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提及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人们印象中就是浮夸风，亩产数万斤的碎片化信息。这几天，把两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的讲话和批示原文整理出来，反复研读了几遍，对那段党史，那段关于理论上的争论多了一层了解，体悟一些工作学习的思考方法。特别是毛泽东在二次郑州会议上的五次讲话，他宁肯一个人，冒着开除的风险，也要为人民群众讲话，支持群众的瞒产，反对给群众扣帽子。说引发群众的不满是我们工作造成的……
期间，毛泽东找五级书记了解情况，搞明白矛盾之后，或写信，或批示，或谈话，或开会。为了看清楚书记们的表情和心理，让他们坐在自己对面，去察言观色，直到大家真正心里没有顾虑才行……
2月27日﹣3月5日在停靠郑州的专列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称第二次郑州会议。
2月27日上午，在停靠郑州的专列上同吴芝圃、史向生和新乡、洛阳、许昌、信阳的地委第一书记耿起昌、纪登奎、赵天锡、路宪文座谈。
毛泽东说：人民公社是什么性质？是公社所有制，还是队所有制？有穷队有富队，有穷村有富村。现在我们对穷队富队、穷村富村采取拉平的办法是没有理由的，是掠夺，是抢劫。过去高级社就是多有多吃，少有少吃。评工记分是表现人与人参加集体劳动结果的关系，包工包产是表现村与村、队与队的关系，这个经验我们没有记取。
我们反本位主义，强迫收回来，这样越反越不行。这实际上是无偿外调，你叫它本位主义，名词安得不对。这是所有制的问题，现在部分所有制是社，基本所有制是队。公社逐年扩大点积累，搞他七八年，社的所有制就形成了。现在的所有制，实际上生产队是八个指头、九个指头，公社是一个指头、二个指头，最多不超过三个指头。现在公社实际是"联邦政府"。公社的权不能那么大，它有征收公粮之权，积累之权，而产品分配权应该在队。过去就讲个人、集体、国家三者的关系，现在是半盘棋，几亿农民是大半盘棋，光搞国家积累和公社积累不行，现在分配方案要改变一下。
我考虑，国家的征收和公社的积累只占队的总产值的百分之二十五，生产费占百分之二十，群众分配占百分之五十五，这个比例不变。工业现在占用的资金、人力太多，是有冲突的。凡有人力、物力、财力冲突的要调整一下。
学校也不可一下办那么多。什么事都要逐步来。如除四害，一次能够除净吗？绿化也要逐步来，文盲也是逐步扫，学校也是分批分期搞。财贸机关把贷款全部收回，现在应该全部退回，最后来个折中办法，叫它退一半。你把贷款都收回来了，人家发工资都没有钱，结果还得贷款发工资。要知道，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是逐步形成的。现在要拉平不行，积累太多了，群众要反对，这样并非一盘棋。真正一盘棋，第一是农民，第二是公社，第三是国家。这样一来，农民就拥护我们了，反过来会照顾国家的。我是替农民说话的，我是支持"本位主义"的，因为现在是队所有制，几年以后才能实行社所有制。一定要注意什么事都要有个过程。
第一次讲话
同日晚上，第二次郑州会议开始举行，毛泽东主持。刘少奇、邓小平、彭真、李先念、胡乔木、吴芝圃、舒同、刘子厚、陶鲁笳、张德生出席会议。
毛泽东作第一次讲话，内容包括所有制、劳动力分配、消费资料的分配和干部下放当社员等问题。
他说：一九五八年，我们在各个战线上取得了伟大的成绩，特别显著的是工业和农业生产方面有了一个伟大的跃进。当然，我们的工作中也有一些缺点。我认为人民公社现在有一个矛盾，一个相当严重的矛盾，还没有被许多同志所认识，它的性质还没有被揭露，因而还没有被解决，而这个矛盾我认为必须迅速地加以解决，才有利于调动广大人民群众更高的积极性，才有利于改善我们同
基层干部的关系，这主要是县委、公社党委同基层干部之间的关系。
目前我们跟农民的关系在一些事情上存在着一种相当紧张的状态，突出的现象是在一九五八年农业大丰收以后，粮食、棉花、油料等等农产品的收购至今还有一部分没有完成任务。再则全国（除少数灾区外），几乎普遍地发生瞒产私分，大闹粮食、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其规模之大，较之一九五三年和一九五五年那两次粮食风潮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们应当透过这种现象看出问题的本质即主要矛盾在什么地方。我以为主要的应当从我们对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的认识和我们所采取的政策方面去寻找答案。现在有许多人还不认识公社所有制必须有一个发展过程，在公社内，由队的小集体所有制到社的大集体所有制，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要有几年时间才能完成。他们误认人民公社一成立，各生产队的生产资料、人力、产品，就都可以由公社领导机关直接支配。他们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他们在许多地方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
因此，他们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对生产队的某些财产无代价地上调；银行方面，也把许多农村中的贷款一律收回。"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广大农民的很大恐慌。这就是我们目前同农民关系中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
目前公社所有制除了有公社直接所有的部分以外，还存在着生产大队（管理区）所有制和生产队所有制。要基本上消灭这三级所有制之间的区别，把三级所有制基本上变为一级所有制，即由不完全的公社所有制发展成为完全的、基本上单一的公社所有制，需要公社有更强大的经济力量，需要各个生产队的经济发展水平大体趋于平衡，而这就需要几年时间。目前的问题是必须承认这个必不可少的发展过程，而不是什么向农民让步的问题。在没有实现农村的全民所有制以前，农民总还是农民，他们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总还有一定的两面性。六中全会的决议写明了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经过的发展阶段。但是没有写明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也需要有一个发展过程，这是一个缺点，因为那时我们还不认识这个问题。这样，下面的同志也就把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制之间的区别模糊了，实际上否认了目前还存在于公社中并且具有极大重要性的生产队或者生产大队，大体上相当于原来的高级社）的所有制，而这就不可避免要引起广大农民的坚决抵抗。
从一九五八年秋收以后全国性的粮食、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就是这种反抗的一个集中表现。一方面，中央、省、地、县、社五级（如果加上管理区就是六级）党委大批评生产队、生产小队的本位主义，瞒产私分；
另一方面，生产队、生产小队几乎普遍地瞒产私分，甚至深藏密窖，站岗放哨，以保卫他们的产品。我以为，产品本来有余，应该向国家交售而不交售的这种本位主义确实是有的，犯本位主义的党员干部是应该受到批评的，但是有很多情况并不能称之为本位主义。即令本位主义属实，应该加以批评，在实行这种批评之前，我们也必须首先检查和纠正自己的两种倾向，即平均主义倾向和过分集中倾向。所谓平均主义倾向，即否认各个生产队和各个个人的收入应当有所差别，而否认这种差别，就是否认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原则。
所谓过分集中倾向，即否认生产队的所有制，否认生产队应有的权利，任意把生产队的财产上调到公社来。同时，许多公社和县从生产队抽取的积累太多，公社的管理费又包括很大的浪费，例如有一些大社竟有成千工作人员不劳而食或半劳而食，甚至还有脱产文工团。
上述两种倾向，都包含有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的思想在内，这当然是不对的。目前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向广大干部讲清道理，经过充分的酝酿和讨论，使他们得到真正的了解，然后我们和他们一起，共同妥善地坚决地纠正这些倾向，克服平均主义，改变权力、财力、人力过分集中于公社一级的状态。公社在统一决定分配的时候，要承认队和队、社员和社员的收入有合理的差别，穷队和富队的伙食和工资应当有所不同。工资应当实行死级活评。
公社应当实行权力下放，三级管理，三级核算，并且以队的核算为基础。在社与队、队与队之间要实行等价交换。公社的积累应当适合情况，不要太高。必须坚决克服公社管理中的浪费现象。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有效地去克服那种确实存在于一部分人中的本位主义，巩固公社制度。
公社在一九五八年秋季成立之后，刮起了一阵"共产风"。主要内容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三是"共"各种"产"。所谓"共"各种"产"，即是说，在某种范围内，实际上造成了一部分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的情况。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的情况，是我们所不许可的。
我们说明这一点，是为了说明勉强把贫富拉平，任意抽调生产队的财产是不对的，而不是为了要在群众中间去提倡算旧账。相反，我们认为旧账一般地不应当算。无论如何，较穷的社，较穷的队和较穷的户，依靠自己的努力，公社的照顾和国家的支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社和国家的帮助为辅，有个三、五、七年，就可以摆脱目前的比较困难的境地，完全用不着依靠占别人的便宜来解决问题。
除了平均主义倾向和过分集中倾向以外，目前农村劳动力的分配也有很不合理的地方。这就是用于农业（包括农、林、牧、副、渔各业）的劳动力一般太少，而用于工业、服务业和行政的人员一般太多。这后面三种人员必须加以缩减。公社人力的分配是一个重大问题。争人力，是目前生产队同社、县和县以上国家机关的重要矛盾之一。
必须按农业、工业、运输业、服务业和其他各方面的正当需要，加以统筹，务使各方面的劳动力分配达到应有的平衡。他说：我们必须把安排人民生活、安排公社积累和安排国家需要这三个方面的工作，同时统筹兼顾。这样，才算真的做到了全国一盘棋。一般说来，一九五八年公社的积累多了一点。
因此，各地应当根据具体情况，规定一九五九年公社积累的一个适当限度，并且向群众宣布，以利安定人心，提高广大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人民公社一定要坚持勤俭办社的方针，一定要反对浪费。社会对于粮食的需要总是会不断增长的，因此至少在几年内不要宣传粮食问题解决了。
最近各省都有干部下去当社员，这个办法很好。我提议各级干部分期分批下放当社员，少则一个月，多则一个半月。一部分干部可以下厂矿当工人。总之，一定要不断地巩固我们同广大群众的联系。采取以上所说的方针和办法，我以为，我们目前同农民和基层干部的关系一定会很快地改善。经过这样一个整顿和巩固人民公社的过程，我们同群众的团结将会更加紧密。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五亿多农民一定会更加心情舒畅，更加充满干劲。
第二次讲话
2月28日下午，在停靠郑州的专列上召开会议，讨论人民公社分配问题，刘少奇、邓小平、彭真、李先念、胡乔木、吴芝圃、耿起昌、纪登奎、赵天锡、路宪文出席。
同日晚上，主持第二次郑州会议，柯庆施、李井泉、谭震林、胡乔木、陶铸、王任重、张仲良、曾希圣、江渭清、周小舟出席。
毛泽东作第二次讲话，所讲的问题仍是所有制、劳动力分配、消费的分配和干部下放当社员。他说：我想要说的是关于我们同农民的关系问题。我们和农民的关系，现在有点紧张。我在北京看了一些材料，就想这个问题究竟是一件什么样的事。到天津同河北省委谈，在济南同山东省委谈，到河南，省委正在开四级干部会议，我便同他们的几个地委书记谈了。各地方都在那里解决这个问题。瞒产私分以来，就反本位主义，反个人主义，反贪污腐化。据我看瞒产私分不是错误，我的意见是应该打埋伏。
这几个月一股"共产"风潮，引起他们瞒产私分。
中央、省、地、县、公社为一方，几亿农民跟他们的领袖队长、小队长为一方，两方面顶牛，普遍全国，绝无例外。我们要想一想这问题。去年九月起，十月、十一月、十二月，我们的手伸得太长了，我们有个很大的冒进主义。去年十二月我们不感觉这个问题，谁料到大丰收还闹粮食风潮呢？
所谓全国一盘棋者，首先第一，应该安排社员的生活，因为他是几亿人口。瞒产私分，不是几个干部的问题，没有群众拥护，他分得了？但是，部分的有本位主义，还有贪污，那另外处理。我准备讲几个问题，想征求意见，看对不对？也许你们全部反对。
一、所有制问题。现在基本上还是小集体所有制，还不能讲基本上是大集体所有制，那样就危险，就跟小集体冲突，他就瞒产私分，放哨守卫，不如承认他合法，他生产的嘛。有些人说，这是向农民让步，我说，在某种意义上是向农民让步，在另外一种意义上不是。现在是我们要得太多，买了东西钱交给公社，不交给生产队，这不对。不能拉平分配，不能积累过多，社办事业不能过多，要有几年过渡。粮食，生产多的多吃，生产少的少吃。要有几年工夫，逐步把穷队富起来，使他跟富队看齐。不要去砍富队的补穷队，而是要扶贫队跟富队看齐。总而言之，我现在支持保守主义，我反对平均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现在的所有制只能是基本的队有，部分的社有，经过一个过程，逐步发展到反过来，基本的社有，部分的队有。没有这个过程不行。基本上不是一个向农民让步的问题，而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也就是农业的机械化、电气化，公社工业化，国家工业化，人民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觉悟程度和道德品质的提高，文化教育、技术水平提高的过程。当然这还只是第一个阶段，以后还会有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阶段，才能完成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刚才讲的这个过程，是公社集体化的过程。这整个过程，其性质是社会主义的即按劳分配的过程。
我在出北京以前，也赞成反本位主义，但我走了三个省就基本上不赞成反本位主义了。不是本位主义，而是他维护正当权利。产品是他生产的，是他所有，他是以瞒产私分的方式来抵抗你。我基本的意思，就是想把我们拼命反对的这个本位主义帽子揭掉。我们现在是反对拿多了一点，凡是手伸长了，你得收回来，这种性质是一种冒险主义。
办法，我看是要开个六级干部会，河南现在正在开。他们原先开的是四级，省、地、县、公社，现在我跟他们商量，加两级﹣﹣管理区和队，这个对台戏就好唱。
二、劳动力分配问题。现在农民怕的是人力、产品随便被拿走了。目前动力分配极不合理，农业（包括农、林、牧、副、渔）劳动力分配太少。工业、服务业和行政人员太多。必须把这个太多的部分坚决地减下来，充实农业，不然很危险。现在农村里许多生产队只剩下老弱和妇女。
三、消费资料的分配问题。队有穷队、富队、中等队，因此，吃粮和工资的分配，也应该有差别。一九五九年要向农民宣布公社的积累不超过百分之十八，连同国税百分之七，总共不超过百分之二十五左右，即四分之一，以安定人心，以利于提高生产积极性，以利于春耕，使农民心中有个账。四、干部下放当社员的问题。干部下放当社员、当工人，这样一来，我们就跟群众打成一片了。总之，我们的目的就是发展生产，改善关系。
同日阅中共山西省委二月十七日印发的省委第十一次全会
第三次讲话
同日下午，主持第二次郑州会议，刘少奇、邓小平、彭真、李先念、谭震林、胡乔木、柯庆施、李井泉、陶铸、王任重、张德生、曾希圣、舒同、江渭清、刘子厚、陶鲁笳、吴芝圃、周小舟、张仲良出席。
毛泽东作第三次讲话。
要从所有制方面解决问题。现在是一平、二调、三收款。这样一来，统统违反按劳分配原则，否定价值法则，否定等价交换。价值法则、等价交换，不仅适用于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的内部，也不仅实行于全民所有制的产品跟集体所有制的产品之间，而且也实际上实行于国有企业各部门之间。世界上的东西是相互交换的，大体是等价。忽然一股风，一平、二调、三收款，完全破坏经济秩序。
人民公社决议没有阻止一平、二调、三收款这股风。（邓小平：上午我们议了一个提法，是这样几句话："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收入分配，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多劳多得，承认差别。"）等价交换不要一句？没有经济法则？有多劳多得，并不等于等价交换，可以叫价值法则、等价交换。把等价交换一否定，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结果人家就恐慌。凡是不实行等价交换的，搞一平二调的，农民一定瞒产。
去年十一月到今年二月，全国农村发生大恐慌，怕共产，从桌椅板凳开始，还有大炼钢铁中的献宝，什么破铜烂铁，都无代价地拿走了。放"卫星"今年要尽量节制，现在有什么体育"卫星"，有什么诗歌"卫星"，还有什么收购"卫星"、提款"卫星"。现在有些同志心里还在想共产主义。（柯庆施：大家心里都想早一点搞才好。）早一点好，我也赞成。但是你越想搞就越搞不成，你越不想搞就越成。现在要慢一点搞，不要想十五年、二十年搞共产主义。开头我放炮，要紧张一天半，不然扳不转来。究竟所有制基本是在哪个地方？不讲所有制，扳不过来的。头一天那几个小时，弯子转得太陡了，但是第二天就不同了，第二天就感到弯子并不是什么一百八十度。原先心里想的共产多了、个人少了，就是要转这个弯子，现在已经想通了。
现在是去掉本位主义的帽子，反对平均主义思想和过分集中思想，这两个东西是很冒险的，它的性质是冒险主义。现在有些人说公社权小了。我看公社权并不小，过去是太大了，包而不办，办得天怒人怨，现在要放一点，下放以后权还是大。
你现在包那么多，像我们中央过去那个蠢办法，把什么东西都包到自己身上，不晓得放到下面去。现在一放，轻而易举，事情还是做不完。
了解一个公社不要很久，顶多一个星期。你越钻进去越不通，满脑筋尽是那些东西，就钻不出来了。
了解一个公社，又要实际，又要超然，专门实际而不超然很危险。有些人在一个乡村搞半年，还是那么一点结果，反而搞糊涂了。无非是一些要点，一些关节，抓到这些东西，跑一跑，问一问，看一看。没有一点印象，没有感性的东西，也不好。
明天要议一下公社究竟要统几项。（陶鲁笳：向下传达的时候，主要的锋芒是反平均主义。）不是只反平均主义，还有一个过于集中，你们还是想反本位主义？（王任重、陶鲁笳：干部里头的本位主义要批评。）你只要不反五亿农民和所有基层干部的本位主义，那可以。我赞成反那一部分本位主义，而不普遍戴本位主义的帽子。瞒产私分不是本位主义，瞒产私分极其正确，那股风一来，幸得他瞒产。要把什么叫公社所有制加以解释，基础是生产队，你不从这一点说，什么反对拉平、反对过分集中，就没有理论基础了。目前得承认队是基础，跟它做买卖，它的东西，你不能说是你的，同它是买卖关系。干部下放当社员、当工人，基本是解决两个问题：群众的积极性，改善相互关系。
3月2日晨四时半，再次写信给刘少奇、邓小平及与会各同志：
"鉴于河南六级干部会的开法有极大利益，不集中开一次，领导不会很强，全省、区不能迅速作出一个统一的决定，而这种统一的决定是十分必要的。已是三月了，春耕在即，这个大问题不在三月上半月解决，将遇到大损失，我担心苏联合作化时期大破坏现象可能在我国到来。我国过去几年合作化讲步骤，无破坏。这次公社化，仍然必需讲步骤，避免破坏。同志们要求有时间，我想可以。增加一星期，到三月二十日为止，在省城开完六级（是六级，另加若干算账派）干部会，会期从三月十一日开始，二十日结束。中央会议改为三月二十五日开始，四月五日完，开十二天。人大仍定四月二十五日报到，看几天文件，月底只作报告，五月三日才开始进行讨论。起草文件有二十天时间尽够了。是否可行，请酌定。"
同日上午八时，第三次写信给刘少奇、邓小平及与会各同志："我已请恩来、陈云、陈毅、德怀、富春、一波、萧华、定一、康生等九同志于今日来此，到即参加你们今日下午和晚上的会议，共同审定我的讲话稿和你们议定的十二句话，以昭慎重。我的讲话稿，即刻付印，你们收到，请即逐字逐句加以审改。今夜我还要修改一遍，要明三日上午才能再次印好，交与各同志带回去。因此，各省市同志明日起程时间，请推延到中午或下午二时左右。
吴芝圃同志：今、明、后三天请不要安排任何晚会，因为我和大家都不能出席。小平同志：今天我不能见任何外宾，明天（三日）才能见他们。""请你们阅读昨天（一日）河南六级会议的记录。
吴芝圃同志：今天（二日）你们的六级会议记录，请于明天（三日）上午发给各省市同志，使他们能够带回去。以后几天的记录，请用'航快'直送各省、市、区及中央。"
第四次讲话
同日晚八时四十分，主持第二次郑州会议。出席会议的，增加今日从北京到达郑州的周恩来、陈云、陈毅、李富春、彭德怀、薄一波、陆定一、康生、萧华。会议一开始，
毛泽东说：中央的同志都坐到我这边。你们（指出席会议的中央局和省委的第一书记﹣﹣编者注）都坐到那边，我们对面，我要看你们的脸。
毛泽东在会上作第四次讲话。
头一天我把炮一放，他们一晚不睡觉，心里硬是斢不转，第二天就开始转过来了。河南这些干部也是这样，头一天放炮，大吃一惊，弯子转得太陡了。"倒退"、"右倾"、"不要共产主义"、"富农路线"这些帽子都给我安上了。（刘少奇：他们今天的心情转变过来了，昨天还有抵触情绪。）你们讲那个话，我觉得也对，党委书记究竟是搞共产主义，还是搞本位主义？这是个复杂的东西，不能简单地说是搞共产主义还是搞本位主义的问题。我们基本上不要本位主义这个帽子，部分的要。确有本位主义，说而不服，屡教不改，可以完成征购任务还有余，他不完成，应该积累的他不愿意积累，这一部分本位主义的帽子我们随时要拿到手里。
但是，不要说五亿农民和成千万的基层干部（生产大队、小队的正副队长）都是本位主义。对我的讲话，我又把鼓励那一部分加了一点。现在主要是县、社这两级跟下面顶牛，这个东西一来，他们就灰溜溜的了。所以，要开个全省会议，鼓起他们的气来，说明只有一个指头的缺点，不过是多统了一点，平了一点。搞了一个文件，叫《郑州会议记录》，有甲、乙两项，乙是我的讲话，甲是郑州会议纪要。
（邓小平：我们正在议一个管理权限的文件，这个文件我们觉得可以放在这个记录中。）那末这个记录就是三项了。
毛泽东说：穷队和穷管理区，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要有这个志向，靠自己的双手起家。国家可以帮助他们，是不是在几年内拿出几十亿来支援穷队、穷社。山东历城的东郊公社十二万人，有一百五十四个生产队，这个公社党委书记的工作比我的工作还难做。要告诉他一种工作方法，无非一条是走马看花，一条是下马看花。走马看花，这些生产队，你得分期分批地走一走。下马看花，你得研究一个到几个典型，时间并不要长。有些人在那里搞几个月也搞不清楚，越搞越糊涂，材料越多，笔记写得越多，脑筋越乱。
三国时期曹操的一个有名的谋士郭嘉，他说袁绍这个人多端寡要，多谋寡断，见事迟，得计迟。所谓的见事迟，得计迟，就是形势已经出来了，还不能作出判断，得出一个方针来，就处于被动。郭嘉这个人很有名，《郭嘉传》可以看。
我借这个故事来讲人民公社党委书记以及县委书记、地委书记，要告诉他们，不要多端寡要，多谋寡断。谋是要多，但是不要寡断，要能够当机立断；端可以多，但是要抓住要点，一个时候有一个时候的要点。这是个方法问题。
这个方法不解决，每天在混混沌沌之中，叫做什么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什么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特别是对外斗争，得计迟是很危险的。
世界上的事情，人有旦夕祸福，为了国家安全、党的安全，得想各种办法。我辞去国家主席，根本理由是这一条。这个话不好讲，所以武昌决议案上没有写。一是为了国家安全，二是免于出国，三是避免麻烦。
同日晚十一时半至次日晨七时，同胡乔木修改在第二次郑州会议讲话的整理稿。
第五次讲话
3月5日下午，主持第二次郑州会议的最后一次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谭政、黄克诚、胡乔木、刘仁、乌兰夫、欧阳钦、吴德、黄火青、叶飞、江华、邵式平、刘建勋、谢富治、周林、王恩茂、李景林。
毛泽东在会上作第五次讲话。
他说：人家都没有饭吃，你天天搞共产主义，向富队去共产，这怎么行？这是抢产主义。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成果，这是不许可的。
至于一平、二调、三收款，根本就是否定价值法则，否定等价交换。这是个大事，民心不安，会影响军心的。国家收购是等价交换，国家付了钱的，但是公社拦腰抢劫。整社整了三个月（十二月、一月、二月），隔靴搔痒，没有落到痛痒之处。我看，首先要下楼的是我们，从中央到公社，要搞个楼梯，这个楼梯就是要解决所有制问题。因为我要把问题讲彻底，所以一些不好听的话都讲出来了，比如什么抢产之类。
要承认三级所有制，重点在生产队的所有制。头一天我这炮一放，我说，什么瞒产私分，完全必要，这是我们的政策造成的结果。
明明是我们以及在座诸公叫他们瞒产私分的，是我们的政策要他们这么搞，叫他们磨洋工，叫他们外逃。
我现在代表五亿农民和一千多万基层干部说话，搞"右倾机会主义"，坚持"右倾机会主义"，非贯彻不可。你们如果不一齐同我"右倾"，那么我一个人"右倾"到底，一直到开除党籍。
现在，六中全会决议很多东西没有实行。比如等价交换，根本就忘记了，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这种办法，人民公社非散伙不行。这样搞下去，势必搞翻了农民，农民势必只进行简单再生产，能吃就完了，不要扩大再生产。因为他没有余力投资，他不能积累。什么大跃进，肯定没有了，任何跃进都没有了。
各生产队之间的差别，永远也不能绝对消灭，总是有差别的。有了三年、五年、七年，公社的积累一年一年增多，办的事业一年一年增多，穷队发展起来，现在的基本的队所有、部分的社所有的所有制，就可以反过来，变成基本的社所有、部分的队所有的所有制。部分的队所有，我看永远存在。那时公社逐步集中就多了，要作为一个过程来看。
过去对这个问题，我们包括我在内没有分析。在武昌我没有分析。在北京，一月份我烦闷，还没有分析；到二月份，我开始分析这个问题。谢谢几亿农民瞒产私分，坚决抵抗，就是这些事情推动了我，我就想一想。
现在问题是在县和公社，特别是公社这一级，要使他们懂得价值法则、等价交换，这是个客观规律，违反它，要碰得头破血流。供给部分要少，工资部分要多。还有人说富队会要搞资本主义，怎么样才叫资本主义？有人说富队这个小行星要跑掉，不围着太阳转了。它跑到哪里去？
我就不相信。现在我们实行三级管理，三级核算，权力下放，承认队的基本所有制，我看它高兴，它没有跑的必要。
我要讲的话就是这么一点。郑州会议记了我的讲话，将来可能有一点修改，或者我将另外写一点东西。比如伙食与工资的比例，这个问题就没有讲。有些字句，有些文字，还要写妥当一点。现在已经发的这个东西，当做初稿好不好？但是你们不要等我那个东西，基本观点不会变的，你们放手去做，将来无非是更恰当一点，更完备一点。
会后，毛泽东同一些省委第一书记进行交谈。
他说：六中全会就是缺乏三级管理、队为基础这一部分。没有说公社内社与队、队与队也要实行等价交换，这是一个缺点。这个责任我们得担负起来。原先这个稿子说了，我本人就是没搞清楚，有责任。这是个认识问题，一步一步深入，发现矛盾，分析矛盾，揭露矛盾，才能解决矛盾。
分析要有一个过程，发现矛盾开始是感觉性质的，分析才到理性阶段。解决矛盾就是进入综合阶段，你解决问题得一起解决，得各方照顾。
为什么这些干部瞒产私分，决心那么大，行动那么迅速？就是五亿农民支持他。而公社，以及我们，在一个短时期，几个月时间，就脱离群众。不是全部脱离干净，总而言之是相当脱离。脱离一部分，他就不卖给你东西。在实践中，客观世界要反映到我们主观上来。迟早要反映，已经五个月了。要说服公社干部，使他们懂得有一个发展过程，懂得等价交换，不能拦路抢劫，这样公社才能发展比较快。财产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价值法则、等价交换，武昌会议是搞清楚了的，但没有哪个理会。现在我们要坚决执行这个决议，人力、物力、财力不能不等价交换。还有个城市办公社问题，我就想不通。我在天津跟他们讲过这个问题，天津他们说要办一个统一的公社，我说你已经是个公社了，你还办什么公社。
我看县城可以搞，其他城市已经搞起来了的，不要动，不要又一股风吹掉了，还要试验试验。没有搞的暂时不搞。大城市现在不要搞。
同日《郑州会议纪要》(《郑州会议记录》的第一部分）定稿。
毛泽东亲笔书写一份。
全文是："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在郑州举行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进行了七天，三月五日结束。到会者，中央二十人，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二十七人，共四十七人。会议的主题是人民公社问题。首先由毛泽东同志讲了他的意见，然后进行了几次讨论。结果如下：
（一）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意见。
（二）规定了如下十四句话作为当前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这十四句话是：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
（三）起草了一个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郑州会议记录》第二部分是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第三部分是王任重、陶鲁笳起草的《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
同日晚上，在河南省交际处会议室召开会议，听取吴芝圃、杨蔚屏、赵文甫、史向生、戴苏理及开封、新乡、洛阳、南阳、许昌、信阳的地委书记和郑州市委书记汇报河南省六级干部会议的情况。
3月7日晨，在停靠郑州的专列上听取吴芝圃、杨蔚屏、赵文甫、史向生汇报情况。
3月8日晨，阅中共湖北省委三月七日关于贯彻郑州会议精神的情况报告，批示："湖北省委三月七日的这个报告，现在请中央书记处用电话方式立即传达给各省、市、区党委同志们，以作参考。湖北的特点，就是快，有准备，有步骤。他们从三月三日到十日，以八天时间，做准备工作。这种准备工作，是生动活泼的。四五天内，一下子弄通了省、地、县三级和少数几个典型公社的多数同志的思想，作了调查、研究，并且着手起草文件，以便提交三月十一日开始的有全省三千多人参加的六级干部大会。这个大会，有几百个观潮派、算账派参加，多么好啊！
我认为，湖北省委的总方针是正确的，是符合郑州会议的精神的。他们的各项细节，我现在不准备发表评论，湖北的同志们会弄得好的。我准备于三月十日到武昌，研究他们六级干部大会的情况。"同时，批示吴芝圃："湖北省的这个报告，请你印发六级干部会议各同志，每人一份，以为参考，以壮士气。不要吝惜三千多份纸张，各省交流经验，可以启发思想。以为如何？
"湖北省委的报告说：近几天来，省委紧紧地抓住一条，即迅速、广泛、深入地把郑州会议的精神贯彻下去，召开了一系列各级干部会议。省委决定于三月十一日在武昌召开全省六级干部大会，加上各地六百名观潮派、算账派，参加人数将达三千五百多人。目前省委常委扩大会议正根据郑州会议精神和传达后的反映，进行讨论，写出文件草稿，交六级干部大会进一步讨论。
同日阅河南省六级干部会议关于人民公社问题的综合材料，批示，"此件发各省、市、区党委。很值得一看。"并为这个材料写了一个说明："河南省委召开的六级干部会议关于人民公社的体制问题、分配问题、穷队富队问题和几个具体政策意见问题的综合材料（一九五九年三月六日。根据此项材料，起草了一个《中共河南省委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和若干政策的规定》和一个总结提纲。"本日上午九时二十分，在专列上同吴芝圃、胡乔木谈对规定和总结提纲的修改意见。次日晨一时半，继续同他们谈修改这两个文件问题。
3月9日晨四时，就各省召开以讨论人民公社为主题的六级干部大会等问题，写信给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题为《党内通信》。
信中说："中央定三月二十五日在上海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你们都要到会。各省、市、区党委根据此次郑州会议决议精神，以讨论人民公社为主题而召开的六级干部大会，大约需要开十天左右。因此，应当立即召开。例如湖北省委定于三月十一日开会，是适当的。太迟了，不利。时间太短，问题的分析、揭
露和讨论，势必不充分，解决得不会很适当和很彻底，就是说，不深不透。各省、市、区大会应当通过一个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和若干具体政策问题的决议，第一书记要作一个总结性的讲话，以便又深又透地解释人民公社当前遇到的主要矛盾和诸项政策问题。将这两个文件立即发下去，使下面获得明确的根据。而这样两个文件的思想形成和文字起草，需要时间。假如三月十一日大会开幕，可能要开到三月二十日或者二十二日才能结束，各第一书记才有可能抽出身来，于三月二十五日到上海开会，这样就从容些，不至于太迫促。"
"总之，三月份可以基本上澄清和解决人民公社问题中一大堆糊涂思想和矛盾抵触问题。四月起，全党全民就可以一个意向地展开今天的大跃进了。我希望各省、市、区也这么办。各省、市、区的六级干部大会，如果能像湖北那样在三月十一日召开，三月二十日或二十二日以前可以结束，三月底可以结束县的四级干部会议，四月十日以前可以结束社和队的讨论，比河南也只迟十天左右。有些同志或者会认为仓促、无准备，大会召开的时间应当推迟。我认为不宜如此。我们已经有了明确的方针，把六级干部迅速找来，把方针即刻放出去，三几天内就会将大小矛盾轰开，就会获得多数人的拥护。我们取得主动，观潮派、算账派无话可说。
当然会有一部分人想不通，骂我们开倒车。这些人会有几天睡不好觉，吃不好饭，但也不过几天而已。三几天后，就会想通的。总之，慢了不好，要快。"
"以上是我的建议。是否可行，还是由你们根据你们自己的情况去决定。"
写信后批示："小平同志：附信，请你看后，立即送交少奇同志看一下，叫尚昆务于今夜（三月九日），用电话发至各省、市、区，西藏除外。听说，湖南定于三月十六日召开六级干部大会，太迟了，故写此信。乔木正在帮吴芝圃同志修改大会的两个文件，迟一二天方回你处。"
同日中午十二时，对曾希圣报送的关于安徽省六级干部大会的安排等问题的报告，写题为《介绍安徽的经验》的批语："曾希圣同志三月八日二十四时报告，九日上午收到。安徽六级干部大会定三月九日开始，十八日完毕，比湖北还早两天，非常之好。安徽大会人数竟达一万多人，内观潮派有一千多人，手面很大，没有怕鬼思想。共产党人如果怕鬼，那就不像样子了。此件发给各省、市、区党委，以为参考，西藏除外。"曾希圣的报告说：安徽省三月四日至六日开了地、市委书记会议，六日至八日开了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定于九日到十八日开六级干部大会，到会人数为一万零三百七十二人。地、市委书记会议，全部同意主席指示，没有一个人表示异议。县委书记的百分之八十以上感到主席的指示及时、英明，但有一部分同志还有不少的顾虑。
同日下午一时，对中共湖南省委报送的关于执行郑州会议指示的简报，写题为《关于湖南报告的意见》的批语："湖南省委三月八日的报告，九日上午十二时收到。六级干部大会宜早不宜迟。先布置生产，很对。县、社、大队和队，都有一二个强的领导者留在当地指挥生产，农时决不能误。但全省大会宜早开，分两批到省，第一批四级，第二批两级，一开始就是大会，河南就是这样开的。大会有公社三级干部，把方针一放，立即轰开，情况暴露，就是最好的调查。不必事先做调查，以省时间。很多同志做了几个月的调查，开过不少的大会小会，结果对于大量存在的事物，却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原因是方法不对，找不到主要矛盾在什么地方。大家都读过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办起事来却在长时间内不认识公社的集体所有制要有一个由小到大、由量到质的变化过程，几乎普遍否认价值、价格和等价交换的经济法则。这不是很奇怪吗？但却是事实。现在已有了郑州会议的方针，只须将六级几千人召集在一起，把方针一放，几天工夫，情况就会明白了，思想就会弄通了。会议早开早结，于630
1959年3月
农时也有利。"写批语后批示："小平同志：此件请用电话于今夜发各省、市、区党委。下附湖南八日报告。"湖南省委的简报说：最近召开省委常委扩大会，传达讨论了第二次郑州会议的指示。由于当前正是春耕备耕和培育春收作物的紧张阶段，贯彻郑州会议精神必须要求在思想方面尖锐和深入地解决问题，同时又必须继续鼓足正在展开的生产跃进运动的劲头。为此，省委决定：布置当前生产工作，首先将生产锣鼓打响。三月十三日召开全省六级干部大会。省委、各地市委立即各搞一两个试点，摸清干部、群众思想情况，提出如何贯彻执行郑州会议精神的具体方案。
3月10日晨四时，对中共广东省委报送的关于贯彻第二次郑州会议精神情况的报告，写题为《介绍广东的经验》的批语："广东省委三月八日二十四时的报告，我在九日下午收到。他们决定三月十一日开六级干部大会，会期七天至十天，每个公社有五人参加，三级都有代表。据说生产队级代表二人，一人代表富队，一人代表穷队。五人中有一人是观潮派。六级干部共有五千人到会。我认为这样做是适当的，可供各地参考。"
同日大上午，在停靠郑州的专列上同胡乔木谈话。下午，乘专列去武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