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才是香文化的溯源地和发祥地

三月三，拜轩辕。河南郑州新郑圆满举办了丙午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祗奉旧典，式荐馨香，四海华人共祈祖国昌盛、人民安康！

香作为一种文化内涵和礼仪之用肇始于黄帝，作为从祭祀活动中的提炼衍生出来的一种概念和行为，则丰富发展于商汤。可以说，中国香文化肇始于轩辕黄帝，丰富于商汤时期，发祥于郑州地区。

为什么是郑州，而不是其他地方？郑州地区是中华文明早期的文化中心，历经数千年的发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中华文脉绵延繁盛。

从距今5000年之久的大河村遗址、西山遗址、双槐树遗址，到3600年前的商城遗址、小双桥遗址，郑州地区分布着大量的燔燎祭祀遗址遗迹。而“郑”字繁体写作“鄭”，初形见于西周晚期青铜器，由“奠”（祭台）与“邑”（城郭）构成，直接揭示了数千年来郑州这块土地与燔燎祭祀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近年考古证明，天地之中、黄帝故里的郑州便是商汤之亳都。商汤时期进一步继承和完善了黄帝的祭祀制度，在《诗经·商颂·烈祖》篇里细腻描绘了那个遥远时代对自然的崇拜和祭祀仪式，让我们得以感受商汤时期那份对天地先祖的敬仰与尊崇，以及祭祀仪式所带来的庄重与神圣。郑州地区分布着大量的商代祭祀遗址，均是王都祭祀的重要场所，构建了其神圣统治秩序与礼制。

《诗经·郑风》里有大量关于人们对香草的喜爱和描述，《诗经·郑风・溱洧》中记述：“士与女，方秉蕑兮。”这里的“蕑”即兰也。用香草来表达爱情、赠送情谊，借香草美人意象展现了人心自由伸展的愉悦。

宋代诗人王洋在《赏瑞香催海棠五首》中写到“郑人兰佩不须夸”一句，写明了从西周直至北宋时期郑州地区人们佩戴兰草、用瑞香花熏香等已是一种生活习惯，并且这种用香方式是一种高雅高洁的行为，无需夸耀，便举国皆知了。

郑州亦是郑韩故城所在地。1923年8月25日，郑公大墓发现于新郑南门外李锐家菜园子。据《新郑出土古器图志》记载，共出土文物100余件，其中出土的一对青铜莲鹤壶，可谓稀世珍宝。余者多系郑国重器，其中还包括：两节四足大香炉一个、彝炉三个、两耳椭圆香炉一个、蟠虺薰炉盖顶一个，由于当时挖掘没有划分墓葬边界，出现了秦汉砖瓦、宋代瓷器等其他时代文物混入的情况，但此次挖掘说明了郑州地区历朝历代宫廷贵族用香的风俗习惯。

从郑州巩义走出来的诗圣杜甫，笔下的“朝罢香烟携满袖”、“麒麟不动炉烟上”等诗句，描写了盛唐时期的皇家朝堂之上熏香的场景。出生于郑州新郑的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可谓是携香入诗的佼佼者了。“一瓶秋水一炉香”、“红燎炉香竹叶春”、“ 夏蕊浓焚百和香”等名句，展现了白居易对香文化的喜爱之情，也引导开创了唐宋时期文人香的兴起。晚唐诗人李商隐出生于郑州荥阳，随着他“金蟾啮锁烧香入”、“麝熏微度绣芙蓉”等名句的咏颂流传，香逐渐被风流倜傥的士大夫阶层所推崇，以至于影响到后世的李煜、苏轼、黄庭坚、陆游等文人墨客的纷纷效仿，也迎来香文化的绽放和鼎盛时期。

作为礼仪和情感的承载，“香”亦从庙堂之上、文人士大夫之中，走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受到民间的广泛认可和运用，成为一种普遍的生活情趣和高尚的精神追求。

民国五年重修《郑县志》之风俗志记载了郑州地区端午节的民俗：以蒲艾通草雕刻天师驭虎像于盘中，围以五色蒲叶，剪皮金为百虫之像，铺陈其上。葵榴艾叶攒簇华丽，互相馈送。其中“用蒲艾通草雕刻”之技艺，便是采用和香之法，制作出的香牌加以雕刻成型，便可佩可陈，郑州地区的人们早已掌握了和香、制香的基本原理，并加以修饰，融入日常生活之中。

陈列于郑州北大清真寺内的宣德炉，一共两件，一大一小，是明朝宣宗皇帝朱瞻基在位时的宣德五年，由监督工部官臣吴邦佐设计和监造的，距今已近600年，成为信仰与文化共生的见证，“香”也被赋予了积极的文化意义。

从人类早期的燎祭遗存，到“居天地之中而和四方”的独特的地理方位，到隋唐大运河通济渠的香料之路，到出生于此的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诗人们笔下的馨香璀璨，再到“二十四节气”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利用，郑州地区与香的渊源，是几千年来中原人民精神信仰、生活方式和审美情趣的生动体现。

可以说中国香文化不仅发祥于郑州、形成于郑州，更是鼎盛于郑州、传承于郑州，香早已深深植根于郑州悠久的历史文化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