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卫东:郑州商城与中国早期国家

郑州商城与中国早期国家

侯卫东/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

楚庄王伐陆浑之戎时经过周王室边境，向周天子的使者王孙满询问“九鼎”的大小轻重，王孙满就讲述了“九鼎”的来历：“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两，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迁于商，载祀六百。商纣暴虐，鼎迁于周。”（《左传·宣公三年》）^［1］楚庄王“问鼎中原”的故事表明，“九鼎”是夏王朝肇建之时铸造的象征王权与正统的神器，夏商周三代王朝更迭的标志物就是“九鼎”的递迁。

夏王朝“定鼎中原”之后，商汤伐桀就是一次强势“问鼎中原”，“汤革夏命”的结果是“鼎迁于商”，从而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王朝更替，也奠定了中华文明的新格局，开启了中国早期国家发展的新阶段。郑州商城作为商灭夏前后建立的早期王都，^［2］是商汤“问鼎中原”的拐点和“定鼎中原”的基点，是认识中国早期国家发展脉络的一把钥匙。

一、鼎迁于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王朝更替

《竹书纪年》《史记·夏本纪》《史记·殷本纪》等文献记载表明，夏桀之时夷夏矛盾加剧、夏商冲突频繁，商、夷面对着共同的强势敌人——夏，二者结盟来抵抗夏王朝就成为一种必然选择。二里头文化晚期，太行山东麓腹地的下七垣文化南下到了岳石文化分布的地域、并与之共存了一段时间，应当反映了商汤带领族人从安阳——邯郸一带的漳河——洹河流域大本营出发，南下至豫东商丘一带，在此与东夷结盟，也即是文献中的“景亳之会”。^［3］在商王朝早期，郑州商城代表的二里岗文化仍与东夷创造的岳石文化长期互动交流，直到二里岗上层一期二里岗文化才东渐至济南一带，商王朝中期才与东夷的关系紧张，^［4］可见岳石文化代表的东夷势力在夏末至商早期一直是商人的盟友。

“汤始征，自葛载，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韦顾既伐，昆吾夏桀”。也就是说商汤先后攻灭葛、韦、顾、昆吾等夏王朝属国，削弱夏桀势力。攻灭宁陵一带的葛伯之后，商汤率商夷联军西进至郑州一带，逐渐控制了二里头夏都的东方门户，先占据了可能是“韦”的郑州商城所在地，再攻占了可能是“顾”的大师姑夏城，最后攻占了可能是昆吾的望京楼夏城，^［5］其他例如郑州东赵、荥阳西史村等夏邑也同时被商汤掌控。

翦除夏王朝的羽翼之后，商汤在郑州站稳脚跟并营建了郑州商城最早的一批宫室建筑和宫城。郑州商城最早的一批宫殿宗庙建筑和宫城始建于二里头文化四期早段，这些建筑开启了夏商之际二里岗文化（早期商文化）的形成阶段，也拉开了夏、商王朝更替的历史大幕，郑州和洛阳一带是当时文化景观和政治地理上的中原腹地。郑州商城夏商之际的考古学文化呈现出多元的文化面貌，即本地二里头文化与外来的下七垣文化（邯郸、安阳一带）、岳石文化（鲁西豫东）、辉卫文化（新乡、焦作一带）、东下冯文化（夏县、垣曲一带）等形成多元文化因素共存融合的格局。^［6］

夏商之际的二里头文化四期早段对周边文化的辐射逐渐停滞，随后的二里头文化四期早晚段之际，下七垣文化和岳石文化因素则“嵌入式”地汇聚到二里头夏都。郑州商城的肇建及二里头夏都的废弃，都是下七垣文化和岳石文化势力涌入的结果，下七垣文化和岳石文化代表的外来精英阶层主导了夏商之际国家、社会和文化的重新组织。广域王权国家的王都从二里头夏都转移到郑州商城，是下七垣文化和岳石文化代表的商夷联盟获得了统治地位，即外来人群主导了中原腹地的“改朝换代”，也就是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王朝更替。^［7］这种现象反映了商汤控制住二里头夏都的东方门户郑州一带之后，紧接着通过虎牢关西进至洛阳盆地与夏桀决战，夏桀败逃，汤革夏命成功，鼎迁于商，也就是将夏王朝的九鼎迁于商汤的都城。商王朝初年，在二里头夏都东北6公里处拔地而建偃师商城，偃师商城成为商王朝控制此前夏王朝王畿区域的副都（或称辅都）。^［8］

此后，郑州商城王畿区域聚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呈现出广泛的文化整合与社会重组。夏王朝晚期嵩山东北麓的重要城邑如望京楼、大师姑、东赵等，响应郑州商城的营建而重新修建或改造。望京楼商城的布局比夏城更加规整，且与郑州商城的规划理念一致；大师姑城邑则趋于衰落，逐渐沦为普通环壕聚落；东赵营建了面积达3000平方米的四合院式宫室建筑。这些现象反映了郑州商城代表的商王朝牢固控制了王都周围的王畿区域。

商王朝初期，太行山东南麓重新营建了焦作府城商城，原来的辉县孟庄辉卫文化城邑继续作为商城使用；晋西南地区在夏王朝晚期环壕聚落的基础上，重新营建了垣曲商城和东下冯商城，并且设置了冶铸铜重镇绛县西吴壁商邑。这些现象表明，商王朝初期对太行山东南麓、晋西南地区的区域性中心聚落进行了重新确认和控制。可见，郑州商城代表的商王朝初期控制了二里头文化、东下冯文化和辉卫文化的故地，这些新控制的地域正好是此前夏王朝的腹地或方国，是商王朝重点镇抚的对象。^［9］获得夏王朝此前的土地资源和人口资源，继承夏王朝的政治和文化遗产，也是商王朝取代夏王朝统治地位的重要表征。

二、四方之极：中国早期王都文明的新高峰

郑州商城因受到后世历代城市建设及使用过程中的破坏和叠压，无法完整揭示其都邑布局，也难以弄清其详细的城市规划。从长达70余年积累的田野考古资料来看，郑州商城肇始阶段的遗存在大城（外城营建之后成为内城）内外都普遍分布。大城东北部40万平方米以上的范围内营造了多处大型宫殿宗庙建筑，还建筑了具有界隔及防御功能的宫墙，这批宫殿宗庙建筑至少可以区分为东、西两个宫城单元，宫城范围内还发现有随葬铜器的高规格墓葬。郑州商城大城面积约300万平方米，中南部是后世城市的重心，后世人类活动特别频繁，受到历代人类活动的破坏特别严重，难以确认是否存在肇始阶段宫殿宗庙建筑；从勘探到的夯土散布状况来看，该区域很可能有肇始阶段的大型建筑。郑州商城大城中南部也发现很多肇始阶段的遗存，例如化工三厂、电校、夕阳楼等地点及大城四面城墙内都有肇始阶段的遗存，表明整个大城内密布该阶段居民点或人类活动点。在郑州商城大城外侧例如二里岗、南关外、老坟岗等地点，同样发现很多肇始阶段的遗存，表明内、外城之间的区域早在肇始阶段就已经有很多居民点和人类活动点。

郑州商城肇始阶段的文化面貌特别丰富多元，本地的二里头文化传统、北邻的辉卫文化传统、北方的下七垣文化传统、东方的岳石文化传统，几乎在很短的时间内突然在郑州商城共存，呈现出一种四方汇聚的文化景观，这种文化现象与商王朝建立前后汇聚四方人群至王都的情景非常吻合。^［10］郑州商城肇始阶段大城内外普遍密布居民点和人类活动点的现象，反映了这座超大型都邑是在短时间内迅速集聚四面八方的人力物力形成的，共同的意识形态和行动目标动员并凝聚了不同方向的外来人群，营造了郑州商城并成为新的都邑生活的参与者。

郑州商城的都邑布局在二里岗下层二期逐渐定局并形成宫城、内城和外城的三重结构，外城面积达1000万平方米左右，都邑布局走向成熟，各项设施逐渐完备，典型二里岗文化（早期商文化）风格逐渐形成，呈现出一元为主的文化格局，其他文化传统遗风犹存，但逐渐融入新的二里岗文化之中。

典型二里岗期早段（或郑州商城商文化二期），郑州商城东北部宫城范围内有不少祭祀遗存，目前发现的铜器墓大多在宫城范围内或附近，很多王室成员埋葬在其居住的宫室附近，说明宫城内存在若干王室成员生死相依的“族邑”。商王朝早期王都内的这些“族邑”，应当是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及职业分工等多种因素综合形成的社会单元。内城南部的居住点逐渐增多，给排水系统更加完善；内城东北角紧挨着城墙有一片以人坑和狗坑为主的祭祀场所，内城西城墙内侧也有类似的现象，表明内城里的人有意识地选择城墙内侧的一些地方举行祭祀活动。在内城城墙内侧也发现有正常埋葬的铜器墓和陶器墓，说明城墙内侧的一些地方也是安葬一部分人的墓地。内城总的来说以居住和举行各类活动为主，墓葬则比较少，仅有少数人被安葬在内城范围内。外城设置多处铸铜作坊、制骨作坊等王室手工业作坊，散布很多居住点、墓葬和祭祀遗迹。各类手工业作坊继续发展，祭祀活动更加普遍、规模更加庞大，随葬青铜器的墓葬增多，青铜器代表的高规格器物有制度化和复杂化的趋势。外城既有不少普通居住点和与之相关的墓葬，手工业作坊也都分布在外城内，内城东南方向的外城区域还是祭祀遗存比较集中的地方。外城南部有3处出土铜器的地点，表明外城南部是与贵族墓相关联的一个重要区域，应当分布有高规格的族邑。外城内很少发现大型夯土建筑，说明居住的主要是平民和各类手工业者。从外城的总体功能区划来看，铸铜作坊区在外城南部，并且外城南部存在高规格族邑，可能与铸铜作坊的管理有关；制陶作坊区在外城西部边缘，工匠与作坊生死相依，也相当于一个族邑；外城西北部、西南部和东南部分布有不少居住点，应当存在若干族邑。外城内的这些“族邑”主要都是为王室服务的，特别是铸铜作坊及其相关的“族邑”，应当直接为王室所掌握。

郑州商城在典型二里岗期晚段（二里岗上层一期或郑州商城商文化三期）达到全盛，手工业作坊仍然都安排在外城，除了内城之南的南关外铸铜作坊继续扩大生产外，内城之北新营建了紫荆山铸铜作坊，并且生产规模扩大，专业化程度更高；制陶作坊的生产区位南移，生产更加集中。墓地主要在外城西部和南部，铜器墓和陶器墓皆有，确认的铜器墓以外城西部居多，表明贵族死后大多葬在外城的墓地。在自发和有计划组织的双线发展过程中，郑州商城形成了很多专门的功能区划和相对稳定的文化传统，形成了规模化的生产和制度化的礼仪，宫城、内城、外城等三重结构的功能区划更加彰显，全面完成了王都的城市化过程。

郑州商城内城之内发现的多段夯土墙及沟渠的延长线可以围合成多个矩形单元，表明内城极可能是与二里头夏都和偃师商城小城类似的网格状“里坊式”布局。郑州商城内城及每个网格单元总体上最求方正规矩的规划理念，每个网格单元按功能进行区划，城内人群按身份分类安排到每个网格单元居住及活动。二里头夏都由墙垣和道路界隔成多宫格“里坊式”布局，偃师商城由围垣和沟渠界隔成网格状“里坊式”布局，表明商王朝初年郑州商城、偃师商城继承了二里头夏都的城市规划理念，郑州商城在营造时进行了优化并进一步扩大规模。郑州商城内城的总体布局隐约可见中轴对称理念的痕迹，因受客观条件限制无法确切揭示。郑州商城的规划总结了此前千余年中国早期城市规划理念，其布局吸收了此前中国早期城市的布局特征并优化提升，形成了重城相套、方正规矩、中轴对称、网格状多宫格“里坊式”布局等规划理念集成于一城的新气象，体现了兼收并蓄前代城市规划理念、集成创新王都营造的新突破。

以郑州商城为中心、以周围的山陵河湖等山水环境为自然界限，半径50公里范围内从距离上和交通上都能被王都直接有效地控制，相当于狭义的“王畿”，是商王朝早期的腹心地带，可称之为“郑州商城王畿区域”。在这个区域内，二里岗下层二期就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小型城邑和基层聚落密布，郑州商城与其王畿区域的中小型城邑和基层聚落形成了层级式聚落结构，也形成了具有政治和文化意义的郑州商城王畿区域。

郑州商城继承了二里头夏都的核心政治与文化遗产，如城市规划、宫室制度、建筑技术、铜器铸造技术及相关理念等，也即文献中的“殷因于夏礼”，同时又进行了广域范围的文化整合与社会重组，文化面貌呈现出四方来聚的多元风格，形成以郑州商城为中心的早期商文明。以郑州商城为核心，在二里头夏都故地营造了商王朝早期副都偃师商城，中原腹地及其边缘在商王朝早期几乎同步形成了一批中小型商城，如望京楼商城、府城商城、孟庄商城、垣曲商城、东下冯商城等，其规划理念及营造技术与王都有非常高的一致性，并且与王都保持了持续不断的文化互动。中原腹地商王朝早期这股广泛的“城市化”浪潮，是对郑州商城城市化过程的一种响应，也使郑州商城成为商王朝早期天下秩序的“四方之极”。

三、正域四方：构建商王朝早期的天下秩序

《诗经·商颂·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这首诗歌颂商汤受帝命“正域四方”，其结果是“奄有九有”，也就是类似于完全占有了天下“九州”的意思，构建了商王朝早期新的天下秩序。

在郑州商城肇建之前，中原腹地的考古学文化除了占主导地位的二里头文化之外，至少还有东下冯文化、辉卫文化、下七垣文化和岳石文化等区域文化在中原腹地边缘与二里头文化毗邻共存，中原腹地尚没有形成一种面貌较统一的考古学文化。在郑州商城肇建之后，中原腹地逐渐形成了郑州商城代表的新的二里岗文化，二里岗文化逐渐整合了中原腹地及其邻近地区的各种考古学文化传统，覆盖了整个中原腹地及邻近地区，并且向更远的长江中游、关中地区、燕山南麓及海岱地区等四方施加扩张性影响。^［11］

许宏先生指出，新石器时代以来，东方海岱地区与中原地区“夷夏”东西对峙的局面真正结束、中原核心地位最终得以确立，就是在郑州商城代表的二里岗时期。青铜礼器从二里头时代仅为二里头夏都内的贵族使用到二里岗时代见于主都郑州商城附近的其他聚落，反映了这一时期社会政治结构的重大变化。早期商文明改变了夏文明原来的发展模式，呈现出扩张的态势，达到了一个新高峰，商王朝早期青铜文明的影响奠定了中原王朝乃至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基本路向。

郑州商城形成过程中继承了中原腹地龙山时代以来的祖先崇拜观念，在安顿死者亡灵的墓葬中有清晰体现，T166M6墓主为男性贵族、墓主两侧分别有一个殉人，随葬有铜盉、鬲、戈及玉柄形器等标识贵族身份的贵重器物，主持葬礼者把人和重器奉献给死者，充分说明对死去的祖先非常重视。平民墓也随葬一些日用陶器或者陶礼器，墓主的头向、葬式、随葬陶器风格及组合等有多种文化传统，说明人群构成特别复杂、来自四面八方。郑州商城肇始阶段以祖先崇拜为核心的祭祀活动也比较多，使用的牺牲有人、猪、牛、狗等，祭品还有五谷及其做成的食物、酒等，吸收了四方的多元文化传统，力图形成共享的意识形态以凝聚不同血缘和地缘的人群。祭祀活动常常反映在一种长方形深坑上，这种坑大多较深、填土分层，往往埋藏卜骨、人头、猪、牛、狗及碎陶器、焚烧灰烬等，是祭祀仪式的遗迹或祭祀活动之后的瘗埋坑，这种坑从郑州商城肇始阶段就已经出现，一直流行到郑州商城作为王都运转结束，可能是郑州商城整合多元文化传统祭祀仪式之后的一种重要选择。

郑州商城从时间维度上继承并发展了中原腹地龙山时代以来的城市规划理念、夯土版筑技术、铸铜技术、器用制度、祖先崇拜观念等，从空间维度上汇聚整合了北到冀南、东到鲁西、南到江汉、西到晋南的四方文化传统，折射出中华文明兼收并蓄的特质。郑州商城兼收并蓄地继承并发展了此前中原腹地及周边地区的历史文化传统，形成了中国古代核心文化和都城文明一脉相承的历史传统，开启了中华文明主根主脉传承的新阶段。郑州商城形成过程中多元文化深度互动、广域社会深刻重组的现象，在二里头夏都形成过程中已显端倪，在后世都城如安阳殷都、洛阳成周、北魏洛阳城、唐长安城等形成过程中都有显著体现，对理解中国古代都城文明的形成机制、主流文化传统的塑造及国家文化认同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

商王朝早期与四方的关系及其构建的天下秩序，包括王畿、侯、方及其与远距离世界的沟通，从考古发现与研究来看，主要体现在郑州商城与偃师商城、盘龙城商城、垣曲商城、绛县西吴壁、府城商城、济南大辛庄等区域中心的关系上。

海岱地区发现的最早的商文化是二里岗上层一期遗存，主要见于济南、滕州两地，只有济南大辛庄一处大型聚落，大辛庄二里岗上层一期遗迹中出土有岳石文化第四期风格的陶器鼎、甗、大口罐等，大辛庄商文化中与岳石文化融合的部分是新来的商人与当地原住民互动的结果。商文化最初到达鲁北、鲁南地区仅控制了某些重要的“点”，这些点的周围尤其是以东地区，居民可能更多地属于本地原有的岳石文化传统。济南大辛庄商代聚落几乎是在一片空白的土地上建立起来的大型聚落，其东二十公里左右便是岳石文化重要城邑城子崖，最早一批商人到达济南便戛然而止，可能是迫于东部的城子崖土著势力。^［12］

孙华先生提出，二里岗期商文化圈内主体居民是商人或被商人同化的其他族群居民，以郑州商城为中心的商王朝政治权力已经覆盖了这个文化圈，这个商文化圈也在商王朝政治疆域范围内，郑州商城周边的城邑是商王朝对该地区实施治权的官僚军队驻扎的地方城邑。“四戈”（四或）位于“商土”与“四土”之间，是商文化分布区外的商王朝直接控制区域，不会距离商文化分布区外围边界太远。“四土”是商王朝征服的方国和族群分布的地方，商王朝可能通过其首领代为治理这些区域人民的方式间接统治这些区域，这些也是商王朝政治疆域的组成部分。^［13］

四、光前裕后：熔铸中华文明主根主脉

夏商周三代是中华文明的早期发展阶段，既总结了此前一千多年中华文明肇始阶段的成就，又成为后世盛称的理想社会的典范。郑州商城及其代表的二里岗文化属于早期商文明，是进一步探索夏文化的基石，是研究夏商文明的一把关键钥匙。

二里头夏都与二里头文化开启了中华文明主根主脉，奠定了中华文明主根主脉的基础；郑州商城与二里岗文化熔铸了中华文明主根主脉，塑造了中华文明主根主脉的特质，从而框定了此后3000多年中国文明历史的总体走向。

商文明充分继承了夏王朝的文明成就，并进一步推向前进。郑州商城的青铜器无论是体量、还是器物种类都是在二里头夏都基础上的飞跃式发展，中国青铜时代的第一个高峰就是这个阶段，郑州商城代表的商文明在夏文化的基础上将文明成就推向新高度，此后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绝大部分都蕴含在商文明中，如果说夏王朝是开端阶段，商王朝就是定型阶段。

郑州商城在中华文明历史关键阶段的关键地位，对中国后世的都城规制、宫室制度、器用制度、思想观念等一系列中华文明文化基因的形成做出了重大贡献。我们今天的很多思想观念可能都和商文明有关系，以郑州商城为例来理解中国是怎么来的，现实意义更加重大。夏王朝晚期以来形成的一系列礼仪制度、思想观念等文化基因，经过商周时期的进一步传承发展，形成了贯穿后世中华文明的坚韧文化基因，在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中一直流淌至今。夏文化是中华文明主根主脉形成的开端，在此之前中华文明主根主脉是逐渐孕育的过程，商文明则把中华文明主根主脉熔铸得更加清晰，此后历朝历代基本上都是按照这个路向大同小异地往前走的。

注释：

［1］【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新1版，第546页。

［2］a.邹衡：《论汤都郑亳及其前后的迁徙》，《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第二版）》，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71-202页。

b.侯卫东：《郑州商城与王畿区域聚落考古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4年。

［3］赵俊杰：《豫东地区史前夏商的社会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年，第100-141、297-299页。

［4］方辉：《大辛庄遗址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

［5］张国硕：《夏代晚期韦、顾、昆吾等方国地望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5年第30卷第2辑。

［6］侯卫东：《郑州商城肇始阶段王畿区域聚落变迁与社会重组》，《江汉考古》2018年第2期。

［7］侯卫东：《论二里头文化四期中原腹地的社会变迁》，《中原文物》2020年第3期。

［8］张国硕：《论夏商时代的主辅都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编：《考古学研究（五）》，科学出版社，2003年。

［9］侯卫东：《商代早期中原腹地中小型城邑的形成背景研究》，《考古学集刊》第23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

［10］侯卫东：《郑州商城肇始阶段王畿区域聚落考古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4年。26-33页。

［1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12］方辉：《大辛庄遗址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

［13］孙华：《商代前期的国家政体——从二里冈文化城址和宫室建筑基址的角度》，《多维视域——商王朝与中国早期文明研究》，科学出版社，2009年。

（来源《古都郑州》2025年总第80期“纪念郑州商城发现70周年专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