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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四记作者:郑晓鹰

2026-02-16 18:44:08

洛阳四记

郑晓鹰

龙马负图寺

《周易》被古今学界尊为五经之首，是一部认识自然和解释自然的哲学巨著。史传“文王拘而演周易”，说《周易》成书是文王所为，这应该无太大问题，但文王不可能凭空写出《周易》？他凭什么作为“演周易”的基础呢？这就必须追踪寻源了。《周易》生于什么？生于八卦。八卦生于什么？生于伏羲。伏羲又是凭什么依据创制八卦的呢？凭河图和洛书。《易经》有相应记载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这里说的圣人，指的就是伏羲。河图和洛书又是出自哪里呢？黄河和洛水。怎样出现的呢？这就得去洛阳郊外的龙马负图寺探看究竟了，这里是华夏易学文化的源头之一。

龙马负图寺位于洛阳以北的孟津县会盟镇雷河村，车出洛阳城往北行，大约半小时，公路前方出现一块标示牌，上有“会盟镇”三字。无疑，这里就应该是周武王会盟八百诸侯共伐商纣的地方了。时值初夏，眼前是一望无际的田野，黄麦、绿树、溪流、村落，风光如图，虽已无处可觅当年武王观兵台，但可以想象武王观兵台前那旌旗如云，干戈如林，呼号动地，战鼓雷鸣的场景是异常壮观的。当年武王会盟诸侯后即准备进攻商都朝歌，军师姜子牙用周易占卜得出时机不宜的结论，故又撤回大军等待时机。两年后，商朝大臣微子为避杀身之祸而逃走躲藏乡野，大臣箕子被纣王逼疯，纣王叔父比干因劝谏纣王停止暴政而被破腹剜心，以致天怒人怨。藉此，武王和姜尚又以周易占卜，得出时机已宜的结论，遂果断复聚诸侯，兵发朝歌。终于，牧野一战，大获全胜，商纣王自焚于鹿台，殷商灭亡。

易经占卜非常神奇，方法和结果令人匪夷所思。遗憾的是，现代科学并不看重易经，甚至以为是无稽之谈。但不可否认的是这样一个事实：从史实来看，一个王朝每当要作出重大决定之前，譬如战争出征、应对天灾、封禅祭祀等，都要以易经占卜吉凶而后定其行，故大凡朝廷宰辅级别的人物，诸如姜尚、张良、诸葛亮、司马懿、魏征、袁天罡、刘基等人物，无不是精通易经及占卜的高士。在社会生产力相对低弱，现代科学处于孕育初期的历史阶段，一个王朝要确保政权稳固、社会安定，必定要在征战杀伐这类大事上做到万无一失，倘有闪失，必将造成江山易主，生灵涂炭。严酷的现实迫使古人在处理重大事情上必须尽可能杜绝失误，那么靠什么来做到这一点呢？那时候没有卫星，没有光纤，没有电脑及数据库，只能靠实践中得出的经验。易经虽是对经验汇集的抽象总结，但同样包含着数学、物理、化学等现代科学成份，只是它们的运用形式和表现形式各有自身的规律和特点，从本质原理上看并没有游离于科学之外。易经是认识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方法论，虽然这种方法论有时也存在因数据的不完整性或不准确性所造成一定的不足，但这是人类历史社会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必然结果。

探索《周易》必先探索八卦产生的原始途径，龙马负图寺就是传说中八卦产生的源头之一。

龙马负图寺坐北朝南，背靠黄河，门朝邙山，寺正门前是图河故道。图河上现有一桥正对寺门，车过桥即到。

进入寺门，只见一座龙马雕塑立在中轴道上。这龙马是一个龙头马身的“神兽”，头上有角，嘴部像牛，身上有长短起伏不一的毛斑。传说这龙马来自黄河，进入黄河支流图河游弋，被伏羲擒获。地球生物史上，目前还没见有“龙马”物种的记载，所谓伏羲擒获“龙马”，只是一种传说，“龙马”是后人想象出来的“神兽”，借以烘托“河图”的神秘感。古书上也有这样的说法，说古代中国民间认为龙和马都是瑞兽，有称身长八尺以上的马为龙的说法，后来又演变为龙、马词义互通，认为龙即是马，马即是龙。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角马，角马生活在非洲大陆，现在数量仍然众多。角马称为马，头上有角，能浮水，有符合“龙马”的部分特点，但目前没有任何文献资料记载伏羲时代在中国这片大陆上生活过角马。从龙马负图寺里那尊龙马塑像来看，我以为既非龙，又非马，极可能就是一头水牛。水牛主要生活在中国长江以南，北方少见。水牛喜水，能泅水如履平地。从黄河进入图河的“龙马，或许正是一只由偶然原因流落于黄河中的水牛。伏羲是个能人，但在上古年代里，由于山川阻隔，人的活动范围受限，他世居中原，未必见过生活于南方的水牛。水牛身似马，头亦有角，身上也确有旋转起伏的毛斑，特别是在被水浸湿后，那毛斑痕纹更为明显。我曾在乡下务农时就见过这种身上有旋转形毛斑的水牛。传说伏羲受“龙马”身上旋转毛斑的启悟，绘制出了“河图”，这就是“河图”的来历。其实河图是一张数字排列组合图，用于分五行、明生克、定方位、注山川。

洛书也是传说，称有大龟驮书出于洛水，伏羲钓得大龟，得“洛书”。所谓洛书，是指伏羲根据龟背花纹推绘成的一张图，图上是点与线构成的画面。这些点与线纵横斜交叉相加的结果相同，也能排列组合出各种阴阳相间的平衡图，其中玄机，深涵莫测。据现代易经学者研究认为，洛书是以象数为手段推演天地季节变化的工具，它排列为正方形九宫，横竖交叉集合量相同，由此形成的直线即为相同的一个圆的直径，故洛书含意表示“天圆地方”的宇宙空间概念，以九宫观星象，定八卦，无所不及。其实，“河图洛书”并非独为伏羲之功，而是在漫长的历史年代中，民间智者集体的结晶。《易·系辞》说伏羲结合河图洛书所藏玄机，“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这就是八卦的成因。后来周文王在八卦基础上演绎成六十四卦《周易》，遂使华夏文化走向博大精深，光耀千古。

龙马负图寺为什么叫寺？不得而知。单从大门看，其形状就跟寺挨不着。这大门分明是一座城楼，门框为拱洞形，墙厚实，门板上布满铆钉，门上是一座歇山顶式箭楼，箭楼前有一排女墙，这哪是寺庙的形制呢，整个就是一座坚固城门。进门后也不见佛寺规制中的四大金刚，依次也不见未来佛和西方三圣。

大殿倒是有，在“龙马”造像后面几十米远的中轴道尽头，殿额匾上镌有“伏羲殿”三字，里面高台上坐着的是胡子拉碴的伏羲，面黑眼瞽，颇似张翼德。伏羲这个人属华夏传说中的远古人物，具体生活在距今多少年的某个历史时期无可稽考，史学界推测为在神农氏炎帝稍后一点的时期，大约距今七千年到一万年左右吧，也就是新石器时代中期。史书说黄帝之后的颛顼、帝喾时代，人们已用干支为名，这聊可作为伏羲创八卦，制干支记事的佐证。到夏、商代时，八卦、干支的运用已更加成熟，让人惊奇的是整个商代君王，除开朝的汤王外，其他二十九代帝王名号都用了干支中的十天干，如外丙、太甲、盘庚、武乙、纣辛等等。

伏羲坐享佛寺，这显然是后来民间百姓为纪念伏羲而修建供奉场所时张冠李戴了。把伏羲跟佛教扯到一起，这倒真叫胡扯了。佛教供奉佛像，进行佛事活动的场所才叫寺、庙，道教叫宫、观。佛教传入中原不过近两千年，而伏羲呢，他是华夏民族至少七、八千年前的老祖宗了，况且在“河洛文化”中最初衍生出来的主流文化是道家文化。据史书记载，道家文化产生于黄帝时代，距今五千多年，追根溯源，道家的鼻祖也应该是伏羲，而佛教是外来文化，创立距今不过二千五百年左右，故在华夏这片土地上，道家文化产生的时间与释家文化的产生时间相差足有三千年之遥。建释家文化的寺来纪念道家文化鼻祖，这件事很荒唐，究其原因，要么是“龙马负图寺”的建造者没有弄清佛、道两种文化渊源及内涵，盲目而为；要么是那个时候的统治者实行“尊佛抑道”国策，不得已而为。一查，“龙马负图寺”建于西晋怀帝四年（公元310年），正值佛教传入中原二百多年的初期，恰巧佛教祖庭“白马寺”就在洛阳，佛教势头正盛，于是建造者就管他三七二十一，来个眉毛胡子一把抓，建个“龙马负图寺”一样祭拜，至于伏羲该属道还是属佛，就管不了那么多了。

转至伏羲殿背后，有女娲殿，一个经过涂脂抹粉描眉点唇的戏剧舞台似的美女坐在帷幡半遮半掩的殿台上，这就是女娲，跟《山海经》上描绘的人面蛇身的女娲形象差别太大，让人无所适从。

伏羲殿左右前方各有一尊鼋驮大石碑，左边石碑上镌有“龙马负图处”五字；右边石碑上镌有“图河故道”四字，形古而实新，皆为近人所为。

尽管“龙马负图寺”系西晋人所建，但“河出图，洛出书”这个古老传说中的事发地，想来应该是没必要弄虚作假的。至于当地人以寺供奉伏羲和“龙马”，主要是为了表达了对伏羲的景仰之意，其它也就不必较了。

汉光武帝陵

东汉开国皇帝光武帝陵在孟津县白鹤乡铁榭村，距“龙马负图寺”不远，大约十几里地，也是北临黄河，南傍邙山。当地人管这座光武帝陵叫“刘秀坟”，似有轻慢意味。中国古代丧葬文化很讲究规制，墓主社会地位高低决定葬制规格。古时候挖穴埋葬死者，填土筑平叫墓，墓上堆筑封土形成圆顶或方尖顶叫陵，后来有了丧葬规制，帝王棺椁的葬地才叫陵，公侯将相的叫墓，一般人的叫坟、冢、茔。

据考古界近年来的研究说，白鹤乡铁榭村的这座“刘秀坟”并不是真正的光武帝陵。真正的光武帝陵在孟津县送庄乡三十里铺村，那地方地处洛阳城北面的邙山台地。邙山是一处形似高台的山丘，中间高而空旷，四周为缓降坡地，据说这里因黄土层深厚，黏性好，不渗水，周围又有不少河流，风水极好，故适宜墓葬，自古民间评论一个人命好时，有“生在苏杭，葬在北邙”的说法。

据2002年以来的邙山考古工作证实，邙山陵墓群占地面积达750平方公里，在东西长50公里，南北宽20公里的区域，已形成一个巨大的古代陵墓群。到目前为止，已探明确认的帝王陵墓就有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后唐等24座，其中东汉有5座。

东汉的5座帝王陵正是在孟津县送庄乡三十里铺村及附近地区，其中有座墓葬规格特别宏大，被称为“大汉冢”，墓碑写明是汉安帝恭陵，但有历史考古学人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光武帝陵。安帝刘祜是东汉第六代皇帝，从公元56年刘秀去世到公元122年刘祜卸离皇位计有66年，历史上从没听说过有把祖上棺椁安葬在后世子孙陵墓里的事。可为什么历史考古学界有人认定恭陵就是光武帝陵呢？难道其间有什么不为后人所知的重大历史玄机？在历史考古学界还没有正式揭开这个谜底之前，姑且还是以白鹤乡铁榭村的“刘秀坟”这一历史既成事实来说事为妥。

刘秀光复汉室，开创东汉，论功绩和能力，较之于他的族祖高帝刘邦、文帝刘恒、景帝刘启、武帝刘彻等前辈毫不逊色，可他死后陵寝竟没有名号，这就有些让人费解。若拿刘邦长陵、刘恒灞陵、刘启阳陵、刘彻茂陵与之比较，刘秀陵就没多大名气。据说刘秀生前崇尚简朴，不让后人在他的陵寝建筑上耗费奢靡，因此建筑规模和档次比他祖上数位帝王的陵墓要逊色得多，这也是刘秀陵名声不大，不太为后人重视的原因吧。

从有关刘秀的史料记载及现在保存的“刘秀坟”来看，刘秀主张简朴大约是可信的。刘秀陵的相对简朴，以及他陵墓选址为“枕河蹬山”，与帝王陵选址要“枕山蹬河”的规矩不符，故后人看他似乎就有一种“另类”感，于是他的历史功绩也多少被低估。事实上，刘秀在开创东汉王朝，恢复国家统一，治理乱世方面取得的成就，对后人治世，尤其是治乱世，是很好的参考教材。

“刘秀坟”照例由神道、陵园和祭祠组成。神道前的小广场两边各建有一组正阙子阙，相对而成阙门。神道由鹅卵石铺成，长数百米，宽约十丈。神道两旁列有文臣武士石像，也有石雕的青龙白虎朱雀玄龟，衬以神道两旁的高大垂柳，苍苍之色，倒也渲染出一派肃穆气氛，只是细看那汉阙、神道和石刻人、物，都感觉不到岁月消磨的痕迹，是些当代打制的形似而神非的东西。

走近陵园看，感觉就大不一样了。朱砂红的围墙并不威严，也就一人多高，三个门洞的门楼也不显气派，仅有五六米高，小条砖砌成，也是朱砂红，门楣上方嵌有不大的一块石匾，上面刻着“汉光武帝陵”几个字，稍隔远点就看不清楚了，显得小气了些。正是从这门楼形制的“小气”，足可见刘秀陵的简朴，这也应证了史书记载刘秀不事奢靡的理念，同时也感知这是真实的历史遗物了。

陵墓为圆形，周长487米，封土高约18米，上覆古柏林，有小道可达顶端。陵前有一块清乾隆年间立的石碑，不过两米高，上面刻的字是“东汉中兴世祖光武皇帝之陵”。碑前有一香台，上香的人极少，几根残香散插在灰烬里，无非是刘氏后人或是刘秀的崇拜者留下的。

陵墓封土边的石板壁上和游道石板上都有五铢钱图案，这可能是后人搞的装饰，因这些石板图案没有历史成色。陵园里的古柏林倒是很吸引人，据说整个有1458株，多为隋唐时种的。这些古柏虽说只有一千五百年左右，干支不算粗大，可质地还是显得很苍劲，以手触摸，真有“干如铁”的感觉。这里的古柏据说很独特，叫“杏香柏”，剖开看，木质金黄，坚且柔，并散发杏香，属名贵柏树。据说仲春之际，凡逢天气晴朗，这里就能看到紫烟横浮林间袅娜卷腾的美妙景象，使人疑入仙界。

墓顶有个洞，直径约有三、四尺，用五铢钱图案的铁盖子盖着，我想这也许是个盗墓洞，用土回填后，有意留下的，意在告诉以后的盗墓者，这墓里已没什么值钱东西了，无需再进去。刘秀墓可能多次被盗，史料有记的最大一次盗窃是董卓率西凉兵进驻洛阳勤王时。可能因刘秀遗诏葬事简朴，董卓真还没搞到多少陪葬宝贝，以后的盗墓者，就更不可能靠“刘秀坟”发大财了。

祭祠在陵墓左边，中间隔一道墙，有门通过去。祭祠的主要建筑就孤零零一座殿宇，叫光武殿，规模也很小。殿两厢是房廊，里面分别塑有二十八功臣像。这组祭祠建筑是1997年参照同类祭祠修复的，据说过去也有祭祠，文革毁坏。左厢房旁边还有一两座破落空寂的小平房，像是过去守墓人住的地方。环顾祭祠，周遭荒草凄迷，更无其他建筑。如此简陋的帝王祭祠确实有点让人心生疑窦，如果以前陵园祭祠真是按刘秀遗诏所建，那这个人倒还确有些一代明君风范。

光武殿中的刘秀身着锦袍，头戴冕旒平天冠，模样如玉皇大帝，左边立一执笏文臣，是个白发须眉长者，似“太白金星”；右边立一持戟武将，是个银盔银甲英俊后生，似“二郎神”。塑像人大约是从《西游记》“大闹天宫”中借鉴来的人形。能首当其冲站在刘秀身边的人，肯定是追随刘秀开国的重臣，想必是李通、邓禹等辈。

东汉开国功臣中，我稍熟悉一点的人物是冯异。冯异人称“大树将军”，说每逢战后论功行赏，冯异总是独自回避一边，躺在大树下睡觉，刘秀问他为何如此，冯异每次都说功在其他将帅和他的部下，不愿受奖，因此成为历史人物美德典范之一。在房廊里二十八功臣中，我找到了冯异，一个须发皆白的老将军，模样似三国蜀汉老将黄忠，堂堂一脸正气，让人敬仰。

看着祭祠中的刘秀以及和他共济天下的二十八宿将，自然会使人联想到西汉末年那一段风云历史。西汉末年，王莽篡权实行新政改革引发天下大乱，生民涂炭，由此激起民众起义，形成群雄割据局面，十几年间，华夏大地烽烟滚滚，战乱不息。刘秀也是义军首领之一，他的高明之处在于他独能在“绿林”、“赤眉”等各路武装势力中左右逢源，汇集天下豪杰为己所用。他因势利导，知人善任，既建立反莽统一战线，又不动声色自养实力。在打垮王莽政权后，对北面的燕王彭宠、东面的梁王刘永、东南的淮南王李宪、南方的楚黎王秦丰、西南的蜀王公孙述、西北的王莽旧部隗嚣、河西的窦融等割据势力采取打、压、诱、合，外加分封手段，历经十年战争，终于重新建立起了大统一的中央集权，这是很了不起的统一战争，非凡的历史功绩。当时那些割据势力都以帝王自居，谁服谁呀？刘秀能征服他们，这不单靠强大的政治军事实力，也是他人格魅力的展现。可以说，刘秀开创东汉王朝的业绩与刘邦开创西汉王朝的业绩同样辉煌，从解决众多对手的角度看，他比刘邦面临的现实更严酷，更难，但他终于获得了成功。在以后的治理中，他实行轻徭役、放奴婢、重农桑政策，使社会经济得到极大恢复发展，但他对皇亲国戚和功臣实行分封制也给国家社会埋下了重大历史隐患，豪强权贵大量兼并土地，越演越烈，到东汉后期，全国75%的可耕地都集中在豪强权贵家族手里。他们枉法占有巨大的社会资源和社会财富，最终造成社会经济崩溃，民不聊生，加之养痈为患的宦官势力干政乱政，最终酿成了东汉末年的黄巾大起义，历史又极具讽刺意味地轮回了。历史演变的规律就是这样：革命——新生——腐朽——再革命——再新生——再腐朽......，任何历史伟人和政治集团，都不可能跳出社会历史演变规律的漩涡。面对光武帝祠，我想着历史，想着现实，也想着未来。

祭祠院里有一棵古柏，看上去并不显高大粗壮，奇怪的是根以上两米的干上长出许多大大小小的碗状疙瘩，让人摸得油光铮亮。这古柏有一个很慈祥的名，叫“奶奶柏”，说是只要祭拜，肯定有求必应。“奶奶柏”的干体上裹满层层叠叠的红布条，都是祭拜者敬献的。柏前的香炉台上香火缭绕，跟距离不远处光武祠的冷落形成鲜明对比。“奶奶柏”与光武祠同处一院，待遇却截然不同，这就启人深思。一代帝王或一个政治集团，虽塑造了一段辉煌历史，但那历史并不属于百姓。在百姓心目中，只有像“奶奶柏”那样以慈祥母爱佑民实惠的馈赠者，才值得永久享受百姓的香火祭拜。

白马寺

对佛教稍感兴趣的人都知道洛阳有座白马寺，这白马寺的名气来自于它的资历，国内现存的寺庙，不论大小，也不论著名不著名，无不是它的子子孙孙，因为它是佛教在中国的祖庭。就以洛阳为例，自从白马寺诞生后，洛阳的佛寺像雨后春笋一样兴建起来，从东汉明帝时兴建白马寺至北魏杨炫之撰写《洛阳珈蓝记》一文时计算，时间不满四百年，仅洛阳一地的佛寺就有一千三百六十多座，全国寺庙达三万多座，僧人达二百万之众，而且寺庙建筑规模和质量远超白马寺的也不计其数，这个景象，《洛阳珈蓝记》里记得很清楚。

去白马寺看看是我夙愿，想看看这座寺庙与别的寺庙有什么不同之处，毕竟是中国的第一座佛寺，是外来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交汇点，而且建寺时间差不多近两千年了，算得一处真实的古物名胜。

就中国而言，“研究佛教是怎么传入的，是一个小课题；研究佛教怎么会传入的，才是一个大课题。”这是余秋雨在《西天梵音》一文中提出的命题，我很赞同。

先从小课题入手，搞清楚佛教是怎么传入的，白马寺的出现，基本给出了这个问题的答案。一般说法都依据范晔《后汉书》里的说法，说东汉明帝某夜梦见一个头上放白光的金人，不知吉凶，问诸大臣。太史傅毅告诉明帝说这金人是西方的佛，他是听他父亲说的，他父亲又是听他一个名叫景卢的朋友说的。这个景卢是西汉末年博士弟子，他告诉傅毅的父亲，说当时有个大月支国的使者名叫伊存，在长安时向他口授佛经，并描绘过佛的形象，所以傅毅也就大致了解佛的形象。傅毅奏请明帝派人去西方取经，说这样可保汉室江山千秋万代。明帝很高兴，就派了蔡谙、秦憬等一行人前往西方求佛。蔡、秦等人在月支国（今阿富汗一带）遇到了天竺（古印度）高僧迦叶摩腾和竺法兰二人，便邀请二位高僧赴洛阳传经讲经，并以白马驮回重要经书及佛像。汉明帝大喜，命在洛阳东郊建起天竺式样的佛寺，为记白马驮经之功，故以白马名寺，这就是白马寺的来历。这件事发生在公元67年，佛学界认定为佛教正式传入中国的起始。

其实汉明帝梦见金人这事跟佛并无关系，只是恰好被傅毅推测为是佛像而已，但由此引发汉明帝派人去西方求佛这事就顺理成章了。佛教从此正式传入中国，在以后的岁月里，千千万万座寺庙遍布中国大江南北。

据说白马寺的建筑布局基本保持原样，但风格我以为已变，看不出有天竺佛寺特点。山门很干净，红墙琉瓦，单檐歇山顶下有一大两小三门洞，洞门上布满金色门钉，跟后世寺院高宽大门有异。据说佛教称这三洞门为涅槃门，又叫“三解脱门”。蕴意尘俗之人进入这三眼门后，前世、今世、来世的所有烦恼都可消除殆尽了，与佛家“苦海无边，回头是岸”的说教相呼应。山门据说是后世变动最少的遗物，门洞顶上至今还留有建造时东汉工匠的名字，这足以证明白马寺的历史分量。门楣上有一黑底匾，上有“白马寺”三金字，为赵朴初题写。门前小广场上，左右各有一座石马雕像，不大，仿佛还不如真马个头。石马面无表情，很温顺地站着，似显疲惫。这两匹石马是宋代遗物，原为宋太祖赵匡胤的女婿、永庆公主驸马、右卫将军魏咸信墓前的东西，后被白马寺主持德浩和尚叫人移来的。在靠近山门处，左右又各有一只石狮蹲坐在那里，我以为山门外既有马，何须狮？这石狮置于门前，给人寺庙变王府、衙门的感觉，有点不伦不类。

寺内大殿门也不宽，正面墙上开有圆形窗户，这跟后世多数寺庙殿宇建筑风格也不一样。佛龛上西方三圣像及两旁的护法神一色的青铜铸就，显得古气横溢，让人感想致远。迦叶摩腾和竺法兰两人的墓在寺院左右两端，他们在这里静卧有1900多年了。

大雄殿后有花园，疏林、秀竹、莲池，都很养眼怡人。“清凉台”也在后院，建得古朴精致，幽静的庭院里古柏参天，倒是一处读书养性的好地方。迦叶摩腾和竺法兰曾在这里翻译佛经，汉明帝也经常来这里读佛经。佛经读起来真的很有意思么？尘俗之人，不得其解。

“释源陈展馆”紧挨着“清凉台”，这是近年修建的，不像庙，像宫殿，用来展示佛教传入中国的相关史料和“白马寺”未来发展规划沙盘及图示。普及佛教文化知识，前者有必要；大幅度扩大寺庙规模，后者没有必要。在沙盘前，一个和尚正眉飞色舞地给两个可能是工程承建方的人讨论扩建事宜。看沙盘规划，白马寺东南西北四面都在扩建，据介绍说，原先寺院占地870亩，规划要扩展到1300亩。原寺庙南北纵深300米，现在规划要发展到900米。扩占这么多地干什么用？说是要建灵塔，佛学研究院、法堂等等。其实在这之前几年，白马寺已将右墙外数百亩地用来建了印度佛殿，现在正在大肆兴建一座什么“国际佛殿荟萃苑”，要引进泰国、缅甸、日本、斯里兰卡、尼泊尔等国的代表性庙宇，集中建在一起，以此突出所谓的“佛教国际性”。这个项目耗资占地数额巨大，不知突出“佛教国际性”有什么现实意义？我隔着不买门票就不能进去的大门眺望里面，金碧辉煌的异国寺庙区里并不见修行僧人，空旷寂寥中只有浓郁的油漆味。这个“荟萃园”使人感到佛性浑然散尽，铜臭气息弥漫不绝，这恐怕是大多数游人的相同感觉。乍一看，还以为来到了迪斯尼乐园。修建“国际佛殿荟萃园”，策划者的此举怕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吧？

白马寺已不再是昔日的白马寺，大多僧众的观念也与时俱进了，要信众杜绝的“贪、嗔、痴”大约也有了新的解释。我在大殿里叩拜释迦摩尼，分明听佛祖在说：释者得菩提遮风避雨足矣，得葛衣素食足矣，灵台得净土而极乐自生，若谋非份，佛将不佛矣……

关林

洛阳关林，可以说是海内外关公文化集大成之地，关公文化是中国儒家文化的一个缩影，大凡一个中国人去洛阳，倘能去关林看一看，那他对中国文化必定会有更深广的了解。

关公身体及遗物有三处掩埋之地，一是河南洛阳关林，葬着关公头颅；二是湖北当阳关陵，葬着关公遗体；三是山西解州关公故里的关公衣冠冢，葬着关公衣冠。除了这三处跟关公本人有直接关系外，全国及海外祭祀关公的庙堂数以万计，有资料统计说，仅北京地区的关庙就有上百座，关公文化的魅力可见一斑。

洛阳关林是魏武帝曹操让建的，按王侯墓葬规格，这是曹操当时能给关公的最高礼遇了。他这样做的目的，一是防止孙权嫁祸于他的主意得逞，免担杀害忠良的恶名；二是避免刘备盛怒之下，发倾国之兵前来与他性命相博；三是敬慕关公，补报当年他兵败华容道，得关公义释，幸免于难的恩义。传统戏剧小说里把曹操定格为“奸雄”，我看他是“智雄”，修建关林一事，已足见其名副其实。

关林建得很气派，大门口广场平阔，大门两边粉墙上塑有“忠义、仁勇”四个一人大小的篆字，配以歇山顶单檐朱红大门及门前一对石狮，使人顿生威严肃穆情态。

进入大门即是几十米甬道，甬道并不宽，石栏夹道，栏柱顶端均有一石貔貅，几十个石貔貅夹道而立，衬以五彩旌旗，颇似柳营再现。甬道直通享殿、祭殿，正殿，殿檐下都有匾刻“关林”二字，但字体不同，为历代书法大家真迹。

每座殿里都有关公塑像，我以为形象最佳者当数“关公读春秋”了。戎装贯甲，头顶万字纱帽的关公分腿端坐，左手托《春秋》，右手捋长髯，头昂视右前方，目光深邃，似思悟《春秋》有得，远虑蜀汉兴亡之计吧？周仓、关平照例各自持刀按剑立在关公身后作视死如归状。相比之下，正殿里的关公像就显得不伦不类了。这个关公被塑成了玉皇大帝模样，头戴平天冕旒冠，龙袍加身，双手握笏，目光呆滞。仅凭双手握笏这一点来看，就似有悖常理。这尊关公像前有一牌子上写明“关圣帝君”四字，既为“帝君”，何以执笏呢？殿柱上一副对联倒还写出了关公特点，上联是：“丹凤眼卧蚕眉美髯公仪表堂堂关夫子”，下联是：“赤兔马偃月刀绿战袍威风凛凛武圣人”，可惜塑像文不对题。

正殿右边有“五虎殿”，关、张、赵、马、黄，汇聚一堂，也很难得，尽管关瞧不起黄，但都是提着脑袋打江山的蜀汉功臣，混到这份上都不容易，关爷就大量一些，不要计较了。

再往里走就是葬着关公头颅的大墓，大墓直径至少四五十米，高约十米，墓顶上及四周古柏成林，墓前有祭坊、祭亭、祭台，祭坊横梁上镌刻有“汉寿亭侯墓”、“中央宛在”、“英雄千古”等字，两只硕大的铸铁香炉里烟火不绝，人气极旺。乾隆御碑亭最靠近大墓，亭里立有一通高大石碑，碑文表明了关公至高无上的荣耀：“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关圣大帝林”。

曹操为关公建墓是符合关公当时身份的，汉献帝曾封关公为“汉寿亭侯”，古制王侯葬地称墓，所以祭坊横梁上刻“汉寿亭侯墓”是合符古葬制的。那么关公墓为什么又叫“关林”呢？传统说法是因为关公被尊为“武圣人”，在此之前，孔子被尊为“文圣人”，既跟孔子同列“圣人”之位，那待遇就得一样才行，不然就是无礼了。曲阜孔子大墓被尊称为“孔林”，何故？只因孔子非帝王之属，后人葬他，自然不能僭越他所尊崇捍卫的西周礼制，叫墓叫冢叫坟吧，又感觉大不敬，于是取葬地广植松柏茂林的“林”字为葬地敬称，故称“孔林”。这“林”字在古汉语里原本没有表示墓、冢、坟等意思，只表示树木生长密集、旺盛之貌的意思，借一个“林”字作葬地名，无疑就是要表达孔子和他所创立的儒家学说及其道德文章，是集天地之大成者，势如松柏茂林，万古长青之意。由此可知，关公生前封寿亭侯，是他当时享有的最高社会地位，但毕竟只是侯爵之位，死后葬地自然就不能叫陵，但与孔子同享“圣人”之尊，葬地叫“关林”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当阳那个葬着关公遗体的葬地倒是叫“关陵”，但那里被称作陵，也是后世帝王为关公追谥帝王封号后的事了。

在中国，墓葬地被称为“林”的，目前除了孔、关二人外，还有一人死后葬于河南安阳北关区的墓葬，称为“袁林”，也就是袁世凯的墓地。把袁世凯墓地刻碑称“林”的人是谁，不得而知，但肯定不是什么好鸟。把袁世凯墓地称“袁林”，只能是个无耻献媚的历史笑话。

“孔林”、“关林”从表面上看，这是中国各阶层民众对孔、关二人的尊崇，实质上却是反映出了中国社会对儒家文化的认同和景仰。从现实情况来看，“孔林”、“关林”一年四时受到不计其数的国人及海外华人前往上香祭拜，历代官家也每年举行声势隆重的祭拜，在祭拜人数量和祭拜质量两个方面都是历史上任何帝王陵所不能望其项背的。祭拜诸如黄帝、炎帝、大禹、秦皇汉武等帝王，重在这些人的历史功绩及个人权威，而祭拜孔子、关公，则早已超越了个人崇拜的范畴，这种祭拜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文化信仰，已成为了一种绝对的、至高无上的、神圣的精神追求和精神护卫。这种祭拜已呈现出浓厚的宗教性质，而孔子、关公，在祭拜者的精神世界里已然固化成为了当然的宗教创始人和教主。

儒家学说的核心理念是“仁、义、礼、智、信”，关公是践行者的楷模，关林大门口墙上的“忠义仁勇”四个字就是对这个楷模内涵的高度概括。关公怎么体现的呢？从罗贯中的讲述来看，譬如“封金挂印”显其忠，“千里走单骑”显其义，“华容让道”显其仁，“过五关斩六将”显其勇。尽管是小说，可彰显的是一种人格精神正气、道德品质正气，这是整个华夏社会的主流文化精神。一个民族、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个朝代，倘若没有一种促进社会不断进步的人文价值观引领全体公民，那整个社会就会倒退为一个不讲天理，践踏公德，是非不明，正义不彰，信誉蒙垢，谎言生光，邪恶得志，善良遭殃，匪盗横行，弱肉强食，坑蒙拐骗，巧取豪夺，从恶如流的反人性、反社会的乱世，这将对一个国家民族社会的稳定发展造成巨大戕害。关林内涵的儒学核心理念，正是社会文明发展进程中积极精神的体现。所以，关公文化对于陶冶人的情操，促进道德修养，推进社会和谐发展，是有积极现实意义的。历史的发展让我们得知，一种养育民族社会文明进步所需要的思想文化，绝不是所谓“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浩劫所能摧毁和抹煞得了的，也绝不可能被异族文化所替代，因为一个民族进步的思想文化，是根深蒂固于这个民族自身历史发展的厚土中的。

在公众看来，关羽这个“圣人”比孔子“孔圣人”要平民化得多，他“喜怒哀乐傲妒畏”的心态与大众心态共鸣，虽然他一生没有像孔子那样遗后世以《论语》等学说伟著，但他致力于践行儒家思想核心理念的言行举止，同样也是遗予后世的巨大精神财富，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

关羽虽被尊为圣人，但他在日常生活为人处事中显现的弱点也是显而易见的。正是他那些人性中的“弱点”，让人感觉关公比孔子更平民化，更接地气，形象也格外丰满可亲。关公曾傲气十足，无所顾忌地质问诸葛亮：“我等皆出迎敌，未审军师却作何事？”，故意想让诸葛亮在刘备及众将面前下不来台。当得知老将黄忠与他一并被刘备封为“五虎大将”时，不肯受印说：“黄忠何等人，敢与吾同列？大丈夫终不与老卒为伍！”傲气心态可见一斑。关公最致命的弱点是好大喜功、自负轻敌。他听说孙权拜陆逊为江东陆口守将时就嘲笑说：“仲谋见识短浅，用此孺子为将！”，说明他不知彼也不知己，无端轻视他人而盲目自信。在看了陆逊给他信中的赞美吹捧之辞后就“仰面大笑，令左右收了礼物”，随后将荆州守军大部调往攻打樊城，直接导致荆州失陷，败走麦城，身首异处的悲剧发生。如果说关公身上没有上述这些弱点，他镇守的荆襄之地就不会丢失，进而推测，就不会导致张飞遇害和刘备举倾国之兵伐吴，也不会导致白帝城托孤等后事发生。关张二人若不死于非命，那三国的历史或许会是另外一种结局，“无论魏晋”倒也是真有可能的。

关公作为一个从普通人中产生出来的英雄人物是可信、可爱、可敬的。自魏晋以来一千八百多年，无论是皇帝还是百姓，都是褒扬关公的，要不然这关林也不可能保持现存的风貌。看看现在矗立在关林甬道两旁的几十尊石碑，中国文化中的溢美之辞都刻在那上面了。关公这个人物体现了中国社会千百年来赖以发展的主流文化——儒家文化，也可以说是儒家文化塑造出了关公这个历史人物，这大概就是参观关林给人的思想文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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