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周大象二年（580），杨坚平复相州总管尉迟迥的叛乱，为了彻底瓦解山东地区的敌对势力，除了逼迫旧北齐士族西迁关中，还焚毁了北齐旧都邺城，并裹挟城内剩余的普通百姓，将相州、魏郡、邺县三级治所，南迁45里至如今的安阳市。此事见载于《旧唐书·地理志》，在河北道相州邺县一条中，记载大象二年，“乃焚烧邺城，徙其居人南迁四十五里，以安阳城为相州理所，仍为邺县”。
这里有一点颇令人疑惑，之前的史料记载中，不是有老邺城距离安阳40里的记载吗？那么《旧唐书》中所记多出来的5里，又是缘于何种原因呢？两地之间距离为40里的记载，最早见于《水经注》，在洹水条中记载：
.......洹水自邺，东迳安阳县故城北，《魏土地记》曰：“邺城南四十里有安阳城，城北有洹水东流者也”。
张之先生根据《水经注》以及所引《魏土地记》之记载，综合考证得出，此《魏土地记》并非北魏的土地记，而是曹魏时期土地之记载。也就是说，《魏土地记》中所言四十里，乃是曹魏安阳城至邺北城的距离，因为曹魏时期还没有邺南城。而北周末相州南迁之时，邺南城早已建造完工，但此时隋唐安阳城尚未建造，那么45里之里程，则应该是邺南城至晋代安阳城的距离，因为此时相州治所可能暂居晋代安阳城。
上图中，从邺北城南门中阳门，即今天临漳县洪山村之西南附近，到洹河南岸的曹魏安阳城，直线距离大约是18.5公里，从邺南城的南门朱明门，即今天临漳县的倪辛庄南部，到位于宗村北面的晋代安阳城，直线距离大约是19.8公里。需要说明的是，古代的尺度和里程有一个不断演变的过程，并不是一个恒定不变的数值，我们首先需要了解不同时期的尺度与里程，才能判断老邺城与安阳之间的距离，是否与今天实测的数据相符。
关于隋唐时期的尺度和里制，孔德铭先生的《新出隋唐墓志所见相州安阳地理位置考》一文中，对隋唐时期的里、步、尺之计数单位进行了推算，他认为唐代采用了“里-步-尺”体系，规定1里 = 300步，1步 = 5尺，因此，1里 = 1500尺。同时根据出土文物（如唐尺实物）及《唐六典》记载，唐代1尺约合现代0.303米，据此计算1里 ≈ 454.5米，所以他认为隋唐时期1里约合现代454米，但考虑到历史记载的复杂性，及不同场景的可能差异，特别是当时人们的习惯说法，他采取了一个近似值，1里合今天约450米。
不得不说孔先生的推算，1里合今天约450米，虽然数值上与真实结果比较接近，但推算的过程却有待商榷。首先，隋唐时期的尺，根据用途的不同分为大、小尺；其次，隋唐的1尺也并非合30.3厘米，而是大尺接近于29.5厘米，小尺接近于24.6厘米；第三，隋唐的1里，并非统一合1500尺，而是以小尺计合1800尺，大尺计合1500尺，依据两者计算的里程是相等的。下面试从这三方面做一些简单论述。
首先，唐代大、小尺的规定，明确见于《唐会要》和《唐六典》等典籍。《唐会要》中关于太府寺的条目中，记载开元年敕格：“诸积秬黍为度量权衡者，调钟律、测冕景、合汤药及冕服制用之外，官私悉用大者”，《唐六典》的记载也大略相同。由此可知，除音乐、天文、冕服等特殊情况使用小尺以外，唐代社会上通用的量尺是大尺。
其次，唐代大尺约合29.5厘米，小尺约合24.6厘米，是怎么得出来的呢？正如前文提到的，古代的尺度是一个不断演变的过程，根据对台湾故宫博物院所藏刘歆铜斛、中国历史博物馆藏始建国铜方斗、咸阳博物馆藏始建国律量龠的测量，基本可以确定新莽时期的尺度，1尺合大约23 -23.1厘米。《隋书·律历志》中，南朝刘宋尺、北周铁尺、隋调钟律尺是一脉相承的，尺度也是基本相同的，但要比西晋尺大一些，约合西晋尺一尺六分四厘，根据西晋荀勖制尺时的依据，我们知道西晋尺与新莽尺是基本相同的，所以隋代的调钟律尺，也就是隋代小尺约合23.1X1.064≈24.6厘米，而隋代开皇官尺，即隋代大尺，合隋代小尺一尺二寸，约合24.6X1.2≈29.5厘米。唐代大、小尺分别等同于隋代开皇尺、调律尺，所以唐大尺约合29.5厘米，唐小尺约合24.6厘米。
▲刘歆铜斛
又称新莽铜嘉量
现藏于台湾故宫博物院
（图片来自网络）
不得不提的是，孔文中提到的唐尺实物为30.3厘米，并非空穴来风，毫无依据。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现存的唐尺实物，至少有30余件，绝大多数在29-31厘米之间，有30.3厘米的实物唐尺一点也奇怪，但需要指出的是，更多的唐尺实物，是在29.5厘米左右。藤田元春的《尺度综考》一文中，统计了日本正仓院收藏的26件唐尺长度，在29.421至29.694厘米之间的，共有21件，约占84%。
唐尺实物出现大小不一的原因，可能有很多方面，唐尺材质多为木头、骨质、铜之类，因时间久远导致的变形和胀缩等因素，是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另外一点，唐代大尺作为政府征收税赋、人民缴纳户调之标尺，不可避免的有用长尺剥削的现象，《隋书·律历志》中就有明确记载：魏及周、齐，贪布帛长度，故用土尺。隋书记载虽是北朝旧事，但隋唐时期，这种盘剥也不会消失，这就是存世唐尺大小不一，相差悬殊的根本原因。而唐代小尺则是特殊情况下的专用尺，基本上是恒定的，这就给了我们了解唐代尺度的新视角。
登封市东南的告成镇，有一座周公测景台，根据《新唐书·地理志》河南府阳城条的记载，唐玄宗开元十一年（723），唐代高僧一行为进行天文大测量，派遣太史监南宫说所建，是测量阳城日影长的设施，它又称八尺表，因为测景台的石表为唐小尺八尺。1937年，刘敦桢先生曾对周公测景台作了一次调查，尽管石表的顶端稍有风化，但实地观察侵蚀的程度并不严重，他们测量了石表的尺寸，得出的结果是石表高为198厘米，以此结果推算，唐小尺的长度为24.75厘米。此外，原中国历史博物馆有一件“唐开元尺”的模型，解放前由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复原，他依据吴大澂的《权衡度量实验考》，以唐开元通宝10枚为1尺，得出开元尺长约24.7厘米。这两例都与计算所得唐小尺非常的接近，因此，认为1唐小尺约合24.6厘米，应该是基本合理的。
▲周公测景台
位于登封市告成镇
（图片来自网络）
第三，关于唐代的里制问题，应该说基本沿用了汉魏以来180丈的故例。唐代典籍中有明确记载，《夏候阳算经》卷上，在论步数不等条之下，引用《杂令》的记载：诸度地以五尺为一步,三百六十步为一里, 即1里合1800尺；中唐李翱所撰的《平赋书》一文，同样记载：三百六十步谓之里。《夏候阳算经》还提到了隋唐之前的里制，引田曹条目曰：以六尺为步,三百步为一里。并在原注中解释此古法也 ，意思是隋唐之前的里制，同样为1800步，只不过是以六尺为步,三百步为一里。据中华书局本《算经十书》校点者钱宝琼先生的考证，《夏侯阳算经》是在唐代宗时期写成的，是一部结合当代法令的实用算术书，作者似有长期从事赋税计算的经历 , 所以可信程度非常的高。
那么孔文中提到的1里合1500尺，又是怎么回事呢？他可能是引用了宋初《南部新书》的记载，这部书记载了唐、五代故事,谈及度量衡和里制时说：诸度地五尺为步,三百步为一里。需要说明的是，出现这样的不同记载，原因正是隋唐时期的大、小尺制度，我们知道，隋唐之前的里制，一直沿用180丈的故例，到了隋唐时期也基本延续了此里制，只不过改为5尺为步，360步为一里，由于历史传承的原因，此尺应该为隋唐小尺。随着隋唐大尺的法定化，依据大尺计算的里程，为了和小尺计算的里程相等，改为大尺1500尺，由于大、小尺的比例为1:1.2，依据两者计算的里程其实是相等的，很难想象两地之间的里程，在同一时期，仅仅因为两种尺度，而产生两种不同的结果。
在史料记载的实例中，唐代长安城外郭城的长度，就使用了360步的里制。《隋书·地理志》、《唐六典》、《长安志》、《吕大防图题记》、《类编长安志》、《 长安志图》与《唐两京城坊考》等书，都记载东西长18里115步，《旧唐书·地理志》的记载是东西长18里150步,《新唐书》则记载东西长6665步 ，虽然数据略有偏差，但经过折算，不难得出1里合360步的结果，显然《新唐书》的记载，是以隋唐小尺来计算的。另外的一个实例，则显示了1里合300步的事实。开元十二年，僧一行主持的那次天文大测量，最重要的部分是，选择滑州白马、汴州浚仪、许州扶沟、豫州上蔡四个地点，分别测量了北极高，冬夏至、春秋分的日影长，在此过程中，测量了四地之间的距离，分别是198里179步、167里281步、160里110步，并得出结论：526里270步的距离，影差二寸有余。经过简单折算，此例1里正合300步。
实际上，正如胡戟的《唐代度量衡与亩里制度》一文所言，中国古代之里制，除元代曾以5尺为步，240步为里，即1里合1200尺之外，都是实行1里合1800尺的里制，唐代的大尺1500尺为1里，实际上是小尺1800尺的变种，直到民国十八年（1929），才实行1500尺为1里的新制。如此说来，结合前述新莽时期到隋唐时期的尺度，就可以得出：新莽至西晋时期，1里合1800尺，1尺约23.1厘米，1里约合416米；南朝刘宋至北周时期，1里合1800尺，1尺约24.6厘米，1里约合443米；隋唐时期，如按小尺计算，1里合1800尺，1尺约24.6厘米，1里约合443米，而按大尺计算，1里合1500尺，1尺约29.5厘米，同样1里约合443米。
弄清楚了尺度和里制的历代沿革，我们再回到本文篇首的那个疑问，即历史记载中老邺城与安阳之间的距离，是否与今天实测的数据相符。首先，《旧唐书》记载的这次相州南迁，里程数是45里，如果从邺南城南门朱明门，到晋代安阳城之北门，即今安阳老城西南三里，宗村北面一带，实测直线距离大约是19.8公里，与北周时期的45里基本符合。其次，《水经注》所引《魏土地记》的记载，邺城南距安阳城40里，如按张之先生考证，此《魏土地记》乃是曹魏之土地记，那么40里里程，应从从邺北城南门中阳门算起，到洹河南岸的曹魏安阳城为止，今测得两地直线距离大约是18.5公里，如按曹魏一里约合416米计算，约合45里，考虑到古代的道路并非直线，两地之间的实际距离，更要远远大于记载中的40里。
为何会出现这么大的误差，原因不得而知。但有一条史料值得注意，可能对我们了解古代道路里程的记载，有一些积极的启示。1928-1937年，民国时期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曾在安阳殷墟进行了十五次发掘，在其发表的《安阳发掘报告》第一期中，董作宾和李济两位先生都提到，安阳城到小屯的里程为五里，其中董作宾在《民国十七年十月试掘安阳小屯报告书》中，还非常明确的给出了路线图：向小屯行，出北门，至车站，折而北走，沿铁道里许至高楼庄，再穿村而西，又里许至薛家庄，出庄，向西北望之，小屯即在目前，不过二里之遥耳。
但实际上，如上图所示，按照董作宾先生给出的路线图，经过测量长度为3.9公里，即使直线距离也达到了3.4公里，均明显大于五里之说，出现这样的情况，可能说明两地之间的距离，更多的是历史传承，而非来自实际的测量。原因在于，宋代的《通鉴地理通释》，元代的《河朔访古记》，都认为河亶甲城距离安阳城五里四十步，而河亶甲城的位置，一直以来被认为正是在小屯村附近。宋代和元代的尺度、里制，有着非常明显的差别，两者都认为安阳城到小屯的距离为五里，可能更多的是因历史传承，而形成的一种习惯性说法。那么《水经注》的记载，邺城南距安阳城40里，是不是也属于类似的情况呢？答案不得而知，虽然《括地志》引《竹书纪年》称：盘庚自奄迁于北冢，曰殷墟，南去邺四十里。但张之先生认为，南去邺四十里一句，并非先秦典籍《竹书纪年》之原句，尽管如此，也许约定成俗的说法，不失为一种合理的揣测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