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一个湖口人的第二故乡

       一九八四年深秋，我第一次踏上郑州的土地。那时候我二十岁，从江西九江坐了一夜的大轮到汉口，又坐了几个钟头的绿皮火车，怀里揣着两百块钱，蛇皮袋里装着几件换洗衣服，还有一把从老家带来的抹子、切刈机和橡胶锤。

       九江是长江边上的小城，我从小在水边长大，没见过那么大的北方城市。火车到郑州是下午四点多，车一停，我就被冷风灌了个激灵。十月在九江还穿着单衣，到了郑州就得缩着脖子走路了。我跟着人流往外走，站前广场黑压压的人群。拉客的人扯着嗓子喊：“旅社，旅社，有热水！”“三轮，三轮，去哪？”地上湿漉漉的，不知道是下雨还是洒的水。我站在广场中央，蛇皮袋靠在腿边，茫然四顾，只觉得郑州真大，大到让人心慌。

      那时候的郑州，灰扑扑的。楼房不高，多是四、五层的红砖楼。路不宽，自行车比汽车多得多。二七塔就是最高的建筑之一了，白墙红顶，在灰蒙蒙的城市里显得格外扎眼。我在塔下站了很久，仰着头数，确实是十一层。塔顶的大钟响起来，奏的是《东方红》，声音浑厚，能传出去很远。我心想，这就是郑州了，我以后就要在这里讨生活了。

       我干的是泥工，贴瓷片、铺地板砖。那时候郑州刚刚开始有人搞装修，贴瓷砖是个手艺活，不像现在这样普及。我跟着一个老乡干，他比我早来两年，租了间城中村的房子，我们俩挤一张床。白天就去工地拌水泥，贴瓷砖。蹲在地上一干就是一天，膝盖磨得生疼，手指被水泥烧得裂口子。可我干得很踏实，觉得只要肯下力，就有饭吃。瓷砖贴得平不平，用水平尺一量就知道；缝对得齐不齐，拿眼睛一瞄就见分晓。我那时候年轻，腰好，蹲一天也不觉得累，看着一面墙从灰扑扑的水泥变成亮堂堂的瓷片，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的满足。

       四十年后的今天，我又站在了二七塔下。

       塔还是那个塔，可周围完全变了。德化步行街宽阔平整，两旁是玻璃幕墙的大商场，霓虹灯、广告牌、电子屏，流光溢彩。广场上有音乐喷泉，孩子们在水柱间跑来跑去，浑身湿透也不肯走。年轻的姑娘们穿着时髦的衣裳，举着手机直播，对着镜头笑。我站在人群里，像是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什么都新鲜，又什么都恍惚。变化太大了，大到我有时候怀疑，这跟四十年前是不是同一个地方。

       我试着从二七广场走到火车站去，想找回当年那条路。走了不到两百米，我就彻底迷了方向。原来那些窄巷子、低矮的门面房、卖五金建材的小店，全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宽阔的马路、地下通道、过街天桥。我找了一圈，才在路牌的指引下找到火车站。

       如今的郑州火车站，气派得像一座宫殿。西广场、东广场、南北两个进出站口，地铁直达，公交枢纽就在旁边。广场上干干净净的，有专门的出租车候车区，有志愿者服务站。我站在广场上，努力回想四十年前那个凌晨——蛇皮袋、抹子、昏黄的路灯、拉客的吆喝——觉得那像是上辈子的事。

       这些年，郑州就像变了一座城。

       我记得八十年代的郑州，城中村遍布全城。关虎屯、胜岗、老鸦陈、孙八寨……我在其中好几个村子住过。握手楼、一线天，房间小得转不开身，夏天热得像蒸笼，冬天冷风从墙缝里钻进来。我在关虎屯住得最久，那间房不到十平方，堆满干活的工具，电线、水桶、切刈机、推拉板、还有日常生活用品等，连转身都费劲。可那时候不觉得苦，年轻嘛，觉得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后来，那些城中村一个一个拆了。我去看过，关虎屯变成了商业中心，高楼林立，灯火辉煌。我住过的那栋楼、那间我曾住过小屋子，早就找不到了。可巷口那棵大槐树还在，被围起来当了景观树，树干粗得两个人都抱不住。我站在树下，闭上眼睛，耳边仿佛还能听到房东奶奶唱豫剧的声音。她也走了好多年了吧。

       我后来自己开了装修公司，从一个人干到带着几十个人干。郑州的房子，我贴过瓷砖的成百上千套。从最早的白水泥勾缝，到后来的美缝剂、环氧彩砂；从最普通的白色瓷片，到现在的岩板、大板、通体大理石。我看着郑州人的家住得越来越好，卫生间、厨房越贴越讲究。我有时候想，这座城市的一砖一瓦、一墙一地，也有我的汗水在里面。我不是郑州人，可我的青春、我的手艺、我的半辈子，都留在了这里。

       郑东新区我是看着建起来的。从一片鱼塘和麦地，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如意湖、龙湖、金融岛、大玉米，到处都是摩天大楼，夜景不输上海和深圳。朋友开车带我在东区转了一圈，指着那些高楼一一告诉我名字，我记不住，太多了。我只记得那天晚上，我站在如意湖边，看大玉米亮起灯光，金灿灿的倒映在水里，风从湖面上吹过来，温润而柔软。

       四十年，我看着这座城市从小变大，从旧变新，从灰扑扑变得亮堂堂。也看着自己从一个二十岁的毛头小子，变成了六十岁的老头子。腰也不行了，蹲久了就疼，可每次看到瓷砖贴得平平整整、缝对得整整齐齐，心里还是舒坦。

       可有些东西，又好像从来没变过。

      比如胡辣汤。我第一次喝胡辣汤是在郑州，那时候还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第一口呛得我眼泪直流——九江人哪里吃得惯这个？可干了一天贴砖的活，出了一身汗，第二口就觉得香了。后来我喝了四十年的胡辣汤，从最早的两毛钱一碗，到现在十几块钱一碗，味道还是那个味道，辛辣、浓稠、喝一口满头大汗。我退休以后搬回了九江，那边的早餐是炒粉、瓦罐汤，清淡鲜香，可我心里总是想郑州那一口。所以每次回郑州，第一件事不是去看老房子，而是找个老店，坐在油腻腻的桌前，喝一碗滚烫的胡辣汤，泡两根油条，吃得心满意足。

       比如黄河。我常去黄河边，从年轻时候就去。那时候黄河大堤还是土路，风一吹黄沙满天。现在修成了湿地公园，有步道，有观景台，有大片的芦苇荡。可黄河还是那条黄河，浑黄的水，浩浩荡荡地往东流。我站在岸边，看河水汤汤，风迎面吹来，忽然觉得，四十年的人和事，在黄河面前都算不了什么。它在这里流了多少年了，看着一代代人出生、长大、老去，看着一座城从旧变新，从新变旧。

      比如二七塔的钟声。每天整点，《东方红》准时响起，风雨无阻。我年轻的时候住在城中村，离二七塔远，钟声飘过来已经模糊了。后来搬到市中心，听得清清楚楚。如今我老了，耳朵有点背，可每次回郑州，还是会特意走到塔下，等着听那钟声。它提醒我，四十年了，我在这里扎了根，成了家，有了孩子，有了一个从一把抹子、一袋水泥发展起来的事业。

      郑州，我的第二故乡。我不是河南人，九江才是我的老家。可四十年了，我在这座城市待的时间，比在九江还要长。

       四十年前我来的时候，两手空空，举目无亲。它接纳了我，给过我馒头，给过我活干，给过我遮风挡雨的铁皮棚子。我看着它一天天长高、变美，它看着我一天天变老。我们互相见证着彼此的变化，那些变化刻在它的街道上、楼宇间，也刻在我的皱纹里、白发里。

       如今我站在二七塔下，四十年像一部电影在眼前闪过。那个提着蛇皮袋、装着抹子和橡胶锤、站在寒风里茫然四顾的九江小伙子，已经找不到了。可这座城市记得他。郑州记得每一个来过、留下过的人。

       钟声又响了。

      我抬头看了看塔，转身朝火车站走去。九江在东边，郑州在身后。可我知道，我还会回来。

       ——因为我的根，有一半已经扎在这片黄土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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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卫红 撰文

                                         喻春华 编辑

                                         2026.06.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