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庆施等人第二次郑州会议上反对主席“右倾”

很多地方“浮夸风”和“共产风”刮得很厉害。

领导们头脑发热，少奇同志也不例外。

根据1958年9月30日的《人民日报》报道：1958年9月19日至28日，刘少奇到江苏视察，在常熟县和平人民公社参观中稻丰产试验田，他问党委书记：“亩产可以打多少？”回答说：“可以打一万斤。”少奇同志说：“一万斤，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

亩产一万斤，还要再高！这不是头脑发热吗？

主席最厉害的地方就是比一般人要先知先觉，当别人头脑发热的时候，他反而比任何时候都清醒，他很快发现了大跃进造成的灾难性的后果。于是连续召开几次会议进行纠偏。

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主席提出纠偏的想法，没想到却遭到柯庆施、王任重等人的反对，主席在讲话过程中，他们几个人不断插话，意思就是要继续乘风破浪。

上述不是瞎编，王任重日记中白纸黑字记载的。

主席的态度越来越严肃。

在3月5日的第二次郑州会议最后一天，主席在讲话中说道："我现在代表五亿农民同一千多万基层干部说话，搞'右倾机会主义'，坚持'右倾机会主义'，非贯彻不可。你们如果不一齐同我'右倾'，那么我一个人'右倾'到底，一直到开除党籍。……我犯了什么罪？无非是不要一平、二调、三收款，要基本的所有制还是生产队，部分的所有制在上面两级，要严格按照价值法则、等价交换来办事。"

这些话足以证明主席当时发现问题后进行纠'左'的坚定决心，同时也反映出第二次郑州会议进行得并不太顺利。大家想法还不太一致。

这就奇怪了：一年前，主席顺应大势要求“乘风破浪”“大干快上”，柯老等人积极响应，为何现在主席要求“右倾”、进行纠偏会获得反对意见呢？

是柯老等完全不知道“大干快上”产生的后果吗？

显然不是！

那么，为何有此情况发生？

我们来慢慢“切开”看。

主席一年前在南宁会上感觉总理和陈云等人保守了，必须要加快推动经济发展，但事实上全国各级各层在加快的过程中“脱轨”了。现在已经不是要“快”，而是要“稳”。所以，主席说自己准备“右倾”，哪怕是自己一个人也要坚持“右倾”。

问题是：主席确实去年提出要“快”，但要快到什么程度？并没有一个具体的量化指标。

主席要”快“，但可没有说要有“万斤亩”、“千斤猪”呀！

那么问题来了，这些假东西是谁弄出来的？

我们现在恐怕很难寻找到第一个“发明者”了，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是在推进的过程中层层加码“制造”出来的。

从中央一线领导到大区领导，再到省、地委、县委、乡镇、村，有一级算一级，没有多少人敢出来讲：我没有任何责任！

这正应了那句话：雪崩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主席虽然是”大干快上“的坚持者，但是他至少有两种方式可令自己置身事外：一是坦诚自己需要负领导责任；二是讲明我可没有让你们在下面”乱来“的。

第一种可以显示领袖高山仰止风采；第二种是实话实说。

这么一来，柯老、王任重这些大区大员的责任可就大了去了！

你们辖下的不真实数据是怎么出来的？你们是怎么监督的？

同样，曾希圣等人具有同样的想法！

也许周小舟、江渭清等人稍微好一些，但同样也负有不小的责任。

依次类推，省、地委、县委、乡镇、村各级领导人都怀有同样的心思和想法。

于是，一种奇怪的现象就出现了，当领袖发现问题并进行纠偏时，竟然这么多大员异口同声地阻止领袖”右倾“。

事实上，主席开完会后，也不再听各级自己报情况了，而是组织几个调查组到各地去了解真实情况。

上海的张春桥就是这时候开始登上历史舞台的，他陪同陈伯达到山东实地调研。

为什么要将这段情况给大家说清楚，因为我们只有了解众多官员的心态，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后面的庐山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