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万钧:郑州何时由汜水迁管城

郑州何时由汜水迁管城

张万钧/郑州市图书馆

目前在郑州历史发展和乡土文献研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热点，就是郑州何年从汜水迁到管城的。在对这个问题的探讨中，出现了一些不同看法和争论。由于这次迁徙，是郑州发展史上重要转折点，起着里程碑的作用，课题重大，必须认真对待，不可有丝毫马虎大意，要对历史负责，给后人一个绝对正确的结论。

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不妨先回溯一下郑州和管城的历史发展轨迹。在南北朝时的东魏曾置有郑州，不过后来改名为许州，与现在的郑州不是一地，这里就不说了。南北朝的北周在虎牢城（又名成皋）置荥州，这才是后来的郑州。至隋文帝开皇三年（583）改荥州为郑州，州治成皋县，开皇十八年（598）又改成皋名为汜水县，仍为郑州的附郭县。管城本是中牟地，开皇十六年（596）从中牟分出建县，两年后又从郑州分出置管州，管州州治遂设于管城县，以上是郑州和管城县的历史变化，多种史书均有记载，毋庸置疑。但后来涉及到郑州何时迁徙到管城时，便出现了不同说法。现存记载隋唐二朝史实的书籍，以唐魏征的《隋书》为最早，但此书未记载郑州从汜水迁至管城的具体时间。比《隋书》成书较晚的，则以唐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志》为最早，其中虽未提及汜水和管城的问题，但却有一句“大业二年废郑州，改管州为郑州”的记载，察炀帝大业二年，正值隋朝行政体制从三级管理改革为二级管理的关键时期，全国城镇变更频繁，新建、撤销、合并、迁徙等诸多问题大都发生在这段时间里，因此后来学者多依据《元和郡县志》中所说的“大业二年废郑州，改管州为郑州，三年又改郑州为荥阳郡”来做文章，不过这段文字却有点语病，先说“废郑州”，又紧接称“改管州为郑州”，最后管州不见了，而郑州仍存在，这里究竟是废郑州，还是废管州，语意不明，因而有人以为这是笔误造成的。在隋唐时期，印刷术尚不流行，文章著述靠辗转传抄，才得以流传后世，中间要不出现一点笔误是不可能的，故近人在文字上，多采用“废管州，改管州为郑州”的说法。经此一改，语病消除了，词句通顺了，但仍未解决郑州是何年由汜水迁到管城的，同时，又因对古籍原文含义理解不足，又产生了些新的误解。

近来看到一篇论及郑州迁至管城的文章，该文以《元和郡县志》为基础，在原文“大业二年改管州为郑州”之后，特地又加了“治管城”三个字，并在其后又加了一句具有历史性的评价说“这是郑州和管城融合于一城的起点”。其实这里所增加的文字，完全是错误理解了古文原义而下得轻率结论。

古汉语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言简意赅，变化多端。但词句晦涩，经过悠久岁月，与后人的语言思维，逐渐拉大了距离，故现代人在阅读和研究古籍时，往往会产生一些理解不同而致误，此文问题正是如此。地名是专有名词，但同一地点，在不同场合下使用，则能产生广义性和狭义性两种不同的概念，如一个州，下辖若干县，用其州名来称其全部辖境，则为广义性概念，如仅用以称州治所在的那个城邑，则为狭义性概念。拿郑州和管州来说，“废管州，改管州为郑州”，其含义都是指州的行政辖区的全部地域，故为广义性概念，管州亦如之。而汜水县或管城县虽与郑州或管州同处于一城，但级别低一级，故只能以州名为城名，县则从属于州，称之为州的附郭。经查多种有关隋唐的地理书籍，仅在清初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十七有“隋置管州，大业初复郑州，又为荥阳郡”，下注云“俱治管城县”似乎与郑州迁到管城有关。有人以为这条注，是郑州在隋朝时已迁到管城县的铁证。其实不然，管州、郑州、荥阳郡“俱治管城”这句话不错，但并非都是隋朝时便将治所设在管城的，这句只是个略语。《读史方舆纪要》卷帙浩繁，行文力求简练，用略语处颇多。就是这句“俱治管城”前边还有一句“后周置荥州，寻改郑州”。荥州改名郑州是隋文帝开皇三年（583）的事了，这里也略去未书。所以这里说管州、郑州、荥阳郡在隋朝时俱治管城县，不能作为确证。这篇文章错误之处，在于混淆了管州、郑州的广义和狭义这两种不同概念。原文指的是这两个州的全部地域，就是说，撤销管州，将其原辖地，并入郑州，归由郑州管辖。而本文却用具有狭义性概念的两座城来理解，结果含义全变了，成为撤销管州，将其改名郑州，既改了州名、郑州治所则应迁到原管州的治所了。于是“治管城”“郑、管同一城的起点”等一段曲解了原义的议论便出来了。古汉语行文含义变化复杂，即如“改管州为郑州”这一句，其中的“改”字，其本义为更易、变更解，但引申起来，此字还可作改名、纠正、撤换、迁移等多种含义均可使用，还有前人抄写笔误，被以误传误地保留下来，或后世出版印刷出现的错漏字，在不同版中造成的字句不一，都很难说清谁是谁非。比如隋文帝开皇三年（583）改荥州为郑州，这是众所周知的史实。《元和郡县志》中作开皇十六年（596）从郑州“分置管州”，然而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的清刻本中，漏去个“分”字，成为“置管州”。于是近年又有人误解这句，并作文称“郑州曾改名为管州，至大业二年才恢复为郑州之名”。此类误解，不一一例举。愚意要准确考证郑州从汜水迁到管城的时间，不必花费过多精力去探讨古籍原文字句的含义和正误，而应开阔思路，扩大视野，从多方面去研究大业年以后，郑州一带的历史变化和发生的种种事件，从中搜寻有价值的资料。这里不妨先从郑州说起。隋朝时郑州州治在汜水，原称虎牢，后改名成皋县，又改名为汜水县，三县实为一地。其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为军事要塞（虎牢关、虎牢都尉府），经济重镇（洛口仓），交通枢纽（通济渠、广济渠），两都屏障（长安、洛阳）。而在隋炀帝大业年以后，还有不少能反映历史的事件，今按年排列略书如下：

大业元年（605）炀帝在洛阳，下诏开挖通济渠，由板渚城引黄河水入渠，东南流去经汴水、圃田泽等水直达江苏淮河。八月炀帝乘小朱舫由洛阳经洛水进入黄河，换大龙舟由板渚（今已没于荥阳汜水镇北刘沟附近的黄河道中）进入通济渠，至江苏淮河到扬州。本年李渊任郑州刺史。

大业二年（606）撤销管州，其辖地仍归郑州所辖。三月，李渊在荥阳大海寺造石弥勒像。清王昶著《金石萃编》卷四十，载有《郑州刺史李渊为子世民造像记》全文：“郑州刺史男世民遇染时患，比闻大海寺有双王像，治病有验，故就寺礼拜，时患乃除。因于此寺愿造石弥勒一铺……。”末署“大业二年三月造”。

十月，在洛河流入黄河处之东南高地上兴建洛口仓（又名兴洛仓）为国家储粮之所，为当时全国最大的粮仓，周围二十里，穿窖三千个，窖穴最大者可存粮八千石，置监管及士兵千人守之。其仓城中心在今巩义市河洛镇七里铺东，今已塌入荥阳刘沟西北黄河道中，今荥阳汜水镇西部及高山镇大部均属仓城范围。据《汜水县志》记载，直至清朝当地以“某某仓”命名的地名还尚有数十处之多，如高山仓、上街仓、竹川仓等。时为郑州、荥阳郡直管范围。

大业三年（607）四月，全国统一实行行政体制改革，郑州改名为荥阳郡。李渊离任，由郡王杨庆接任荥阳太守。魏征《隋书》卷四十三《杨庆传》称他“在郡十年，颇有政绩。”杨庆为一文官，不谙武事，任荥阳太守十年，则已是隋末了。从炀帝大业年以后，郑州一带发生的种种事件均可证，郑州和荥阳郡的治所，一直设在汜水，而非在管州或管城县境内。

大业四年（608）炀帝下诏，发黄河北岸诸郡男女工百余人开永济渠，由板渚对面的沁水开挖，引黄河水北上达于涿郡（今北京）。

大业七年（611），炀帝由江都经通济渠、永济渠北上至涿郡，下诏命天下兵马至涿郡集结，准备出兵东征高丽。命荥阳洛口仓和滑州黎阳仓及江南各地运军粮至涿郡。

大业八年至十年（612～614），炀帝几次东渡辽河，攻打辽东不克，士兵逃亡者颇多，高丽国王求和，炀帝趁机罢兵。

大业十一年（615），太行山以东及河南、山东各地纷纷爆发反隋起义，长安人李密，出身宦官世家，有谋略，曾参加杨玄感反隋起义，后投奔瓦岗军翟让。他建议翟让攻打荥阳，占据粮仓为根据地，休养兵马，以图壮大发展（见《隋书》卷七十李密传）。

大业十二年（616），瓦岗军攻打荥阳，隋炀帝命隋朝第一勇将张须陀为荥阳通守，荥阳太守杨庆为副职，协助杨庆抵抗瓦岗军。李密设计伏兵于荥阳大海寺附近树林中，张须陀被杀。这是隋末极为著名的一次战役。此后李密被瓦岗军尊为首领，称魏公，驻洛口仓。

大业十三年（617），李密、翟让在洛口仓开仓放粮，出兵攻打洛阳，占领洛阳以东的金墉城和回洛仓。炀帝派王世充救洛阳。

李密自张须陀被杀后，扩大洛口仓地盘，包围汜水荥阳郡城长达一年余，并向杨庆写了一封长信劝降（见《隋书·杨庆传》）。城中粮尽，杨庆遂降李密。

隋大业十四年，唐高祖武德元年（618）三月，炀帝在江都被部下宇文化及所杀，隋亡。五月李渊在长安称帝，国号唐；王世充在东都洛阳，奉留守东都的隋越王杨侗为帝，王世充独揽大权。九月，李密为王世充所破，逃走投唐，杨庆复降东都。

唐武德二年（619），杨庆仍受王世充重用，为荥阳太守。四月，王世充在洛阳称帝，国号郑。改郑州为荥州，并让其兄率兵驻守虎牢，又以兄女嫁给杨庆为妻。杨庆仍任荥州刺史。一年之后，王世充将败，杨庆又欲投唐，其妻不肯背叛叔父，遂自杀。杨庆投唐后，被任命为宜州刺史，才离开汜水郑州。由此可证，在隋朝之时，郑州州治从来未迁至管城。

唐朝初期，群雄割据的局面陆续被削平，唐朝统一中国，唐政府需要沟通南北交通，治理华北至江南广大平原地带，规划天下为十道，在此形势下，郑州州治处于丘陵地带的汜水，已不适应联络平原各地的需要，才于贞观七年（633）迁于原管州治所，即管城县城内。这才是郑州与管城县同一城的开始。直至明初，撤销管城县，以后便仅有郑州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