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年终总结报告，是对我2025年天南地北的银行培训工作的深度思考，这一年来几乎走遍了一线城市，每到一个地方都会用自己的视角去观察，去思考，不自觉与我生活的郑州进行对比，一直有个问题在心头萦绕：
为什么郑州出不了科技独角兽（估值超过10亿美元的初创企业）？
在中国经济的地理版图上，郑州是一座极具象征意义的城市。它承东启西，贯通南北，是“中国铁路之心”，亦是“国家中心城市”。
这里拥有全国第二多的在校本专科生（143.2万），是名副其实的“青年人才蓄水池”；这里的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已逼近6000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超过1.3万家。然而，在这片充满活力与人口红利的土地上，却始终未能诞生一家具有全国乃至全球影响力的科技独角兽。
郑州的“独角兽困境”，是其产业结构、创新模式、人才流动、资本生态乃至区域竞争格局等一系列深层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本文将深入拆解郑州科技企业的存量特征与转型趋势，系统分析其难以孵化科技独角兽的核心原因，并探讨其在消费领域所展现的、截然不同的巨大潜力。
一、 基因宿命：配套者的天花板
郑州科技企业的基本盘，深深植根于河南省乃至整个中原地区的工业传统。它们并非凭空出现，而是区域经济演进的自然产物，其鲜明的群体画像，构成了理解“郑州现象”的起点。
1. 生态位锁定“中场”，难达“前场”
郑州的科技创新主力，大多并非挥舞旗帜的平台型巨头，而是隐身于庞大产业链条中的关键“铆钉”。在第七批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郑州推荐名单中，这一特征显露无遗。
典型代表与深层逻辑：名单中诸如中铁大桥（郑州）缆索有限公司、郑州飞龙汽车部件有限公司、郑州沃华机械有限公司等，名称本身便揭示了其业务本质——为桥梁工程、汽车制造、重型装备等核心产业提供专用的、高技术的中间产品或服务。它们的成功，源于对特定细分领域数十年如一日的深耕，凭借技术诀窍、工艺沉淀和成本控制，成为不可或缺的供应商。例如，一家为全球工程机械巨头供应特种液压阀的企业，其产品精度和可靠性直接关系到主机产品的性能与口碑，虽不直接面对终端消费者，却在价值链上拥有稳固的、高粘性的地位。
与沿海模式的根本分别：这与深圳（华为、腾讯等系统级企业）、杭州（阿里巴巴等平台生态企业）的模式截然不同。后者通过定义产品、控制标准、搭建生态，掌握了产业链的定价权、话语权和创新主导权。而郑州的“小巨人”们，其生存与发展更多依赖于下游龙头企业的订单与技术路线。这种“依附式创新”模式，虽然在单项技术上可能达到顶尖，但企业的战略自主性和市场风险抵御能力相对较弱。当产业链发生剧变（如新能源汽车对传统汽车供应链的颠覆），或核心客户转移订单时，企业容易面临巨大冲击。
规模瓶颈：这类企业的成长轨迹通常是线性的、与下游行业景气度强相关的。其估值模型也偏向于传统的市盈率（P/E）估值法，看重稳定的利润和现金流，而非互联网或硬科技独角兽所依赖的、基于未来市场想象空间的市销率（P/S）或市梦率。因此，它们很难在短期内实现估值数十倍的爆发式增长，达到独角兽的量级。
郑州的专精特新“小巨人”，本质是工业化成熟期的产物。它们的成功路径是垂直深耕，凭借可靠性和成本优势嵌入巨头供应链。这种“嵌入”也成了无形的牢笼——企业命脉系于下游龙头，既缺乏定义产品的能力，也罕有构建生态的视野。
2. 创始人基因：创始人多为“技术信徒”，而非“商业先知”
企业的性格，往往烙印着创始人的基因。郑州科技企业的创始人群体，呈现出高度同质化的背景特征。
典型的成长路径：他们大多来自国有企业、科研院所或大型制造企业，拥有深厚的工程技术背景，是某一领域的资深专家或高级工程师。他们的创业，常常源于对某项技术的熟练掌握、对某个市场缝隙的敏锐发现，或是在原单位积累了足够资源后的“自然溢出”。
优势与局限并存：这种背景带来了显著优势：技术功底扎实、工艺理解深刻、质量把控严苛、客户关系稳定。他们创办的企业，产品可靠性高，能快速切入成熟的供应链体系。然而，其局限性也同样明显：
第一，市场视野可能局限于原有行业，对跨界融合、模式创新嗅觉不足；
第二，风险偏好趋于保守，习惯于依靠内生积累滚动发展，对资本运作、杠杆扩张持谨慎甚至排斥态度；
第三，管理风格可能偏重技术权威，在组建多元化、专业化的职业管理团队，尤其是引入市场营销、资本运营人才方面，步伐较慢。
代际差异显现：与新一代创业者相比，这一代技术出身的创始人，其创业初衷更多是“做好一个产品，经营好一家工厂”，而非“颠覆一个行业，创造一个平台”。这种“工程师思维”主导的务实文化，是成就“隐形冠军”的沃土，却也可能是束缚其进化为“平台巨头”的无形边界。
这些企业的掌舵人，追求把单一产品做到极致，这种工匠精神铸就了质量口碑，但也可能固化了思维边界：对商业模式创新钝感，对资本运作谨慎，管理上易形成技术权威一言堂。他们创办的是“更好的工厂”，而非“更新的物种”。
3. 治理结构：家族化经营与现代企业制度的距离
企业的治理模式，决定了其资源整合的边界和成长的天花板。郑州大量的科技中小企业，仍未完全走出传统经营模式的窠臼。
普遍存在的家族控制：许多企业虽然在技术上已是“小巨人”，但在治理上仍是“家族式”。核心决策权高度集中在创始人及其亲属手中，财务、采购、销售等关键岗位常由家族成员担任。这种模式在创业初期具有决策高效、信任成本低的优势。
对合伙人机制的排斥：然而，它天然地排斥了真正意义上的合伙人机制。对于外部顶尖的技术人才或管理精英，难以通过授予核心股权、让其参与重大决策的方式实现深度绑定。企业的发展高度依赖创始人个人的能力与精力，难以构建一个能够自我进化、持续吸引更优秀人才加入的组织系统。当企业需要迈向更高维度竞争时，这种封闭的治理结构，往往成为阻碍其引入战略资本、实施股权激励、进行跨界并购的最大障碍。
资本视角的审视：风险投资（VC）在选择标的时，除了看赛道和技术，极其看重团队的开放性与可拓展性。一个股权清晰、核心团队优势互补、具备契约精神的现代企业，远比一个股权集中、治理不透明的家族企业更受青睐。后者在融资过程中往往会面临更严格的尽职调查和更低的估值，甚至直接被主流投资机构排除在外。
4. 创新焦点：在传统产业的沃土中进行渐进式改良
郑州的创新活动，与它的产业基础高度耦合，呈现出强烈的“路径依赖”特征。
创新方向集中：无论是新材料（如超硬材料、新型耐火材料）、精密机械、汽车电子还是生物农业，郑州的研发投入和创新成果，大量集中在制造业的工艺改进、材料升级、设备智能化改造等方向。这是对本地优势产业的深化与巩固。
创新性质偏向应用与渐进：这种创新大多是应用驱动型、问题解决型的，旨在提升效率、降低成本、改善性能，属于“渐进式创新”。它能带来显著的边际效益，巩固企业在供应链中的地位，但很少能开创一个全新的技术赛道或消费市场。例如，一家企业将某零部件的良品率从95%提升到99.5%，是巨大的技术成功和商业成功，但它并未改变产品的本质或行业的规则。
与颠覆式创新的距离：而科技独角兽的诞生，往往依赖于 “颠覆式创新” 或 “从0到1”的原始创新。它需要一种敢于挑战既有范式、敢于押注不确定性未来的冒险精神，以及能够支撑这种创新的基础研究土壤和风险资本环境。郑州当前以配套制造为核心的产业生态，更倾向于孕育前者，而非后者。
二、 新趋势：在旧土壤里嫁接新枝
近年来，在数字经济浪潮和新生代创业者的推动下，郑州的创新生态也出现了一些积极而微妙的变化，新旧模式正在交替。
1. 商业模式转向：从“制造”到“制造+服务”再到“纯服务”
一批新兴企业正在尝试摆脱重资产、长周期的纯制造路径。
服务型制造的兴起：部分企业开始从单纯卖产品，转向 “产品+服务”的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例如，一家智能装备公司，不仅销售设备，还提供远程运维、数据分析和产能租赁服务，通过软件和服务创造持续收入。
轻资产平台的涌现：更显著的趋势是，在互联网和数字经济的赋能下，一批完全以服务、平台、软件为核心的企业开始出现。例如，聚焦于本地生活的SaaS服务平台、跨境电商综合服务商、职业教育线上平台等。它们的共同点是人力资本和智力资本密集，而非固定资产密集。这标志着郑州的创业基因开始出现分化。
2. 创新地理分工：“研发在沿海，转化在河南”的务实选择
这是郑州乃至整个中部地区在当下全球创新网络中的一个现实定位。许多创业者采取了一种巧妙的“哑铃式”策略。
策略的具体实践：在深圳、杭州、上海等创新资源富集地设立研发中心、市场前端或融资主体，负责捕捉最新技术趋势、吸引高端人才、接触风险资本、进行原型开发和早期市场验证。同时，将规模化生产、客户服务、运营中心放在郑州及河南其他城市。前者利用了沿海地区的信息、人才和资本密度；后者利用了河南的土地、劳动力成本优势和强大的规模化生产与物流组织能力。
典型案例：郑州一些表现优异的智能硬件、消费电子类创业公司，其核心的工业设计、芯片级开发和算法团队可能在深圳，而模具制作、供应链管理和整机组装则在郑州完成。一家生物科技公司，其基础研究和临床试验设计在北京、上海，而中试和生产基地放在郑州。
双刃剑效应：这种模式是资源优化配置的市场化结果，有其现实合理性。它让郑州分享了创新价值链的“产业化”环节。但它的弊端在于，最核心的创新能力、知识产权和高附加值环节，仍沉淀在外。郑州长期处于“创新成果转化基地”而非“创新策源地”的位置，这使得本土难以长出拥有完整创新链和极高估值的源头型企业。
3. 组织机制革新：年轻一代带来的合伙人文化曙光
新一波创业潮的主力是“85后”和“90后”，他们带来了新的思维和组织方式。
理念的根本转变：与上一代创业者不同，年轻创业者普遍接受过更良好的高等教育，很多有在一线城市学习或工作的经历。他们深刻理解人力资本的价值，愿意用股权、期权、事业合伙人等现代企业工具来吸引和绑定人才。他们创办的企业，从第一天起就力求股权结构清晰，预留期权池，核心团队各司其职（技术、产品、市场、运营）。
生态的初步形成：在郑州的龙子湖智慧岛、中原科技城、大学科技园等区域，开始出现由年轻团队主导的、拥有开放合伙人文化的初创企业。他们活跃在各种创业大赛、路演活动和创投社群中，积极寻求与外部资本的对接。尽管规模尚小，但他们代表了郑州未来创新生态的希望，是改变旧有治理结构僵局的“鲶鱼”。
面临的挑战：然而，他们的成长依然面临巨大挑战。最大的问题在于，本土缺乏足够多的、有成功经验的“创业导师”和“天使投资人”群体，也缺乏能让这些轻资产、新模式企业迅速验证和放大的市场与资本环境。许多优秀的年轻团队，在完成从0到1的验证后，为了寻求从1到100的爆发式增长所需的资源，仍可能将公司主体或核心团队迁往一线城市。
三、核心病因：四大生态硬伤
将上述特征与趋势置于更宏大的区域竞争背景下，郑州在孕育科技独角兽竞赛中的系统性短板便清晰浮现。这并非单一因素所致，而是人才、政策、资本、市场四大要素协同失灵的结果。
硬伤一：人才结构的“虹吸漏斗”
人才是第一资源，尤其是对于追求指数级增长的科技独角兽而言。郑州的人才格局呈现典型的“总量庞大，结构失衡”特点。
1、庞大的“底座”与稀缺的“塔尖”：143万在校生构成了巨大的人才“蓄水池”，为本地提供了充沛的工程师、技术员和产业工人，这正是配套制造企业繁荣的基础。然而，能够引领技术突破、定义商业模式、驾驭资本运作的顶尖科学家、战略产品经理、连续创业者、资深投资家却极度稀缺。
2、残酷的虹吸效应：中国顶尖人才的流动，呈现出强烈的中心化特征。北京、上海、深圳、杭州等城市，凭借其顶级的科研机构（如清华、北大、浙大、中科院系列研究所）、高密度的巨头企业总部、活跃的风险投资市场和更高的薪资待遇与国际视野，形成了一个强大的“人才引力场”。郑州最优秀的大学毕业生，其深造和就业的首选地往往是这些一线城市。即便是已在郑州有所成就的技术专家或中层管理者，当其事业遇到瓶颈或寻求更大平台时，被“虹吸”走的概率也极高。
3、恶性循环的形成：由于缺乏顶尖的“头雁”，本土难以发起具有颠覆性的创业项目；没有顶尖的项目，又无法吸引和留住顶尖的人才；没有顶尖的人才与项目，资本自然不愿重仓投入。这是一个典型的负向循环。郑州在人才竞争中，长期处于为一线城市“培养和输送”的阶段，而非“汇聚和使用”的终端。
硬伤二：政策服务的“精致落差”
近年来，郑州市及河南省层面在支持科技创新上不可谓不努力，出台了大量优惠政策。但政策的最终效果，体现在执行与服务的“最后一公里”上，这里存在明显的落差。
1、政策设计的“惯性”：许多科技政策、奖励资金的评审标准，无形中更倾向于那些有固定资产、有显性专利、有稳定产值的“硬科技”制造企业。这对于前述的“隐形冠军”是友好的。但对于商业模式创新、依赖数据与网络效应的互联网或消费科技企业，其价值在早期难以用传统指标衡量，容易在评审中吃亏。
2、服务能力的“专业化”鸿沟：与深圳“无事不扰、有呼必应”的“店小二”式服务，杭州对企业上市全链条的精准辅导相比，郑州的政府服务在专业性、前瞻性和主动性上仍有差距。例如，政府引导基金的管理能否真正市场化？对初创企业的帮扶能否深入理解其独特的股权架构设计和融资节奏需求？知识产权保护与纠纷解决的效率如何？这些细节处的体验，恰恰是决定高成长性企业去留的关键。
3、城市品牌的“软实力”短板：政策不仅是条文，更是一种环境和信号。深圳代表“开拓”，杭州代表“数字”，合肥被誉为“最牛风投城市”。这些城市品牌本身就对特定领域的创业者和资本具有强大吸引力。郑州的“交通枢纽”、“商贸物流”形象根深蒂固，但“科技创新策源地”的品牌认知尚未建立，这在吸引“新经济”人才和项目时处于心理上的劣势。
硬伤三：资本土壤的“结构性贫瘠”
金融是科技的血液。郑州乃至河南全省，在风险投资领域几乎是中国版图上的“荒漠地带”。
1、数据的冰冷现实：根据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等公开数据，无论是私募股权/创业投资基金管理人的数量、管理基金的规模，还是年度发生的早期投资案例数量和金额，河南省与中部另一省会武汉相比已有显著差距，与北京、上海、深圳、杭州、苏州等城市相比更是数量级上的差异。郑州的科技企业融资，严重依赖银行信贷、政府补助和自有资金，这些都属于债权或补贴性质，而非能够承受高风险、追求高回报、且能提供投后增值服务的权益性风险资本。
2、“死亡谷”效应加剧：科技创业企业，在从技术原型到产品市场化这个最危险的“死亡谷”阶段，最需要天使投资和早期VC的“输血”和“导航”。郑州本土几乎无法提供这类资本。结果是，要么很多优秀的创意在萌芽期就因缺乏“第一桶金”而夭折；要么创业者不得不远赴外地融资，而一旦接受了外地资本，在资本的推动和资源对接要求下，将公司主体或核心业务迁往投资机构所在地便成为高概率事件。
3、生态闭环无法形成：风险投资不仅提供资金，更带来行业资源、管理经验和后续融资的通道。一个成熟的风险投资生态，会催生大量的创业企业，其中成功的企业家又会反哺成为新的天使投资人，形成一个“融资-创业-成功-再投资”的闭环。郑州由于长期缺乏成功的科技创业退出案例（如IPO或被巨头高价并购），这个正向循环始终无法启动，资本生态因此持续贫瘠。
硬伤四：成长路径的“迁徙诅咒”
许多从郑州起步的优秀团队，似乎都难逃一个“宿命”：小成于郑州，大成于他乡。
1、典型的发展路径：一个在郑州本土孵化、拥有不错技术的团队，在做到几千万营收、成为细分领域“小巨人”后，便会遇到发展的“天花板”。要突破这个天花板，需要引进顶尖的研发或管理人才，需要对接更广阔的资本市场，需要融入更主流的产业生态圈。而在郑州，满足这些条件异常困难。
2、被迫的迁徙决策：于是，为了企业的生存和团队的抱负，“迁都”便提上日程。将研发总部、营销总部甚至公司主体迁往北京、上海、深圳、苏州等地，成为无奈却现实的选择。迁出后，企业借助新所在地的资源，可能迅速发展壮大，甚至最终上市。但这对于郑州而言，意味着最优质的创新主体、最宝贵的税收和就业机会、最具示范效应的成功故事的流失。每一次这样的迁徙，都在强化外界“郑州留不住大成企业”的认知，进一步恶化创新生态。
四、 中原新路：消费独角兽的必然崛起
当科技赛道强手如林，郑州更应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绝对优势所在：它或许不是最佳的“科技实验室”，但无疑是顶级的“商业演兵场”。
这并非否定郑州科技工作的成绩，而是基于产业规律和区域竞争现实的客观判断。然而，这绝不意味着郑州在新经济领域无所作为。
恰恰相反，它将自身天赋秉异发挥到极致的领域，可能在于培育新一代的消费类独角兽。
消费领域，郑州拥有孕育独角兽的四大“天时地利”：
第一、亿级人口腹地的市场纵深
1亿人口的河南省是基本盘，郑州作为省会，其辐射能力可达数亿人口的中原城市群。任何消费模式或品牌在此验证成功，即意味着具备了全国性复制的潜力和规模基础。庞大的人口基数和旺盛的、多层次的内需，为试错和创新提供了无与伦比的土壤。
第二、“天下之中”的供应链心脏地位
作为国家级物流枢纽，郑州拥有“米”字形高铁网、亚洲最大的货运编组站、密集的高速公路网和航空港。这带来的不仅是物流成本优势，更是供应链响应速度和履约可靠性的极致体验。这对于即时零售、生鲜电商、跨境电商、时尚快消等对供应链效率有致命要求的消费领域，是核心竞争力。
第三、显著的综合成本优势
与一线和强二线城市相比，郑州在商业租金、核心员工薪资、生活居住成本等方面拥有显著优势。这使得消费企业在进行模式创新、市场拓展时，可以拥有更长的“现金流跑道”和更高的“容错率”。低成本是初创企业最有效的“护城河”之一。
第四，已被验证的“新消费风向标”地位
历史规律在现代商业中正以新的形式重演。胖东来以其极致的服务和商业模式，从一个地级市火遍全国，成为商业研究的现象级案例，证明了中原消费市场的标杆意义。山姆会员店等国际零售巨头争相进驻郑州，看中的正是其强大的高端消费潜力。
特别是，郑州在网络微短剧产业的异军突起，已形成仅次于横店的全国第二大拍摄制作基地，这充分展示了郑州在捕捉新兴文化消费风口上的敏锐度和执行力。
因此，对于郑州而言，正视基因，扬长避短。未来的竞争策略或许应当是 “双轨并行”：
一是在消费领域，发起“闪电战”。
集中资源，将交通、物流、人口、成本优势发挥到极致，大力扶持和吸引平台型消费科技、品牌零售、内容消费、跨境电商等领域的创新创业。政府应致力于打造最适合消费类企业快速验证、快速扩张的监管环境和基础设施，争取在这一相对优势领域率先突破，诞生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消费独角兽。
二是在科技创新领域，坚持“持久战”。
尊重客观规律，不盲目追求科技独角兽的短期突破。而是继续巩固和提升在智能制造、新材料、生物农业等优势产业中的“隐形冠军”集群，推动其智能化、服务化转型。同时，以 “研发在外、转化在郑” 为现实路径，以更开放的姿态和更优质的服务，主动承接沿海地区的创新成果产业化。更重要的是，持之以恒地优化营商环境，逐步培育本土的风险投资土壤，尽力留住和回引高端人才，为未来可能出现的、属于郑州自己的技术革命种子，默默耕耘，静待花开。
郑州的叙事，不应是“为什么没有”，而应是“什么正在发生”和“什么即将到来”。
当科技的星光暂时偏爱别的天际，消费的燎原之火，或许正将在这片古老而年轻的“中原”大地上，迎来它最灿烂的燃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