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全星:郑州考古发现与中华文明起源

郑州考古发现与中华文明起源

索全星/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郑州是河南省省会，国家中心城市，位居黄河中下游分界与嵩山之间，全境6区（二七、中原、回族管城、惠济、金水、上街）5市（登封、巩义、新密、新郑、荥阳）1县（中牟），总面积7446.2 平方公里。这里气候四季分明，土壤肥沃，水源充足，物产富饶，十分适宜人类生存。境内嵩山为五岳之中岳，号称“天下之中”，这里史前及夏商周三代古迹遗物丰富，或为中华文明起源及文明起源研究的重要区域。因此，中国考古工作的蓬勃发展和辉煌成就，不仅与嵩山文化密切相关也与郑州紧密相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郑州商城、王城岗遗址、大河村遗址、裴李岗遗址等一系列发现，成为中国考古和文明历史研究的代表性遗址，掀起了郑州尘封已久的历史面纱，为考古学研究树立一支中原文化标尺，续写了中国考古历史的新篇章，积淀丰厚的文物古迹成为许多考古学者探求文明、寻源究古的圣地。一部河南史，半部中国史；天下正中心，郑州华夏源。^［1］

一、郑州考古发现与文明研究概述

郑州考古始于1921年。是年担任中国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顾问的瑞典学者安特生派人来到河阴县（今荥阳市）调查，发现了秦王寨、牛口峪、池沟寨3处新石器时代遗址。次年瑞典人T·J·阿尔纳以农商部地质调查组为由，在青台村一带收集新石器时代彩陶和图案陶片，并编辑了《河南石器时代之着色陶器》一书。

旧中国政治腐败，经济凋敝，民不聊生，社会动荡，民族危亡日甚，“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自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科学、民主”思想深入人心，但疑古派以“西周以来无历史”而摧毁了原有的中国古史体系，加之西方学者的“中国文化西来”，使得中国文化失去了根基。当时虽有甲骨文发现和殷墟考古发掘，中华文明也只是停滞在殷商阶段。即使如此，火热一时的殷墟文化和甲骨文研究，极大地提振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和文化自信。当时，许多学者自觉以中华文明起源和社会文明研究为己任，努力重建中华文明历史的考古学体系而敬业勤奋、热情不已。当然，在旧中国完成这样的考古工作是不可能的事情。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为郑州文物考古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保障，许多新发现和文物保护成就使郑州逐渐成为令人瞩目的文物大市，不断更新和拓展中华文明起源探索的学术视野，蜚声海内外。

1950年，韩维周发现郑州商代遗址，经过安金槐、邹衡等一大批考古学者半个世纪的发掘研究，出版《郑州二里冈》^［2］《郑州商城》^［3］等发掘报告，建立了二里冈文化的考古学体系，揭示了郑州商城早商王都的历史面貌，将中华文明史由殷墟文化上溯至早商时期（图一）。郑州商城周边还分布有新郑望京楼、郑州东赵、大师姑等次级的早商城址，形成拱卫王都之势。之后的郑州小双桥中商大型遗址、郑州人民公园遗址、小胡村晚商墓地、荥阳关帝庙遗址等殷墟文化遗存的发现发掘，从而建立了郑州地区完整的商代考古学文化序列。郑州商城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将中华文明起源研究逐渐聚焦到了郑州。

图一  郑州商城向阳食品厂青铜器窖藏坑

20世纪80年代与21世纪初，登封王城岗遗址发现和发掘，是郑州考古工作的又一大亮点。王城岗遗址经过两次大规模发掘，发现龙山时期小城、大城各一座。其中，大城面积约34万平方米，是迄今河南境内发现面积最大的龙山时期城址，同时发现夯土基址、祭祀坑以及玉石琮、白陶器、青铜器残片、“共”字刻符陶片等遗迹遗物。^［4］这里是鲧、大禹、夏启等历史人物史迹和传说比较集中的地方，如启母石、启母阙等，其地望与《竹书纪年》记载的“夏后氏禹居阳城”相符，“禹都阳城”是目前主流学术观点。以王城岗遗址为代表的嵩山地区的龙山时代遗址，属于先夏文化，称为“王城岗文化”，是夏文化的直接源头。这将陶寺遗址、安徽禹会村遗址、石家河遗址（禹灭三苗）等相联结，契合文献记载，王城岗遗址则显示了王城岗文化晚期“协和万邦”的大国气象。继王城岗遗址之后，1997年以来发掘的新密古城寨城址，用版块夯筑技术建造的坚固的城墙体系，历经4000年风雨，至今仍完好地挺立在地表之上，城内的宫殿基址，丰富的陶、石、骨、蚌及冶炼坩埚等遗迹遗物，为夏王国形成和发展增添了新资料。

新砦遗址位于新密市刘寨镇新砦村西部，面积约100万平方米。1979年至2005年经过多次发掘，初步证实新砦遗址是一处设有外壕、城壕、内壕三重防御体系，中心建有大型建筑基址的大型遗址。城内出土众多遗物，不仅有精美的陶器，如子母口瓮、簋形豆、双腹豆、猪首形盖钮等，还出土有玉凿、红铜容器残片等高规格遗物，反映出这一遗址的都邑性质。新砦遗址的发掘，^［5］特别是“新砦文化”遗存的发现，将王城岗遗址与二里头文化紧密地衔接在一起，构建了夏文化从形成到发展较为完整的文化体系，推动了夏文化研究进一步深入。巩义花地嘴遗址发掘于2004年，是一处由4条环壕围成的以新砦文化为主、兼有王城岗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时期的遗存。近期发现的东赵小城即为新砦文化城址，是目前嵩山以北区域发现的第一座。

郑州市与偃师二里头遗址（二里头文化命名遗址）东西相邻，所以郑州也是二里头文化的核心区。郑州地区在大师姑、东赵、新郑望京楼发现的二里头文化城址，说明郑州仍是夏王朝的腹心之地。重要的是，这些地方在二里头文化城址基础上或利用或重建为早商城址，生动再现了夏、商王朝在此更替发展的历史现象以及商汤以郑州商城为基地、由东向西挺进灭夏的进军路线。

1972年以来，位于郑州东北部的大河村遗址先后开展了20余次考古发掘，厚达13米的文化层堆积，丰富的遗迹遗物，完整地展示了距今6800年至4500年间新石器文化晚期中原地区人们生产生活、创造文明历史的生动情景。特别是连间的陶房基址、独特的墓葬形制、精美的彩陶与天文历法图案，为研究当时的社会形态、精神文化和古代天文历法成就提供了重要资料。《郑州大河村》^［6］成为研究仰韶时期中原文化的标尺，嵩山周边这类遗址以大河村遗址为代表，被命名为“大河村文化”。

大河村文化遗址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发现的荥阳秦王寨、青台等遗址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陆续发现郑州大河村、西山、站马屯、荥阳点军台、新郑唐户、巩义双槐树等许多遗址，特别在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在郑州西山遗址发现了夯土城址，^［7］唤醒了考古学者对这支仰韶大河村文化的再认识。西山城址处在黄河南岸邙山余脉的东端，经过数次发掘，版块夯筑的城墙基址由双重环壕围护，保存有北城门、西城门及西北城隅等重要遗迹，城内有中心广场、平面呈扇形的夯土建筑基址，周边分布有房址和通向北城门道路以及许多窖穴。西山城址¹⁴C测年距今5300～4800年间，正处在中华文明起源和初步发展的关键时段，由此可见其重要性。这是目前黄河流域最早运用版块夯筑技术建造的城址，在中国古代建筑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开启了后代大规模城垣建筑规制的先河，对中华文明萌发形成和古代城市建设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嵩山古称“华山”^［8］，郑州为华地，“中华民族起于此”^［9］。大河村文化中晚期盛行彩陶“古易”（图二），出现天文历法、贴片印刷、丝绸纺织品、连间陶房居址、城墙聚落等创新发明，以及反映社会公权暴力的灰坑葬人与强大社会公权的墓葬简葬薄葬等，一派如火如荼、蓬勃发展的文明社会景象。这时，农业经济发展，特有的墓葬形式与尚简务实的思想文化，正是社会内部发生剧烈变革和走向文明进程的客观反映，应是一支勃发活力的文明起源文化。这支文明起源文化因处在古华地，所以称之为“华文化”^［10］。

图二  合月式阴阳纹彩陶钵（青台遗址88W227:1）

2010年8月，郑州登封嵩山“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主要包括周公测景台和登封观星台、嵩岳寺塔、太室阙和中岳庙、少室阙、启母阙等优秀历史建筑，它们都与古代中国“天地之中”传统文化发生着直接的、必然的联系，充分展现了郑州文物古迹在世界文化领域的中国文化特色。古代先民认为，中国是位居天地中央之国，而天地中心则在中原，中原的核心则在郑州登封，因而这里便成为中国早期王朝建都之地和文化荟萃的中心，将嵩山文化逐步走深盘实。

郑州考古发现，充分展示了“天地之中”“华夏源”的文化魅力，建立了郑州地区完整的考古学文化序列，续写了一段中华文明起源及其早期发展的新篇章。这个文化序列中，李家沟文化、裴李岗文化、大河村文化、王城岗文化、新砦文化、二里冈文化等是构建中国考古学文化体系的“郑州符号”，大河村遗址、西山遗址、王城岗遗址、新砦遗址与郑州商城等，则是中华文明起源及其发展研究不可撼动的历史坐标。

二、华文化——中华文明起源的文化

华文化是嵩山地区古代先民（古华族）创造的新石器晚期文化，主要由仰韶大河村文化中晚期和王城岗文化构成，时间大约处在距今5500～4070年间。因仰韶大河村文化中晚期和王城岗文化的核心区域处在古称“华”的郑州，故称为“华文化”。王城岗文化是夏文化的直接源头，限于篇幅在此从略，我们着重论述华文化，从精神、物质两方面来阐述中华文明的起源。

（一）精神文明

彩陶古易、尚简务实思想、天文历法与文字形成等是大河村文化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彩陶古易是促进人们思想解放、引发大河村文化一系列社会变革和中国化文明进程的思想基础和动力。彩陶古易在我国古代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把它比作一座里程碑，这一点都不过分。如果纵向看待中国文化，彩陶古易应是《易经》《道德经》的思想祖源，成为华夏文明延续不断的文化基因。

1．彩陶古易

仰韶时期盛行彩陶，大河村文化也不例外。据研究，彩陶图案包含了中国远古思想、哲学、数学、美学、天文历法、文字萌发等人文学科的知识源，其中的太极阴阳、发展变化、联系互动、轮回连续等思想文化内涵，我们称之为“彩陶古易”^［11］。彩陶是古易思想的物质载体，是传播古易思想的媒介。彩陶盛行，应是先民信仰的需要。从形而上来讲，大河村文化中晚期彩陶却具有务实创新、主导引领的作用，在意识形态方面应是革命性的。下面以彩陶为例加以说明。

对反鱼阴阳彩陶盆。此陶盆2014年出土于大河村遗址，^［12］施白、黑、红三彩，口沿八组对反阴阳鱼，腹部四组阴阳图案，体现了“古易”阴阳观念和连续发展思想（图三）。先民认为万物皆有“阴阳”的属性，就用阴阳的不同形式进行表述。彩陶盆这种对反阴阳鱼是其一种，大河村文化的青台遗址有合月式阴阳、汝州洪山庙有男根式阴阳，在湖北石家河遗址出现了交互鱼式阴阳。陶盆口沿的八组对反鱼纹图案，可用时隔2500年后的《道德经·第四十章》的“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作其绝妙注解。这图与注解的契合，可谓天成，不仅明确了事物发展变化源于阴阳两种属性的互动和此消彼长，并且其阳性是主导、引领事物发展变化的主要方面或决定方面。现在讲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唯物史观等系统的科学理论，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但5000年前中华先人崇尚自然、认同“阴阳”，具有了朴素的唯物辩证法思想，彩陶盛行及传播古易思想是一次适时的“文化革命”，在当时是了不起的伟大事件，塑造了中华先民的精神灵魂和认识思想的辩证模式。

图三  古易图案彩陶盆及盆口沿纹饰（大河村遗址出土）

彩陶双联壶。彩陶双联壶（F1:29）出土于大河村遗址，高20厘米，泥质红陶，由二件大小相若的陶壶联接而成，腹部联接处有孔洞相通，壶侧各附加一个拱形竖耳（图四）。器表通体施红衣，绘黑彩，左侧壶体画14周平行窄带纹，其间各绘两组三道斜线；右侧壶体画15周平行窄带纹，其间各绘四组三道竖线。器物表面的三道斜线。三道竖线表示阴阳内涵，也与古代乾坤符号相近似。这件双联陶壶彩绘图案造型典雅别致，美观大方，是古易思想与陶器实物完美结合的艺术珍品；研究表明这件陶壶是举行婚姻合卺、部族结盟仪式的礼仪之器，这可旁证F1主人在聚落中的尊崇身份，是文明社会重要的实物见证。古代婚姻合卺、部族结盟是人世生命过程中的重大事件，用隆重的礼仪（祭祀、盟誓等）形式以显示事件之重要。礼仪规制也是构建文明社会的重要因素。

图四   彩陶双联壶（大河村遗址F1:29）

合月式彩陶钵。这件陶钵（T15W227:1）1988年出土于荥阳青台遗址第三层。该陶钵红陶，敛口，鼓肩，斜收腹，平底，口径22.4、底径10.8、高18.1厘米，肩部白底上绘三组黑彩合月式阴阳图案。每组中心为圆点，旋绕以两个尖角牙月，两边为三角弧边形纹（图二）。

花瓣纹彩陶盆。2014年出土于尚岗杨遗址，红陶，折沿，上腹陡直，下腹斜收，平底，腹部饰一道堆纹，口沿与堆纹之间彩绘一周图案，口径18.2、底径8、通高11.6厘米。图案为白彩四出花瓣，红点花心，黑彩铺地。观察陶盆图案结构与色彩的叠压情况，陶盆图案是陶工或画师在阴阳思想指导下，先后使用白、黑、红三种颜色，运用贴片彩绘技法制成。其制作流程为：首先以白彩作底，并找出花纹的中点、中线，将做好的叶片依形状贴敷在白底上，之后刷黑彩，并揭掉叶片，修整图案，最后捺压红点即完成图案作品（图五）。这种贴片彩陶技法，简单实用，具有了“印刷”功能，是古代印刷技术的萌芽。本文中的大河村遗址“日历图”的开光，即用此法制成，然后在开光内手绘太阳纹。

图五   花瓣纹彩陶盆（尚岗杨遗址）

2．尚简务实的思想

尚简务实是大河村文化的特色之一，主要表现在薄葬简祀等仪礼上。没有或极少随葬品的墓葬形式，亘古之未有，经济上减少了丧葬成本，看待死亡的态度更为理性。这不仅需要社会上层身先示范，还需广大民众遵行不悖，更需国家管理机制有效的内部监督，对社会上层道德要求更高。这种葬制不同于之前的裴李岗文化，这与周边同时期文化（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修造大型祭坛、盛行厚葬礼玉之风迥异，看似格格不入，其实是惊世骇俗的思想文化创新，实则体现了它的先进性。这种思想必将引发广泛的社会变革，使得中原文化在早期中华文明发展中更为积极主动。这应是黄帝到大禹之时“公天下”思想境界的一种表现形式，从而培育了中原文化的“天下”责任感，“修身治国平天下”，更具远大的政治抱负。

墓葬与聚落分离，形成氏族墓地。每个墓地，墓向一致，排列较为规整有序。墓葬的主要形式是竖穴土坑，单人仰身直肢葬，使用木棺葬具，但没有或极少随葬品。孩童埋葬用瓮棺。从各个遗址的墓葬资料看，大河村124座、建业壹号城邦37座、西山143座、后庄王19座、水地河56座，普遍实行薄葬，严格遵守薄葬简葬这种葬制。有随葬的墓葬多为女性（母亲），仅有大河村、水地河两个遗址。其中，大河村4座（8件）、性别不明墓2座（3件），水地河3座（4件），共有15件，主要是陶壶2、陶鼎1、陶纺轮6、弹丸3、陶碗1、骨针1、骨锥1等，没有装饰品奢侈品。随葬品多的仅3件，少的1件，差别非常小，并且也就这么几个墓。在当时的生活环境下，由于女性（母亲）在繁衍人类方面的特殊贡献，以及在生活生产上的主动作用，在纺织业方面尤其突出，自然形成了女性（母亲）在家庭中的尊崇地位。这种情况，似可理解。总体来看墓葬表现的文化内涵是，简约、秩序、团结、理性，这些都需要强大的社会管理机制来完成。虽然这个社会管理机制（国家）是存在的，遗址的灰坑葬人、乱葬坑等现象可能是它的结果，我们将在本文“物质文明·暴力现象与社会强权”中谈及。

薄葬简祀是深层次社会变革的反映，显示了社会的平等、廉洁和务实。据文献记载，黄帝之时，曾大力倡行“节用水火材物”，可能是大河村文化薄葬简祀现象的体现。基于此种思想观念，加之强大的族权、公共权力的支持，原始时代的大河村人实实在在做到了薄葬、简祀，而现代社会虽也大力提倡尚难完全做到。薄葬简祀蔚然风行，客观上降低了物质财富的损耗，增加了社会积累，而现实生活的大房子、陶房、彩陶等极尽奢华，却显示了社会经济文化的极大繁荣和发展。但其根源还在大河村文化特有的重视人世的务实态度，这种文化思想却是通过强大的国家权力实现的。

3．天文历法成就

星象图案的彩陶与彩陶片（图六），是先民观察天象及日月运行的客观记录，有的与天文历法有关。如大河村遗址T11第三层、第四层出土太阳纹彩陶残片，竟复原出12个太阳纹彩陶钵，这是古人根据太阳、月亮运行周期制定历法的实物佐证，至少有5500年的历史（图七）。

图六  太阳纹彩陶片（大河村遗址出土）

图七  大河村遗址历法彩陶片“日历图”（复原）

中华先民信奉古易（阴阳），阴阳合历成为我国古代“观象授时”的传统历法，可见这种历法起源之早。一般来讲，以太阳绕地球周期约366天制定的历法为阳历，以月亮绕地球周期约355天制定的历法为阴历。按说纯阳历、纯阴历应该较早，阴阳合历应该为晚，世界上只有我国自古使用阴阳合历。但此“日历图”陶钵却证实，我国的阴阳合历起源与应用却更早，形成了以太阳回归周年与月亮12周期加闰月兼容的阴阳合历的历法体系，并与记载的尧历、夏历有一脉相承的源流关系。我国的历法是一个体系，关乎日月天象、气候冷暖、草木荣枯、人世生活、农时安排等等，涉及方面极为广泛。历法将自然世界、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等一切之事都纳入其中，类似百科全书。以此来看，我国古代王朝重视修订颁布历法，是国家权力的象征，其渊源有自。就像彩陶古易一样，一经发明就会迅速风行，“日历图”出土于大河村文化的遗址，本身就说明它是为“天下”服务的“公器”。

4．文字的出现

文字是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彩陶的抽象思维形式，为文字产生与文字语言化发展提供了造字和应用的方法指导，使图形固定化、实用化并且具有可识性，如太阳纹、禾苗纹、鱼纹、月亮纹、火焰纹等。基于此，早期象形文字在大河村文化出现更符合文字产生的社会环境和文化交流的实际需要。

象形文字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字，它的产生与图画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是彩陶古易“象”的文化积淀。彩陶上的许多符号比较固定，反复出现，明显用于记事、表达思想情感，已是文字的原始形态。太阳纹、禾苗纹、鱼纹、格子纹，形态稳定，具象性强，是“日”“禾”“鱼”“田”等字的雏形，洪山庙遗址的“人龟日鹿”与“手耜”图^[13]，这是语言文字形式，具有了明确的记事表述功能（图八、图九）。这些文字比山西陶寺、郑州小双桥^［14］等遗址朱书文字更早的文字形态，也是大河村文化引领周边文明起源文化的重要原因。许慎《说文解字·序》把单体象形字称为“文”，认为是文字的原始阶段，从中可以看到文字起源与彩陶古易的关系。象形字符的产生，一定程度满足了人们记事及思想文化交流的需要，出现了“日历图”“人龟日鹿”“手耜”等原始的纪事文本，初具表达较为复杂的语言功能，为文字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文字的产生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是集古代占卜、刻符、算筹（主要是数目字）、绘画、民俗、语言等文化的高级载体。彩陶古易文化浪潮中，大河村人智慧地将务实思想与彩陶古易相结合，结出了灿烂的文字硕果，使文明的阳光照亮神州，展示了日历天文成就，再现了一幅鲜活生动、斑斓多彩的文明社会情景，为中原文明起源发展加装了腾飞的翅膀。黄帝时“仓颉造字”应该不是空穴来风，是象形文字进一步的完善过程，大河村文化中晚期是我国文字形成的重要时期。除了彩陶之外，文字可能还书写在其它材质上，当彩陶消失后，文字还在另外材质上继续演变发展，但我们尚未得知。但因彩陶距离甲骨文尚有两千多年的时空悬隔，历史太过久远，需要花费极大的气力解密其文化信息，探知其社会面貌的真谛。

图八  大河村文化的象形符号

图九  大河村字符与甲骨文对照

（二）物质文明

物质文明是文明社会表现的物质形态。大河村文化中晚期，西山城址、陶房居址、丝绸纺织品、表现社会暴力现象与强权的灰坑葬人、乱葬坑等考古发现，应属物质文明范畴。前面谈的精神方面内容，比如人体神经、脉络系统，下面谈的物质方面内容，应如人体之骨骼、肌肤与器官等，当然活人还需社会环境、自然环境等等支持，文明社会就是这样复杂的。

1．城墙聚落的出现

大河村文化中晚时期，人们的居住环境有了极大的改善，聚落形态发生了显著变化，聚落都有环壕围护，有的大型聚落拥有三重环壕，加强了聚落的保护防卫。郑州西山遗址在双重环壕的基础上又夯筑了突出地面的城墙^［15］，这是聚落发展的新形态。城墙聚落的出现是社会性质发生变化的应时表征，社会文明从早期孕育阶段由此而产生。

西山遗址位于郑州市北郊23公里处的惠济区古荥镇孙庄村西山自然村南。遗址北依邙山、距黄河仅有5千米，南滨枯河，西部约5千米处的桃花峪隘口是黄河中下游分界，东南方向则是辽阔的黄淮平原。1993年至1996年之间，国家文物局在此举办考古领队培训班而发现古城。城址平面近似圆形，直径约180米，城墙残长约256米，宽3～5米，高1.75米，全部掩埋于地表之下。城址南部被枯河冲刷而遭破坏（图一〇）。

图一〇  西山城址与环壕

这座古城由城墙、双重环壕及城门防御、城隅等城防设施构成。西山古城残存北半部，若以北门、西门为界限，可以分为北城墙、东城墙、西城墙，均掩埋于地下，但东城墙、西城墙仅仅残留北段部分。

西山古城应用了当时最先进的造城技术，即版块夯筑法和一套比较科学的城建规划。建城之前经过周密的规划设计和建城过程的精心施工。版块夯筑法即用柱子夹板层层筑高，一般每版长1.5~2米、宽1.2米左右，最大的版面长3.5米、宽1.5米，每版厚度约0.3~0.5米，用3根一组的集束棍夯砸实。

城隅的加宽增厚，其高度即因之增加，这就增强了城墙薄弱之处的防御能力。西山城址尚存西城门和北城门两处城门遗迹，西城门位于西墙北段，北城门设置在北墙东部近城隅处。北城门宽10米，平面略呈“八”字形，城门两侧附筑有略呈三角形的城台遗迹，前面横筑一道护门墙。北城门有一条道路通向城内，连接城内广场、居住区。

城内分布有密集的房基和窖穴遗迹，房基叠压打破现象严重。F84是一座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呈扇面状，面积达110平方米，北部为一处大广场，周围环绕数座房基。夯土建筑台基的出现成为我国高台建筑的始作者，具有原始的宫殿性质。城内共清理了170多座房基，可见人气旺盛。

西山古城的出现是生产力水平高度发展的结果，不仅需要规划设计、先进的城建技术等，还需组织众多人力、雄厚物力，应是西山与周边聚落集体劳动的社会成果。用版块夯筑技术打造聚落城墙在建筑史上尚属首次，具有划时代意义，是古国文明的标志。在大河村文化中晚期的社会背景下，西山古城的文化内涵和社会形态应是古国的性质。文献记载“黄帝时为五城十二楼”^［16］，西山古城处在“华地”的北端，以此而论，“华地”还应有比西山城址更早的古城。但目前西山古城是正式的发掘成果，为方便论述，我们暂以西山古城作为“华地”形成文明的物化标志。

城是聚落的高级形态，文明社会的物质载体。我国古代，城是“国”的标志，与国家紧密相连。按照“国家出现文明就形成”的标准，郑州西山古城的崛起，标志着大河村文化的社会文明已经形成。因此，“以郑州西山城址为标志，华夏文明已经初步形成，早期国家机构业已出现”^［17］，这也开启了龙山时期版筑城墙聚落的先河，拉开了文明时代的帷幕。

2．陶房居址

农业经济的发展为人们实现定居生活提供了基本保障，安居工程的质量是衡量社会文明发展的重要因素。对聚落的选址及住房的修建，建设安全舒适的家园，是早期人们努力实现的美好愿望，也是社会向文明迈进的重要动力。从圆形半地穴式住房到方形地面起建的分间房，比较客观地体现了大河村文化的繁荣景象。早期圆形半地穴房子是继承裴李岗文化而来，房子约10平方米，面积不大，是比较原始的情况；中期以后，半地穴房子已经极少，盛行地面起建的方形或长方形的单间房、分间房，还出现了“整塑陶房”，房间宽敞明亮，通风防潮。这时仅造墙法有夯土墙、垛泥墙、烧土块砌墙（现代砖墙的萌芽）、木骨泥墙等，地基处理有平整夯实、挖槽、夯基等，木桩的柱洞也作了砸实、分层填实、碎陶片填充等防腐处理，可见大河村文化的建筑技术已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荥阳点军台遗址第一期的F1、F2、F3、F5的4座房子^［18］，自东向西依次排列，因为同时期、毗邻较近，反映了聚落的住房分布情况及家庭之间的基本关系。这些房子的墙壁为草拌泥堆筑，壁面用细泥抹平，经过大火烘烤，坚硬且成砖红色。室内中部设有方形火塘，火塘四角竖立木柱，作为房顶的支撑。

根据点军台遗址的¹⁴C测年数据，点军台F5的树轮校正年代为距今5535±170年，F3的树轮校正年代为距今5370±130年，大致处在大河村文化中期的中晚阶段。点军台F1套间式住房开了大河村文化双间住房的先例，是社会内部变革的具体反映，时间也应处在大河村文化中期阶段。

大河村遗址的F1-F4是一组典型的“整塑陶房”建筑，大致东西向排列，总面积44.33平方米（图一一）。F1为主房，面积19.8平方米，由套间和外间组成， F2面积14.23平方米，内设一个火塘和两个土台。F3为二次扩建，面积7.8平方米，内设一个火塘。F4仅2.5平方米，门道北向，可能是存放柴薪等日用燃料或杂物储藏室。F1、F2、F3分别自成单元，设有日常生活使用的烧火台等，共有一个储藏室，表明这是一个大家庭的居宅。

图一一  大河村遗址F1—F4

F1的建筑面积较大并且居中，为套间结构，显示了F1主人在家庭中特殊地位。F1内出土的器物比较多，共有52件，有用于煮熟食物的陶鼎就达12件之多，显示了房主人的尊长地位。彩陶双联壶（F1:29）就出土于这个房间。根据¹⁴C测年，F1-F4处在距今5500-5400间，处在大河村文化中晚期之交。

3．丝绸纺织品

大河村文化遗址出土较多的与手工纺织业有关的工具，如纺轮、骨锥、骨针等，唐户遗址、南召二郎岗遗址的陶器上有麻布的印痕，青台遗址发现了纺织品的遗物，经科学鉴定为丝绸、麻布等，可见手工纺织已有相当规模的发展。

1981年至1987年底郑州市文物部门对荥阳青台遗址进行了较大面积的发掘，在4个瓮棺内发现了炭化丝麻织品残片（包括残迹）。其中，W142、W217两个瓮棺处在遗址的第四层，W164、W486两个瓮棺处在第七层，而W164的丝织物残片是浅绛色的（图一二）。^［19］

图一二  青台遗址出土的丝织品残片

青台遗址发现的纺织物遗迹经上海纺织科学院鉴定，^［20］证明是新石器时代的桑蚕织物，确认为平纹组织的纨（纱）和绞经组织的罗。在W164的丝织品中还确定了浅绛色的罗，这是迄今史前考古发掘中发现时代最早、唯一带有色泽的丝织品，对研究新石器时代丝织品炼染工艺具有重要价值。据¹⁴C测年，W164、W486处于仰韶时期中期，距今已有至少5500年的历史，W142、W217处于仰韶时期的晚期，距今时间也在5300～5200年间。文献记载，黄帝元妃嫘祖“育蚕、取丝、造机杼作衣”，佐证了黄帝时代已有丝绸纺织品。

在青台遗址的瓮棺内也出土了麻纱、麻布等残片和残迹，经鉴定为大麻品种，在H163灰坑内出土了一段约有6厘米长的麻绳残段，在西山遗址的H754内也发现一段绳索痕迹。这些绳索的年代与青台遗址纺织品相当。大麻属于桑科的一年生草本植物，是古代先人在黄河流域最早发现并利用的纤维材料之一，在大河村遗址就曾出土许多的大麻种籽，说明大麻在当时已是人工种植较为普遍的植物。

植麻种桑养蚕纺织，是古代农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与人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从考古实物资料看，在裴李岗文化时期即已经发现了与纺织相关工具，在仰韶文化时期特别是在大河村文化遗址内则发现了更多的实物与遗迹，人们身着麻布丝绸、礼仪往来应是实际情况，并非是“衣兽皮”举止粗陋的野蛮人。中国的“丝绸”技术在大河村文化时期仍在传承发展，可知其历史之悠久。

4．暴力现象与社会强权

社会暴力现象主要表现在大河村文化中晚期的遗址内，出现灰坑葬人、乱葬坑等，这种情况说明聚落内部有了阶层分化，有了地位低下的人群，掌管公权的人可以将他们处死，并把他们随意埋在灰坑内而不是氏族墓地。

点军台遗址H57是一个直径1.9米的乱葬坑，人体遗骨横斜交错、上下叠压，至少有10具骨架，死者有成年人也有儿童，出土陶片很少。颍阳遗址乱葬坑直径2米、深1.6米，葬有10多具错乱不整的人骨架^［21］。点军台、颍阳遗址的灰坑葬有十多具遗骸，可见战争规模之巨。

“战争是文明的催生婆，是民族融合、文化交流的大熔炉。战争使贫富分化加剧，社会关系变化，最突出的一点是培植并强化了王权。国家伴随着战争而来，中原文明及其中心地位也是在战争中诞生。”^［22］郑州西山遗址崛起的版块夯土城址应是战争加剧和文明发展的产物。因为文明正处于起源和初创时期，这些跨越文明门槛所谓的“国家”就像襁褓中的婴儿，弱小而幼稚，存有氏族部落遗留当是不争之事实。大河村文化中、晚期，嵩山周边文化面貌之复杂也正是部族纷争、古国林立的社会反映。

遗址中还发现有掩埋和扔弃在灰坑的非正常死亡者，或俯（侧）身屈肢，或呈捆绑挣扎状，抑或身首异处，状极悲惨。中山寨遗址第四期H56有三层堆积，中下层有猪、狗的遗骸，一具人骨架被扔弃在该灰坑的上层^［23］。大河村遗址第四期的灰坑葬人有7处，其中H35内的人骨架系一侧身屈肢的男性，鉴定年龄为50岁；H197的情况则是一具人骨架侧身曲肢于灰坑底部，上肢弯曲，双手捂脸，下肢弯曲置于腹前，一只猪骨骸扔弃在人骨之上，经鉴定这是一个40岁的男性。

这些人死后不能埋入墓地而被扔进垃圾坑内，与猪狗的遗骸同穴，可见其身份卑微、地位低下，是没有人身自由的。如此看来，他们或是被杀戮的战俘、奴隶，或是受到严惩的氏族成员，有的是作为当时的“人祭”仪式的牺牲。这种现象表明，聚落社会内出现了一部分人（阶层）可以剥夺另一部分人自由和生命的强权行为，这是阶级社会的产物。这种尖锐对立和激烈斗争，显然是社会矛盾发展已不可调和的体现，从中可以看到初级文明社会的国家机器进行残酷专政的影子。进入龙山早期，大河村遗址灰坑葬人增多了，社会阶层的尖锐对立极大地催化了社会文明化的进程。

三、星火燎原

我们还拿彩陶来说。

考古上，彩陶分布大半个中国，这是共识。山东大汶口文化的彩陶使其社会文明的质量更足，庙底沟文化的彩陶变得含蓄深沉，新的彩陶形式直达江汉的屈家岭腹地，比较典型有湖北雕龙碑^［24］和石家河遗址等，当彩陶成为江淮大墩子^［25］遗址精美礼仪之器，近邻盛行的玉礼器的凌家滩^［26］、东山村^［27］遗址等却消失了。彩陶文化的精神魅力和传播热度，是当时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据《史记·五帝本纪》黄帝活动的范围，东至于海，西及于空桐，南达于江，而北逐荤粥（部族名，即匈奴）。这个区域与彩陶扩散的范围相一致，而大河村文化所在的嵩山地区是其中心位置。

彩陶问题是困扰学术界的难题，视若“天书”，一直没有很好的答案，在文明起源研究中也就没有涉及。这应是个缺憾，因为一个文明社会没有精神支撑总有不完整不踏实之感。我们认知彩陶古易将之看作精神文化层面，是因为它具有中华文明起源及初步发展的思想基础和动力，其中也包含有共同体的内容。纵观“天下”诸多文化，只有大河村中晚期文化，既理性有理想，又有许多积极创新发展文明因素的社会实践，堪膺此任。最后的文明成果证明，中华文明是成功的。我认为不宜把大河村文化捆绑在庙底沟文化中，这是两支不同部族创造的文化，庙底沟应属华文化的古戎族文化，与大河村文化相比其创新的东西并不多。

四、结语

中华文明起源研究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的古代社会学研究工作，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结合历史文献、认真研究中国的古迹文物，才能取得符合历史实际的“中华文明起源”果实。“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实证中华文明5000年不虚”，至于为何“中华”、“源”在何处以及为何“中华文明”都待将来的努力工作。郑州有自然地理、文物古迹、文献记载等得天独厚的优势，需要下功夫去不断落实，取得实实在在的研究成果，为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奠定深厚的历史文化支撑。通过郑州考古发现，特别是仰韶大河村文化的发现和研究，我们有如下几点认识，供大家一起讨论。

1.大河村文化中晚期应是文明社会。大河村文化中晚期，盛行彩陶，传播古易，出现原始印刷、历法、丝绸纺织品、居住陶房、版筑夯土城墙等创造发明，在强大公权之下，实行尚简务实、社会成员基本平等的社会机制和实践，是一种高质量的社会文明景象。这样独特的古国文明，是当时理想社会的典范。这些创造发明和思想观念大多被后世传承和发展，奠定了“华文化”在中国文明中的源头地位。儒家推崇“大同社会”“天下为公”，应基于此。

2.大河村文化的社会文明是华文化。大河村文化中晚期的文明社会现象，不仅有其独特的文化内涵，也有其核心区域，本身又处在古华之地，凸显出其“华文化”的性质，表明它是中华文明的本源——华文化。新郑华阳城遗址是商周时期华国的都邑，也是中华之“华”的名源^［29］。华文化是客观存在的实体社会，是中华文明起源的文化。

3.彩陶古易是华夏文明融合发展与积极一体化的思想基础和动力。彩陶是传播古易思想的媒介。彩陶古易具有强大的文化穿透力量，几乎遍及黄河、长江中下游的所有地区，使得人们有了思想文化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这种文化传播，奠定了中华文明一体化的大局面。

4.华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源头。中华文明也称中国文明、华夏文明，郑州地区“中文化”与“华文化”向“夏文化”的发展模式，正是早期中华文明的核心文化内涵。华文化的开端是中华文明起源，它的末端则开启了王国文明的新纪元，这是华夏文明的华夏发展模式。这样的文明发展模式，决定了之后兴起的商文化定鼎于郑州的必然性。

5.中华文明起源与黄帝文化关系密切。黄帝是中华人文始祖，新郑有许多黄帝史迹和传说，《史记》也有相关记载，华文化的许多内涵影影绰绰地窥见黄帝的影子，如仓颉造字、黄帝历法、阴阳思想、黄帝建城等。这些也是我们在“华文化”或考古发现能够触及的内容。黄帝文化是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能够肯定的。

注释：

［1］a.杜金鹏：《华夏文明之根——嵩山地区在华夏文明起源及早期发展的地位》，《中原文物》2002年第2期；b.索全星：《中华文明本源初探》，科学出版社，2014年。

［2］河南省文物局文物工作队：《郑州二里冈》，科学出版社，1959年。

［3］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城》，文物出版社，2001年。

［4］a.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登封王城岗与阳城》，文物出版社，1992年；b.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登封王城岗考古发现与研究》，大象出版社，2007年。

［5］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等：《新密新砦——1999、2000年田野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8年。

［6］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大河村》，科学出版社，2001年。本文所引大河村遗址资料（除特别注出的）均自此书。

［7］国家文物局考古领队培训班：《郑州西山仰韶时代城址的发掘》，《文物》1999年第7期。

［8］a.《国语·郑语》记载“前华后河，右洛左济，主芣騩而食洧”；b.《尔雅·释山》：“河南华，河西岳，河东岱，河北恒，江南衡”；c.《史记·郑世家》也有“十邑之地”华的记载；d.新郑市华阳城遗址为西周华国都邑，有战国古华城。

［9］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徵·命簋》，中华书局，1986年，第337页。

［10］索全星：《中华文明本源初探》，科学出版社，2014年。

［11］索全星、刘文科：《华夏文明起源的考古学观察》，科学出版社，2019年。此书提出了“彩陶古易”概念。

［12］郑州大河村遗址博物馆：《郑州大河村遗址2014年～2015年考古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16年第3期。

［13］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汝州洪山庙》，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28页、第38页。洪山庙遗址位于汝州市，文化内涵属于大河村文化。

［14］宋国定：《郑州小双桥遗址出土陶器上的朱书》，《文物》2003年第5期。

［15］a.国家文物局考古领队培训班：《郑州西山仰韶时代城址的发掘》，《文物》1999年第7期；b.张玉石、郝红星：《中原大地第一域——郑州西山古城发掘记》，《大众考古》2016年第5期。

［16］《史记·封禅书》。

［17］马世之：《中原史前城址与华夏文明》，《华夏文明的形成与发展——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建所五十周年庆祝会暨华夏文明的形成与发展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大象出版社，2003年，第141页。

［18］郑州市文物工作队：《荥阳点军台遗址1980年发掘报告》，《中原文物》1982年第4期。

［19］张松林：《荥阳青台遗址出土纺织物的报告》，《中原文物》1999年第3期。

［20］张松林、高汉玉：《荥阳青台遗址出土丝麻织品观察与研究》，《中原文物》1999年第3期。

［21］张松林、刘彦峰、张建华：《河南登封县几处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调查》，《考古》1995年第6期。

［22］张锴生：《略论中原古代文明的中心地位》，《中原文物》2001年第6期。

［2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河南汝州中山寨遗址》，《考古学报》1991年第1期。

［2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枣阳雕龙碑》，科学出版社，2009年。

［25］南京博物院：《江苏邳县四户镇大墩子遗址探掘报告》，《考古学报》1964年第2期。

［26］张敬国：《凌家滩——田野考古发掘报告之一》，文物出版社，2006年。

［27］南京博物院、张家港市文广局、张家港博物馆：《江苏张家港市东山村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2010年第8期。

［28］马如森：《殷墟甲骨文实用字典》，上海大学出版社，2008年6月第一版，第208页“文”字解读。

［29］索全星：《华国遗址考察与中华名称溯源》，《中原文化研究》201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