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事调整是企业战略调整的前奏。
李红的“空降”,是郑州银行提出的做“科创与零售银行”的执行者角色。然而,踌躇满志的她何以一年之后突然辞职?
原因不会“因个人原因”一句官方理由而画上句号。
背后有三种可能性:一是执行不力,在推动企业战略转型上,新业务拓展收效甚微;二是管理无力,团队协作不够,落实董事会重大决策成效不足;三是企业沉疴痼疾太重,深感自身势单力薄,知难而退。
当然,无法用一条原因解释李红辞任的理由,但有一点是清晰的,李红当在郑州银行新战略执行与旧战略切割中身处两难之境,无力周旋,不得不黯然离职。
李红的“空降”,当看作郑州银行改变企业文化的尝试。毕竟,作为一家地方城商行,其受地域文化影响,人事纠葛向来是传统企业向现代治理转型中的“恶性肿瘤”。李红的到来,郑州银行期待用一家政策性银行的专家角色来扭转企业管理文化,为此,郑州银行还为李红任职创造了更大空间,清除了一部分元老级人物,事实仍然是“水土不服”。
什么原因让李红突然辞职?
看清郑州银行的现状,就能找到她辞职的蛛丝马迹。
先看郑州银行的新战略——做“科创与零售银行”。
郑州银行为自己的新业务画像是:(1)打造“国内一流的政策性科创金融运营服务商”。(2)利用大数据和AI技术,提升对小微企业和科创企业的精准画像能力。(3)紧跟河南省及郑州市的重大战略,重点支持“十大战略”下的项目。
2月13日,网络上有一篇有关郑州银行的宣传文章,主题是“勇担金融使命 郑州银行以精准服务书写河南现代化发展金融新篇”。其主旨是,郑州银行要扛起区域金融主力军的时代责任。这与郑州银行自身的战略十分吻合。
这篇软文透露出一个扎心的事实:郑州银行要担当一家政策性银行的角色。
当一家城商行成为地方政府政策执行的工具时,它的自主性必然受损。虽然有人认为这是国情的原因,宣传本身只是立场的传达,并不是商业操作。可是,市场又难以否认城商行担当着地方政府某些政策的执行者角色。毕竟,城商行就是在地方政府的扶持下成长起来的。
事实是,郑州银行就是执行着地方政府推动的城镇化政策而身陷不良泥潭的。
有公开数据,2021年至2026年1月16日,郑州银行至少发起了26起涉及欠款纠纷的诉讼,被告多以房地产公司为主,涉案总金额约71.82亿元,还不包括利息、罚息和复利。
这是郑州银行身陷地产政策周期的明证。
事实上,郑州银行在这一轮地产周期的顶峰仍然大幅向房地产业务倾斜。要知道,2016年国家就开始出台房地产“去库存”、“防泡沫、强监管”政策了。
然而,来自网路数据:2017年,郑州银行的房地产业贷款金额为99.91亿元,到2018年A市上市,则高达180.98亿元,比上年增长了约81.14%。
2019年至2021年,这三年郑州银行房地产贷款更是高歌猛进。郑州银行贷款金额分别达266.78亿元、305.57亿元、344.38亿元,分别比上年末增长47.41%、14.54%、12.70%,占贷款总额的比重分别为13.62%、12.84%、11.92%。
相信,今天的郑州银行在战略转型中,正受到旧战略落下的沉重负担的拖累,压垮李红的原因中应当有难以承受之重让其知难而退。
公开数据,2025年9月末,郑州银行资产总额7435.52亿元,2025年前三季度营收93.95亿元、归母净利润22.79亿元。看上去不错,可是资产质量难不能消化大规模不良?不良出清何时解决?对于今天的郑州银行仍然是一个不确定的课题。
事实是,包括郑州银行在内的城商行大都存在着自主性战略执行上的悖论,只能在政策执行的依附性与市场的自主性之间摇摆不定,其追求健康发展的难度指数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