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郑州:庙李

春日的午后，阳光慷慨，我习惯性地骑着自行车从北三环高架下拐进索凌路。车流一如既往地稠密，两侧高楼玻璃幕墙反射着刺眼的白光，几乎要灼伤视网膜。两旁市声嘈杂，世界被规整、高效，却也无趣地分割着。就在这平滑的都市节奏里，一个恍惚的瞬间，我的目光掠过路边一块不起眼的花坛——那里面，一棵苍老的国槐，正用它皴裂的、近乎狰狞的躯干，撑起一团不合时宜的、沉默的浓荫。

我放缓车速，将车停在路边。我知道，这就是那棵据说有四百岁的古槐了。此刻，它被精心砌起的花坛保护着，四周绿草如茵，像一座微型的、被遗忘的孤岛。崭新的柏油路从它身侧笔直地伸向远方，不远处，郑州金水外国语学校的教学楼明净崭新，少年的读书声隐隐可闻。一切都在诉说着“崭新”与“未来”。唯有它，像个穿越了漫长时光隧道、忽然在此落座的老人，与周遭的一切格格不入，却又无比固执地存在着。

我走近，目光触及那粗糙的树皮。四百年的风雨，在它身上刻下的不是诗行，而是类似甲骨文般深奥难解的沟壑。就在这一触之间，那个早已在郑州版图上消失的名字，带着它全部纷繁的往事、炊烟与尘土，轰然向我涌来——庙李。

一

这棵树，是一切故事的起点与见证。

它被栽下时，大明王朝的气数将尽，而脚下这片土地，还被称为“冯柳村”。那时的风，想必是裹挟着黄河滩上泥土的腥气与田野里桑麻的清香，穿过稀疏的村舍。冯姓与柳姓的先民在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着中原大地上最典型的、循环往复的农耕生活。一场著名的、充满血泪的迁徙改变了这里的血脉。明初，一支李姓族人从甘肃跋涉而来，落脚于此，最初只能给原住民打长工维生。岁月流转，冯、柳两姓或因战乱，或因机遇，逐渐式微、外迁，而坚韧的李姓族人却如野草般在土地庙后扎下根来，人口日益繁盛。“庙后李”这个充满画面感的称呼，开始在每日升起的炊烟中被邻里叫响，最终定格为正式的村名——庙李。

这棵槐树，就是李氏家族在此开枝散叶时，郑重栽在祠堂前的家族图腾。它见证过清咸丰年间的动荡，村民们用黄土和秫秆夯起高高的寨墙，架起土炮，在梆子声中守护一夜夜的安宁。它也见过民国十七年（1928年）的“破旧立新”，冯玉祥将军拆了村外的火神庙，利用庙产办起“中山第二小学”，将村名一度改为“中山村”。琅琅书声与集市上“水煎包子热哩”的吆喝交织，那是古老乡村第一次被现代教育的文明之光所叩访。

时光流转至上世纪中叶，古槐又见证了新的生机。1957年，冶金部干部带来的电灯泡，照亮了村里打出的第一口机井。抽水机的轰鸣惊散了晨雾，黄河水汩汩流入菜田，庙李由此成了郑州北郊重要的“菜篮子”。1983年，庙李乡成立，乡政府前的石板路上，卖菜的马车与崭新的自行车在国槐的荫蔽下交错，构成一幅改革初期生机勃勃而又略显凌乱的画卷。这棵树，就这么安静地看着，它的年轮里，一圈是唐宋的冯柳桑麻，一圈是明清的庙李炊烟，再一圈，是近代的学堂钟声与菜畦油绿。

二

然而，时代变革的洪流，在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以近乎粗暴的方式，改写了庙李的剧本。城市的边界像潮水般向北迅猛扩张，吞噬着曾经的田野。耕地消失了，赖以生存的农耕生活戛然而止。村民们拿到了征地补偿款，却在一种茫然与逐利的本能驱动下，开始了另一种创造——在自己的宅基地上，疯狂地向上生长。

我曾在一个夏夜，走过拆迁前的庙李。那是一种令人晕眩的体验。仿佛突然从秩序井然的现代都市，跌入了一个充满野蛮生命力的立体迷宫。楼与楼亲密无间，几乎要亲吻在一起，将天空切割成狭窄扭曲的一线。电线如蛛网般在头顶交织，楼宇的立面被各种材质的加建包裹，七层、九层、十六层……数字不断被刷新，记录着这场关于空间的竞赛。

太阳落山后，整个村落才真正苏醒，或者说，爆炸。叫卖声、音响声、摩托车喇叭声、各地方言的喧哗，汇聚成一股沸腾的声浪，淹没了所有个体的思绪。道路上挤满了小吃、服饰、手机配件的地摊，空气里混杂着油烟、汗水与廉价的香水味。

这里成了数以十万计“郑漂”族在都市落脚的第一个驿站。低廉的租金，接纳了刚毕业的学生、求职的工人、怀揣梦想的异乡客。它混乱、嘈杂、藏污纳垢，却也充满机会、包容着最真实的市井烟火与生存挣扎。因其人口极度密集、生活形态独特，它在网络上被戏称为“小澳门”，与更大的“小香港”陈寨村齐名。

生活于此的原住民，内心充满了时代的割裂感。他们一夜之间从“村民”变为“房东”，财富以租金的形式滚滚而来。嫁妆起步便是三十万，豪车、名表、全国旅游成为新的生活标配。然而，在祠堂里躲清静的老人，会摸着那棵四百岁的古槐，陷入长久的沉默。他们反感“村民”这个标签，享受着物质丰裕，却又在心底怀念着“柴门闻犬吠”的往日安宁。年轻一代则在迷失中分化，有人安然收租，追求刺激；有人却感到空虚，在家族的租金堡垒外，试图寻找自己存在的价值。

庙李，在它生命的最后阶段，变成了一颗复杂、矛盾、光怪陆离的社会学琥珀。

三

该来的总会来。2014年，庙李村启动整体拆迁。推土机的轰鸣，成了古槐听到的、关于这片土地最陌生的挽歌。村民陆续搬离，曾经喧嚣的街巷逐渐死寂，只剩下空洞的窗框，像无数只失神的眼睛。

真正的告别，在2017年6月12日下午4点。随着一声巨响，庙李村最后的6栋楼，在17200枚雷管和552公斤炸药的作用下，统一向西倒下。整个过程，只用了3.5秒。为了抑制粉尘，楼顶预先蓄满了水，水袋在爆破中炸裂，仿佛一场为废墟举行的、沉默的葬礼。围观的人群中，有人喃喃自语：“这下庙李也彻底没啦。”语气里听不出是惋惜，还是如释重负。

一个延续了数百年的村落，一个承载了十万人漂泊记忆的“驿站”，在物理意义上，于3.5秒内归于尘土。行政建制上，它已于2014年“废止”。它的土地，被规划、平整，盖起了现代化的住宅小区“庙李家园”、学校和商场。那条因打通而不得不将李氏祠堂移走的路，被命名为“庙李街”。名字被保留下来，像一个简洁的墓志铭，指向一段已无法触摸的过往。

只有那棵古槐，被小心翼翼地保留在了路中央。它成了连接前世与今生唯一的、活的坐标。回迁的老人，会坐在花坛边，指着树干对孙辈说：“这儿以前是李氏祠堂，你太爷在旁边的田地里栽过稻、放过牛。”故事在讲述中延续，但听故事的孩童，抬头所见已是全然不同的天际线。

四

我伫立在古槐下。

夕阳西斜，将它巨大的影子拉长，投在光洁的人行道上。恍惚间，那影子仿佛不再是树的影子，而是一片古老村落的微缩图景，是那些纵横巷陌、斑驳墙垣最后倔强的显形。

庙李的“前世”，是一部浓缩的中原村落演进史，从农耕聚落到现代城乡转型的阵痛样本。它的“今生”，则是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城市化寓言：旧家园在爆破中消逝，新家园在图纸上建立；个体在失去故土的同时获得补偿，在享受物质丰裕时承受精神失根。

而我，一个同样在这座城市漂泊、栖居的后来者，忽然感到一种深刻的共鸣。我们这代人，谁的记忆里没有一座“庙李”呢？它可能是一条被改造的老街，一个被拆迁的胡同，一片被推平后建成购物中心的田野。我们不断地告别具体的、可触摸的“地方”，搬进抽象的、功能性的“空间”。我们在崭新的小区里安家，却再也说不出“家园”二字那沉甸甸的分量。

那棵四百岁的古槐，之所以被如此珍重地保留，或许正是因为，它已成为我们所有人共同的精神“祠堂”。它是一枚嵌在城市年轮里的活化石，提醒着在飞奔的现代性之外，还有另一种缓慢、深厚的时间尺度。它的存在，让“郑州”这座城市的面目，不至于在日新月异中变得扁平而失忆。它告诉我们，脚下这片热土，不仅生长着高楼，也曾经生长过桑麻，回荡过梆子声，飘散过菜畦的清香与出租屋的油烟。

风起了，古槐的新叶在暮色中沙沙作响，与不远处学校的放学铃声交织在一起。我转身离开，汇入车流。后视镜里，那团苍老的浓荫逐渐缩小，最终消失在都市璀璨的灯火之中。

我知道，庙李村已经没了。

但我也知道，只要这棵古槐还站在这里，只要还有人愿意停下脚步，触摸它皴裂的皮肤，聆听它无声的诉说，那么，庙李就依然活着。它以另一种方式，成为了这座城市记忆的根系，成为每一个寻找归属感的现代人，心中那处无法被拆迁的、柔软的“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