纸承诺：让中国的学术不再匍匐于西方阴影之下！
三
1928年6月9日的上海东亚酒楼氤氲在栀子花香中，三楼的宴会厅里，青花瓷瓶插着新采的玉兰，水晶吊灯将淡金色光晕洒在深褐色柚木地板上。蔡元培身着藏青色绸缎长衫，胸前的金丝眼镜链随步履轻晃，他轻叩讲台时，满堂衣香鬓影骤然寂静。
“诸君可见这窗外黄浦江的波涛？”他指向江面鳞光闪烁处，声音如昆曲水磨腔般清越，“当年墨子观天体以制仪，张衡铸铜仪以测震，中央研究院便是要作中国学术的灯塔，今日我们当以科学之光劈开蒙昧。”他的手指抚过讲稿上墨迹未干的批注，那是前夜与李四光长谈地质学时添的几行蝇头小楷。
当侍者端着龙井茶盏穿行席间时，蔡先生突然快步走向落地窗，阳光为他镀上淡金轮廓：“诸位且看那江鸥——”众人随他目光望去，只见白羽掠过桅杆，“西学东渐几十年，我们不再是衔枝筑巢的燕雀。从今往后，中国学者要作搏击长空的鲲鹏！”话音未落，胡适手中的钢笔在记事本上洇开墨点，杨杏佛已带头鼓起掌来。
宴会厅东侧的留声机正放着古琴曲《梅花三弄》，蔡元培却示意关停乐声。他从口袋内取出折叠整齐的电报，那是三天前南京发来的批文：“今日最要者，当效法顾炎武‘采铜于山’之精神。我们不取他人熔铸之钱币，要自开学术之矿脉。”言及此处，他特意望向刚归国的丁文江，两人目光交汇时默契颔首。
当侍者撤去蟹黄汤包的空笼，蔡先生忽然举起酒盏：“其责任不仅在格物致知，利用厚生，树吾国文化与实业之基础；且须努力先鞭，从事于有关国防与经济之科学调查与研究，以杜外人之觊觎”。酒液在琉璃盏中荡漾，仿佛千年文脉在此刻流转重生。
中央研究院，这棵以南京为根、上海为枝的学术巨“树”，从此将实验室的试管与古籍的尘埃共冶一炉——理化实业所扎根沪上，天文、气象所守望金陵，而历史语言所最终则在北平的胡同里聆听文明的跫音。
四
说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成立，还有一段不为外界所知的花絮。
最初筹备中央研究院时，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只打算设置与国计民生有直接紧迫关系的分所，如理化实业、社会科学、地质、观象等。当时傅斯年为30个筹备组成员之一，这位受过西方教育的学术巨擘对于当时中国的学术现状有着清醒地认识。他认为近代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应当用自然科学提供的一切方法、手段来整理现存的所有史料。他主张历史研究应像自然科学一样，通过直接分析原始材料还原历史真相。他强调“史学便是史料学”，反对主观臆断，要求学者“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
那应是1928年5月的一个午后，阳光透过窗棂，洒在蔡元培先生的书桌上。傅斯年端坐在先生对面，神情庄重而恳切，眼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他缓缓开口，声音低沉却有力：“蔡公，当今之世，西学东渐，传统学术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我们虽坐拥数千年的文化瑰宝，可研究之法却亟待革新。历史与语言，作为民族文化的根脉，承载着先辈们的智慧与记忆，然而，过往的研究多局限于旧有框架，难以深入挖掘其中的精髓。”
说到此处，傅斯年微微起身，向前走了两步，目光紧紧盯着蔡元培先生，言辞愈发激昂：“设立历史语言研究所，便是我们突破困境的关键所在。如今新的考古发现不断涌现，甲骨文的出现，敦煌文献的现世，这些新材料宛如一座宝库，等待着我们去开启。若能成立专门的研究机构，汇聚各方英才，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定能让这些沉睡千年的史料重焕生机，为我们揭示历史的真相，厘清语言的脉络提供依据。”
蔡元培先生微微颔首，目光中透露出思索与探寻。傅斯年见状，趁热打铁：“蔡公，我们不仅要有新的材料，更要有新的理念与方法。传统学术研究多依赖文献考证，而现代科学技术如考古学、人类学等，能为我们提供全新的视角。设立历史语言研究所将集众家之长，把历史学与语言学相结合，把文献研究与实地考察相结合，打破学科壁垒，构建一个综合性的学术研究阵地。如此，方能培养出兼具深厚学术素养与创新精神的人才，在世界学术之林赢得一席之地。”
书房内一片寂静，唯有傅斯年诚挚的话语在空气中回荡。蔡元培先生陷入了沉思，片刻后，他抬起头，眼中露出赞许之色，缓缓说道：“孟真（傅斯年字），你的见解独到，志向远大，我看此事可行！” 这一刻，傅斯年心中的那块悬着的石头终于落地了。他知道，自己的梦想即将照进现实，这一步是为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诞生，迈出的关键一步，同时也为中国史学研究开辟了一条全新的研究之路。
五
1928年3月，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的筹备工作在广州中山大学紧锣密鼓地展开，在筹备阶段，傅斯年更是事无巨细、亲历亲为。他不辞辛劳地联络各方学界精英，用一封封饱含诚意的书信、一次次诚挚的面谈，将顾颉刚、杨振声等志同道合者汇聚于麾下，组成常务筹备团队。他和团队成员日夜商讨研究所的架构蓝图，从部门设置到人员分工，每一个细节都反复斟酌，力求科学合理。
7月，历史语言研究所正式成立，傅斯年代行所长职务。10月22日，史语所迁入广州柏园，终于拥有了自己的独立所址，并将这一天定为所庆纪念日，自此开启了一段辉煌的学术征程。
初立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下设史料、汉语、文籍考订、民间文艺、汉字、考古、人类学及民物学、敦煌材料研究等八组，研究领域广泛而多元，涵盖了历史、语言、文化等多个方面，宛如一张紧密交织的学术大网，试图网罗世间一切与历史语言相关的知识。1929年，研究所迁至北平，对内部架构进行了调整，将原有的八组合并为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三个学术组，分别由陈寅恪、赵元任、李济担任主任。这三位学术巨擘，宛如三座巍峨的山峰，引领着各自领域的研究方向，吸引了众多学者汇聚于此，共同探索学术的奥秘。这是后话。
六
1928年8月初的一天，傅斯年坐在堆满古籍、文件的办公桌前，神色凝重，手中反复摩挲着一封关于安阳殷墟甲骨外流情况的密信，陷入了沉思。
傅斯年想：史语所历经千难万难算是成立了，总要干出点能惊天动地的大事，否则，怎么在世人面前立足呢？如今安阳殷墟甲骨流失严重，那些珍贵的历史遗迹正遭受着野蛮盗掘，这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浩劫！我们历史语言研究所责无旁贷！“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考古行动就从殷墟的发掘开始吧！
傅斯年顿了顿，目光中充满了坚毅。瞬间，他就拿定了主意。
殷墟到底是怎样的状况？甲骨外流的情况是否如密信中所说？将殷墟作为史语所考古的第一个目标，一定要有东西可发掘。想到这里，傅斯年脑子一转，马上想到，应该立即派人对殷墟做发掘前的考察工作。
派谁去合适呢？
傅斯年突然想起前段时间蔡元培院长转给他的，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导师、考古系研究室主任马衡写给蔡院长的信，信中推荐马衡的学生，曾是北京大学考古学会会员的董作宾。
傅斯年觉得董作宾是安阳殷墟考古发掘的合适人选。首先，董作宾是河南人，熟悉安阳的地形和情况，也有一些人脉关系；其次，董作宾是一位有着进步思想的青年，不拟古，不守旧，和传统的古物家不一样。
傅斯年脑子里突然闪现出第一次遇到董作宾的情景。那是1927年秋，这位以“学问如百万大军”著称的学术领袖，在中山大学文学院的走廊里，透过玻璃窗望见庭院里有个清瘦身影：董作宾正俯身细察一方石碑，食指沿着刻痕游走如抚琴弦，鬓角凝着汗珠也浑然不觉。傅斯年想起友人徐旭生对董作宾的称赞：“此子能从残甲碎骨中窥见上古天机”，当即跨步上前。两人在榕树荫下煮茶论学，董作宾掏出随身携带的甲骨摹本，纸页间朱砂勾画的卜辞如星火跃动。最令傅斯年惊叹的是董作宾篆刻家的巧手与史学家的慧眼竟能浑然相融。“甲骨契刻的笔顺藏在崩裂的玉脉里，非亲手摹刻不能悟其神韵。”董作宾将《殷墟书契》中的疑难字形刻成印章，铭记在心。想到此，傅斯年不觉莞尔一笑，脑子中立马决定：“史语所开门第一铲，非彦堂（董作宾字）莫属！”
七
时年的董作宾33岁，河南南阳人，原名作仁，字彦堂。1922年董作宾入北京大学做旁听生。在校时，罗振玉的《殷虚书契前編》刚刚出版，董作宾利用课余时间，每天摹写二三十片，用三个月的时间，将全书二千多片甲骨文摹写完。也就是在那时，董作宾爱上了甲骨文。
晚上，他对同寝室的庄尚严同学说：
“我看这里高手如云，不出去闯一闯走自己的路，是干不出一番事业的。我考虑了，甲骨文发现才二十来年，虽然挖出了不少，也出了不少研究成果，但还是很有潜力的。你是知道的，孔府壁书（西汉时期在曲阜孔子故居墙壁中发现的《尚书》、汲冢竹书（西晋时期在汲郡卫辉古墓里出土的战国竹简）都出了几千年了还在研究，应当说甲骨文是很有前途的。我有一个想法，如果你同意咱们就一起到我的家乡发掘甲骨如何？你是学考古的，田野发掘的优势比我强；我是河南人，跟地方关系可以搞得好。这是一条很有发展前途的路，比局促在这里有前途多了。”
庄尚严觉得只两人力量有些薄弱，想再等等。董作宾立马反驳：
“等等，若等你在课堂上或书本中学好文字，人家的甲骨文字典早就在书店里卖了，还有咱们的机会吗”
稍停，董作宾又接着说：
“我看今日之讲，只有占先，一面干一面学，一面发掘一面研究……有了新材料，就有新问题，这问题就逼着你去读金文小学，逼着你细心研究思考，自然会有新局面、新结论。旧路已经为人家占满，不另辟新天地哪有咱们年轻人的出头之日。”（摘自郭胜强《董作宾传》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年1月版，第14页）
由此可见，董作宾关注甲骨文并非是一朝一夕的事，走上甲骨文研究这条路也是心向往之，水到渠成的事情。
八
随即，傅斯年奋笔疾书，开始给还在河南南阳老家省亲的董作宾写信：“此行艰难重重，你要面对盗掘者的贪婪、当地复杂的局势，但我相信你有能力担此重任。你这一去，是为中华历史寻根，为民族文化正名。务必要详细勘察殷墟的状况，尤其是甲骨片存在的情况，有传言殷墟的甲骨片被盗得已经所剩无几了，这关乎着史语所对殷墟进行发掘到底值不值得的问题。你要记录每一处细节，将我们民族的瑰宝保护好，哪怕只有一丝希望，也要全力以赴！”
董作宾看着傅斯年的来信，心中涌起一股热流，肩头却感到沉甸甸的。内心既有被委以重任的使命感填得满满当当的喜悦，也有因前路未卜而感到的忐忑和不安。他深知，这是一场文化苦旅，更是一场与时间和贪婪者的赛跑。同时，也关乎着刚刚成立的史语所的使命和声誉。
8月的安阳，暑气尚未褪，空气中浮动着燥热的尘埃。一列火车缓缓驶入安阳火车站，董作宾从车厢中走出，他身着长衫，眼神中透着坚定与期待，却掩不住他眼底跃动的光——那是学者对真相近乎偏执的热忱。
此次安阳的探访之行，董作宾在心里已经盘算好了。他不打算直奔小屯村，而是拐进了安阳城里的一条老巷，叩响了老朋友张尚德家的木门。他要从侧面摸一摸甲骨文出土的真实情况。
门开了，张尚德见到董作宾，脸上露出惊喜的笑容：“彦堂，你怎么来了！快进来，快进来！”两人紧紧握手，走进屋内，稍作寒暄就迫不及待地谈论起小屯村甲骨片出土的情况。
第二天，天公不作美，下起淅沥沥的小雨，当时去小屯村的道路十分泥泞，董作宾临时决定暂不去小屯村，而是到安阳市面上的古董店转一转，看能否有新发现。
当时，因小屯村不时有甲骨出土，村民挖出甲骨需要售卖，已经带动起了安阳古董业的兴盛，一条街上不远就能见到好几家买卖古董的商店。董作宾挨门进，谁知，古董商见董作宾是生面孔，就只拿些小碎的甲骨片来应付，问起甲骨出土的情况，也是含糊其词。
而只有到了一个叫“遵古斋”的古董店，老板王嘉瑞才以实相告：自民国初年，就有很多甲骨片出土，并且至今一直不断，就在前不久（1928年）还有大宗出土。
王嘉瑞是个精明且见多识广的人，见董作宾对甲骨文如此执着，便来了兴致。
“先生，您看这甲骨，上面的纹路可都是老祖宗留下的秘密啊！”王嘉瑞一边说，一边用手指轻轻摩挲着甲骨。董作宾俯身仔细端详，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王嘉瑞还透露了许多外人不知的信息。
在古董店昏暗的灯光下，董作宾与王嘉瑞交谈许久，直到夜幕降临，他才意犹未尽地离开。走在安阳的街道上，董作宾心中已然勾勒出一幅探寻甲骨的清晰路线图。他知道，自己离揭开那些龟甲兽骨神秘面纱的目标又近了一步，而即将开启的小屯村之行，必将是一场充满惊喜与挑战的探索之旅。
十
那片长久笼罩在神秘面纱后的甲骨文出土地，终于迎来了翘首以盼的董作宾。此后，一个不为人知的殷商王朝的历史将被一点点揭开。
这天，老天似乎也在为这场意义非凡的探寻之旅助兴，连日的阴霾散去，晴空万里，湛蓝的天空如同被水洗过一般澄澈，悠悠白云似棉絮般轻盈地飘荡着。在学友徐静轩的陪伴下，董作宾怀着既兴奋又敬畏的心情，缓缓踏上了这片令他魂牵梦萦的土地。
徐静轩熟门熟路地带着董作宾找到了当地的私塾先生阎金声。阎金声是徐静轩的好友，得知他们的来意后，热情地招呼着两人坐下，随后缓缓道出近年小屯村出土甲骨的情况。阎金声的讲述，仿佛为董作宾打开了一扇通往远古的大门，让他更清晰地了解到这片土地下隐藏的巨大秘密。阎金声一边说着，一边让学生回家取来一些碎小的甲骨片。当那些承载着历史印记的甲骨片摆在董作宾面前时，他仿佛触摸到了时光的脉络。阎金声无奈地解释说：“古董商只要大块的、带字的，剩下的碎骨，孩子们就捡来当玩具。”董作宾接过一块指甲大小的骨片，指腹轻轻摩挲着它粗糙的表面，仿佛看到了古人操刀刻字的模样，三千年的光阴，竟在这小小的碎片里凝固。
从私塾出来，命运仿佛在不经意间安排了一场邂逅。一个村妇正端着簸箕晒豆子，险些与徐静轩他们撞个满怀，徐静轩随口问：“您家里可有甲骨？”妇人愣了一下，随即转身进屋，捧出一个陶盘——里面堆着几十片碎骨，有的带字，有的只是光秃秃的残片。
消息像长了翅膀似的，传得飞快：“有人来收甲骨了！”不一会儿，村民们都围了过来，有的捧出瓦罐，有的从衣襟里掏出布包。一位老太太颤巍巍地展开一块褪色的蓝布，露出几片龟甲和一条牛肋骨，骨上刻着细密的卜辞。董作宾心头一热，急忙掏出身上所有的银元（也就几块钱），想买老太太手中的甲骨片，老太太摆摆手，摇着头走了。旁边又有人凑过来，扬着几块稍大的龟甲，张口就要二十块大洋。董作宾摸了摸干瘪的钱袋，只能苦笑着，眼神中满是遗憾。
此时的董作宾并未气馁，他花十个铜元雇了一个小孩，希望能在挖掘甲骨的地里找到更多的线索。小孩子的父亲刚刚挖出过甲骨片，熟门熟路就将董作宾带到了小屯北地，洹水西岸靠近棉田的地方。这是一片刚刚挖掘过又被填埋的新土，董作宾迫不及待地走到旁边，蹲下身子，仔细地翻找着。突然，他的手指触碰到了一块硬物，他心中一喜，小心翼翼地将其捡起，原来是一块无字骨片。虽然没有文字，但在董作宾眼中，它同样是历史的馈赠，是这片土地对他探寻之旅的回应。他紧紧地握着这块骨片，仿佛握住了一把开启历史宝库的钥匙，心中满是对未来探寻的期待。
来不及多想，董作宾回到住处，就开始给傅斯年写信，汇报他考察的结果：“甲骨之出土者多，村人几家家有之”“于一坑之旁检得无字之骨版一块，确为卜用之骨版。”“由此调查而知者，为甲骨挖掘之确犹未尽”“甲骨即尚有留遗，而近年之出土者又源源不绝。长此以往，关系吾国古代文化至臣之瑰宝，将为无知之土人私掘盗卖以尽，迟一日，即有一日之损失，是则由国家学术机关以科学方法发掘之，实为刻不容缓之图。”（董作宾《民国十七年十月试掘安阳小屯报告书》）
当傅斯年得知安阳殷墟地下宝藏仍然十分丰富的消息，兴奋不已，立即决定筹措经费马上挖掘。在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的大力支持下，组成了以董作宾为首的殷墟发掘团，开往安阳小屯进行田野考古发掘。
十一
殷墟，宛如一位沉睡千年的老者，怀揣着华夏文明古老的密码，静静等待着被唤醒的时刻。
等一切准备就绪，带着满满的希望，董作宾来到了河南省政府所在地开封。他怀揣着公函，郑重地向河南省政府相关部门请示，眼神中透着坚定与执着。他详细地阐述着发掘殷墟的宏伟计划，言辞恳切，希望能够得到河南政府的同意和支持。然而，事情并非一帆风顺。在殷墟发掘之前，河南省政府已经颁布了一个条例，明确规定全省范围内任何人不得挖掘地下古物。面对史语所的发掘请求，省政府陷入了犹豫与踌躇之中，古老的条例与新兴的考古事业之间似乎横亘着一道难以跨越的鸿沟。
为了让考古的曙光能够照进殷墟，各方开始了积极的斡旋。中央研究院蔡元培院长专门写信给当时主持河南政务的冯玉祥司令，用诚挚的语言和专业见解，讲明考古不同于一般的挖古寻宝，它是对历史文化的探寻与传承，是为了让中华民族的古老文明重放光彩。董作宾也多方奔走，不辞辛劳地做着沟通工作，他的坚持与努力，如同春风化雨，渐渐融化了省政府官员心中的顾虑。最终，省政府同意了史语所的发掘计划，并派省政府科员张锡晋和教育厅秘书郭宝钧协助工作。
至此，一支以董作宾为首的六人工作组正式成立。他们是：测绘员李春昱、书记员赵芝庭和事务员王湘等，尽管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却怀揣着同一个梦想——探寻殷墟的奥秘。
那一日，来自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董作宾一行，带着无尽的期许与探索的热忱，踏上了殷墟这片神秘而传奇的土地。在这块土地上，董作宾他们挖下了第一铲，这一铲恰似一把开启历史宝库的钥匙，挖掘出由政府组织的中国人自己考古的第一铲，这是中国学术机构独立进行科学发掘的开端。那飞扬的尘土，仿佛是历史在低吟浅唱，宣告着中国考古新纪元的到来。那一刻，时间仿佛凝固，一场关于古老文明的探寻之旅的帷幕被正式拉开。
十二
董作宾一行是1928年10月7日抵达安阳的。经郭宝钧协调，他们借居在安阳高级中学里。安阳县政府也给予了大力支持，派科员张守魁协助筹备工作，还派县自卫团官兵前往保护，为发掘工作保驾护航。小屯村村长张学献积极响应，为发掘组招收了民工，这些质朴的村民成为了考古工作中不可或缺的力量。
1928年10月13日，秋意已悄然在空气中弥漫，殷墟这片古老而神秘的土地，即将迎来一场意义非凡的探寻。在殷墟百年考古的历史长河中，注定是一个熠熠生辉的日子，也是个值得记住和纪念的日子。
他们先假定此地为甲骨集中地，采用了一种被董作宾后来称之为“轮廓求法”的挖掘方式，先在“周围打四坑以探求其轮廓”，然后再向中心挖掘。然而，一天的时间在紧张而又充满期待的挖掘中悄然流逝，呈现在他们眼前的只有那一堆堆毫无生气的黄土，几乎没有任何令人惊喜的发现。
晚上，董作宾和同伴们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围坐在一起，认真思考着接下来的挖掘方法。他们深知，不能再这样盲目地挖掘下去，必须做出改变。
第二天，他们早早地来到挖掘地，决定采用“轮廓求法”和“集中求法”相结合的挖掘方法。所谓“集中求法”就是从假定的中心位置挖起，由内而外，集中力量。一天下来，他们开挖了六个坑，到傍晚时，只收获了少量的甲骨碎片，这对于他们来说，依然是远远不够的。
两天的挖掘一无所获，这让董作宾他们心急如焚。董作宾赶忙给傅斯年写信汇报情况，傅斯年的回信如同黑暗中的一盏明灯：此次工作目的，求文字其次，求得地下知识上也。
就在大家陷入困境时，有人带来了一个新的消息：村北滨河的刘姓谷地有甲骨出土，并且还挖出过有字的大骨版。挖掘组仿佛看到了新的希望，决定第二天移师小屯村北地，开辟第二工作区。
然而，在第二工作区的挖掘工作同样不尽如人意。就在这时，董作宾从小屯村的村民口中得知，小屯村中也有甲骨出土。于是，挖掘组又在小屯村内开辟了第三个工作区。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第三工作区，幸运之神终于降临了。特别是在一个姓田村民院内的第二十四坑，当挖到深六至八尺的地方时，十五块带字的骨版呈现在大家眼前，“骨质坚明而黝黑，字极清晰”。这一发现让挖掘组群情振奋，仿佛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随后，挖掘组集中全部精力在第三工作区发掘，惊喜不断涌现。三十六坑，出土甲骨135片，无字龟版175片；三十七坑挖掘出很多有字骨版，而且这些骨版没有经过加工，与往常那些需要事先整治锯削的甲骨有所不同，无字的甲骨也有火烙后的纹路。
时间如白驹过隙，很快就到了10月底。董作宾觉得挖掘组应该停下来总结一下这次发掘的经验。同时，考虑到当时社会秩序混乱，盗匪猖獗，为了保护出土文物，也有必要暂时停止挖掘。
这次挖掘自1928年10月13日始，至10月31日结束，持续18天。共开探坑40个，发掘面积280平方米，发现有字甲骨784片，其中555片是龟壳、229片为牛肩胛骨，此外还有千余片无字骨头，和一些青铜、陶、蚌、玉石器等。董作宾手抄了有字甲骨392片，并作了不少考释，与他的报告一起发表在《安阳发掘报告》上。
自此，在中国的历史上，首次由政府组织的考古发掘正式拉开了帷幕。在安阳殷墟的发掘中，研究人员们如同执着的寻宝者，在古老的土地上耐心挖掘。每一次的发现，都像是在轻轻揭开历史神秘面纱的一角，出土的大量文物和甲骨片，为研究古代历史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