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4月12日，凌晨四点半，郑州南四环外的刘湾村路口，天还黑着。
车灯扫过去的一瞬间，你才能看清——路边黑压压站满了人。黄色安全帽，洗不干净的迷彩服，手里提着瓦刀、电钻、工具桶。他们三三两两松松垮垮地站着，围在一起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眼睛却时不时往路口瞟。一旦有车减速，所有人就像被按了什么开关，哗地全涌上去，把车窗围得严严实实。
“老板，要几个人？”“老板，木工，钢筋工都有！”
车灯灭了，人潮退去，路口又恢复了刚才的松弛。一个穿迷彩服的中年人没往前挤，他站在路牙石边上，背着一个磨白了边的工具包，焦灼地看着手机——不是在抢单，是在等一个老乡回他微信。
他叫马建国，51岁，商丘夏邑人。打从他嘴里说出这句话，我先愣了一下。
“今天第三天了，没接到活。”
他算了一笔账给我听。房租一个月300块，在刘湾村一个加盖到五层的民房里，就一间，厕所公用。早上四个包子一碗胡辣汤六块，中午一碗捞面十块，晚上还是面。不抽烟不喝酒，一天固定开销不到二十块钱。但就算这么省，连续三天没接到活，心里也发慌。
“在这等活就是这样，”他把安全帽摘下来，露出一头压得变了形的灰白头发，“运气好了，连着半个月每天都有活，一天一百八，干十个小时。运气不好，连着好几天开不了张。我今天第三天了。”
他的手机屏碎了左上角，微信里置顶的聊天记录全是各种招工群——“刘湾钢筋工群”“郑州零工木工群”“急招瓦工今天走”。他往上划了好几下，那些群里一整天没一条新消息。
“活越来越少了。”他把手机揣回兜里，“以前那些大工地，一个项目能干好几个月。现在大工地少了，都是些零碎小活，抢的人又多，有时候一天蹲不到一个。”
但我问他想没想过换个地方，他摇头。“大工地倒是钱多，一年结一回，欠账能把人拖死。”刘湾的散活有一个好处——当天结算，基本不存在欠钱的风险，晚上收工就能拿到现金。“被欠账欠怕了。这边挣得少，但是踏实。”
那你有手艺，为什么不去正规工地干长期？
他沉默了一下，说：“我51了。好多工地过了五十就不收了。”
马建国刚说完这句话，旁边一个戴着旧安全帽的大爷插了一句嘴：“你才51，急啥。我都64了，更没人要。”
这个大爷叫何来运，周口太康人。干木工，手艺是从小跟着师父学的。问他干了多少年，他掰着手指头数了半天，最后挠挠头说：“十五六岁就出去了，大概五十年。”
“五十年？”我以为听错了。
“十五六岁就开始干了嘛。”他拍拍手上的茧子，“现在64，你说多少年。”
何来运身体确实硬朗。一米七出头，背不驼，走路带风，一只手里能拎两桶灰。他说自己还能干十年八年没问题，有个朋友70多了还在干，天天跟他一块。但身体好归好，到了60岁这个门槛，工地就不让进了。
“要填身份证，过门禁的时候人脸识别一扫，超龄的当场就拦。”他把声音压低，“没办法，只能报假年龄。虚岁往小了说，往五十多岁说。工头也不深问，只要出了事别找他，他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何来运一天挣170块，扣除房租吃用，一个月能净剩三千出头。对他这个年纪来说，一个月三千多，在老家的村子里不是小数目。他老伴常年吃药，两个孙子在县城上学，“我能多干一天，年轻人肩上的担子就轻一分”。还有四年就七十了，到时候六十岁这条红线不管用，七十岁这个门槛，他又得寻思新办法。
何来运说完，点了根烟，朝路口看了一眼，没车来。
凌晨五点多，天边泛了点青白色。我站在刘湾村的十字路口往四周看，终于看清了这个被称为“郑州最大零工劳务市场”的全貌。
路两边全是人，一眼望不到头。路中间只给机动车留了一条逼仄的双向通道。路北是钢筋工的地盘，路南站着木工和瓦工，路东边聚着杂工——他们什么都能干，性价比反而最高。各帮各派，互不打扰。每个人手里都拎着吃饭的家伙，瓦刀、电钻、锤子，工具就是他们的身份证。工头的车减速了，先喊工种再问年龄，工种不对，话都搭不上。
打工者的平均年龄50岁左右。身上是永远都洗不干净的迷彩外套，衣服上粘着昨天的泥、前天的灰，还有不知道什么时候蹭上去的漆点子。安全帽磕得一道一道白印。脸色跟衣服一个调，黄褐色的，是被风吹的，也是被南四环的尘一层层镀上去的。
这个散落在四环之外的荒凉之地，在郑州大多数人还在被窝里翻身的凌晨四点，就已经迎来了一天中最繁忙的时刻。在一篇报道里，有记者把这里比作古代“半夜而合、鸡鸣而散”的鬼市——天亮之前最热闹，太阳出来之后人们就散了，该去工地的去了工地，该继续蹲活的继续蹲。
那些等到八点还没被挑走的人，脸上的焦灼能从安全帽下面泄漏出来。马建国说这种感觉他太熟了：“站那等，就像河滩上的石头，等着水来把你捡走。水来了，别人被捡走了，你还蹲在那儿。一次没事，两次没事，连着三天没人捡你，你心里那滋味……没法说。”
我说了一句有点多余的话：“你们年纪都这么大了，吃这个苦，家里孩子……知道吗？”
马建国把安全帽拿在手里，反过来看了一会儿，说：“不知道。跟他们说啥。他们也难，我能自己挣就不要他们的。”
后来我才知道，他们不是爱吃苦。是因为他们没有别的选项。
马建国的儿子在郑州一家物流公司做装卸工，儿媳妇在家带两个孩子，一个月挣六千多，一家四口住在城中村的一间出租屋里。马建国说：“我能多挣一千是一千，帮不上他们别的。”
何来运更直接：“老农民又没有退休金。你能干活的时候不攒钱，以后动不了了，你的养老钱、药钱从哪里来，不能全指望着孩子。”
全国人大代表张全收在2026年全国两会上说过一段话，放在这里很合适。他说，他建议让身体硬朗的60岁以上农民工继续有活干，是基于一个朴素的判断：我国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因为生活水平、医疗水平提高，六十多岁的人身体普遍较好；而1966年到1980年出生的这一批人数量庞大、时间线也长——“谁有条件了，都不会让自己的老父亲再去工作。家里条件差，老人不出去工作，就没办法解决经济问题”。
六点十分，天彻底亮了。刘湾路口的人渐渐稀疏——被挑走的已经上车走了。还蹲在原地的，有的低头抠工具桶上的锈迹，有的漫不经心地刷着手机，屏幕反光打在脸上，表情看不清。
我去采访的时候，有一名记者拉着环卫工问路，环卫工说：“顺着那些迷彩服走，路边站的都是。”
你看，连环卫工都知道。
马建国看了一眼时间，把手机往兜里一揣，起身了。他那个老乡终于回了微信，说中原区有个工地今天缺人，让他赶紧过去。他打开滴滴，从刘湾到中原区，打车费47块。他盯着那个数字看了好几秒，牙疼似的吸了口气，然后点了确认叫车。
“车费四十七，今天干活的工钱一百八，去掉车费去掉饭钱，今天还能剩一百出头。”
“也行，”他说，“一百出头也比零强。”
车来了，他把工具包甩上肩膀，朝我摆了摆手，弯腰钻进后座。车门关上的一瞬间，我看他从兜里掏出一个塑料袋——里面是俩凉了的白吉馍，大概就是他的早饭。
车尾灯消失在匝道尽头，刘湾路口的迷彩服仍站在原地，等待下一辆减速的面包车。
不远处，何来运还在路边坐着，手里的安全帽放在脚边。路过了几辆面包车，喊了“几个钢筋工”，没喊木工。他把烟掐在脚底板底下碾了碾，继续坐着。
马建国和何来运的困境，不是他们两个人的困境。
2026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张全收为60岁以上农民工发声，建议政府为身体康健的大龄农民工搭建更多就业平台，完善用工保障。2026年初，河南省零工市场在郑州正式挂牌运营，试图以线上线下融合的方式，让“马路市场”走向规范化。
但政策的暖风，吹到南四环的路口，还需要时间。
那个凌晨，在南四环刘湾村路口等活的中年人、老年人们，他们的故事还远远没有结束。明天凌晨四点，刘湾村路口还会亮起同样的车灯，站着同样的人，等着同样的“老板，要几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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