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印记
邢真旧居简介
龙安区马投涧镇王二岗邢家先祖是康熙年间的1697年从安阳县高庄乡大官屯迁徙而来,至今已历十六世。
五世邢焕英年早逝,膝下有一儿子叫邢完。邢完与寡母艰辛持家,慢慢有了起色。邢完长大成婚后,夫妻俩勤于务农与持家,恰逢连年雨水大,岗地收成好,东乡受淹,就卖余粮,积攒了些钱。冬春用毛驴从鹤壁驮炭来卖,慢慢又攒了些钱。三个儿子也争气,兼做倒卖粮食,花生等生意,攒了钱买地盖房,邢完孙子邢钧具有经济头脑与开拓精神,把自家油坊,粉房等经营好外,又在彰德开药铺,店铺等,兼并了鹤壁几家红火货栈和钱庄,自印钞票,后来又把钱庄发展到广东广西,买地一二十万亩,从咸丰到同治已拥有两个九门相照及三十多套院子。邢钧儿子邢永泉除经营土地外还兼做中医,在方圆四十里范围内为人治病,常外出治病累积了不少的中药方,写过一些药书。邢永泉儿子邢国榛,河北保定法政学校毕业,民国初年在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做过营长、副团长、执法处长等职。到民国动荡年代,随着“九门相照”庭院的一场大火,邢国榛的早逝,邢家开始衰落。邢真是邢钧的曾孙,邢永泉的孙子,邢国榛五个儿子中排行第三的儿子。邢真青少年时期经历了常人无法想象的颠沛流离、刻骨铭心的岁月。1935年夏考入开封第一高级师范,自此走上革命道路。
邢真生平
邢真,1918年2月9日(农历12月28日)生于河南省安阳县,原名邢恩熙,汉族。1936年在河南省开封第一高级师范读书时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7年9月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华北军政干部学校,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时期,邢真历任八路军唐支队通讯科长、司令员秘书、秘书室主任。1940年起历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新一旅秘书处长、统战科长、宣传科长、营教导员、太行军区第六军分区情报副处长。在做统战工作期间,曾持朱德总司令信函同国民党十四军军长陈铁、四十七军军长李家钰谈判交涉,也曾面见阎锡山部下“反共将军”孙楚,痛斥“山西十二月事变”。特别是在1940年初连续发生的“土岭事件”和“中庄事件”后,奉命与扣押我人员枪支的国民党高级将领谈判,唇枪舌战、英勇机智,最终使人枪全部返还。在任营教导员期间,邢真率部参加了太行山反扫荡战役,亲自率领2个连毙伤日伪军150余人,史称“东岗伏击之捷”。1943年6月起任中共河南省汤阴县第一任县委书记兼县大队政委,并兼安、汤、林三县边工委副书记,淇汤、安汤独立营副政委。此间带领部队坚持开展游击战争,扩大抗日根据地。
解放战争时期,1945年9月起,历任太行军区58团、50团、五十二团(安阳独立团)副政委、政委。参加了解放汤阴、鹤壁、水冶、曲沟、淇县等诸多战役,并亲自参与指挥辉县、梨园、郭村、南田村、唐宋战斗及固现桥、火烧屯阻击战等著名战斗。1949年7月任四野十五兵团补训四师宣教科长,同年随大军南下渡江,参加解放南昌、广州、南宁、柳州等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10月,邢真作为第一批志愿军入朝。历任志愿军总司令部政工科长、通讯处、管理处副政委兼司令部机关党委副书记。1953年受命担任司政领导机关慰问团团长,带领文工团慰问上甘岭作战部队。1954年带领志愿军代表团“五一”归国观礼,受到毛主席等中央领导接见,在天安门城楼观礼台上,受到祖国人民热情欢迎。1957年秋轮换回国后曾任解放军第62文化补习学校副政委。获朝鲜自由独立勋章、朝鲜国旗勋章,中央军委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三级解放勋章。
1959年,因地方急需宣传干部,转业担任辽宁日报社副总编辑。分管政教部、思想理论部、文艺副刊部,主编第三版,负责政治军事文教等上层建筑方面的报道。在此期间,邢真凭着敏锐的新闻直觉,与报社同仁率先组织了雷锋先进事迹的宣传报道,以及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学习焦裕禄同志的活动报道,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宣传重任。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邢真遭到诬陷迫害。1969年下放到盘锦五七干校劳动。1970年,举家插队落户到盖县农村。1973年2月,就地安排任营口市委党校党委书记兼校长。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邢真担任辽宁省科协副主席,参与了恢复科协、组建学会的工作。1981年曾代表全省科技界对台发表谈话。期间兼任省广播电视大学副校长、省能源学会、人才研究会副理事长等职。1983年12月离休,享受副省级待遇。离休后,邢真仍关心科技事业,担任省离退休科技工作者协会副理事长、省老年学会副会长等职,为党的事业竭尽毕生精力。
2007年6月8日,邢真因病在沈阳逝世,享年89岁。
红色故事
战斗在安阳、汤阴的片断回忆
邢 真
从1940年至1943年初,我在一二九师新一旅担任统战科长、宣传科长及一团二营教导员期间,就经常活动在林县、安阳地区。而从1943年6月至1947年10月则是受命专职在安、汤两县工作,同安、汤两县人民共同斗争,共同生活了一千五百多个日日夜夜。
1943年5月,日寇又一次对我太行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国民党新五军军长孙殿英、四十军军长庞炳勋、六军军长兼伪豫北专员杜淑相继投降了日寇,豫北局势十分险恶。为了开辟豫北抗日根据地,党中央、华北局决定成立中共太行七地委和太行第七军分区,依靠林县北部向林县南部、汤阴、淇县、辉县等地开辟工作。一二九师政治部副主任兼太行军区副政委黄镇同志受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的委托,带领部队转战豫北一带负责新区的开辟工作。高扬同志任太行七地委书记兼七军分区政委,皮定钧同志任七军分区司令员,艾秀峰、邓肇祥同志为七专署正、副专员。
1943年春,我从新一旅调到太行六军分区任情报处长。得知开辟豫北新区消息,我便给刘伯承、邓小平两首长写了请求参加新区开辟工作的报告。因我祖籍安阳,出生汤阴,幼年在安阳家乡王二岗村及汤阴宜沟镇读书,后毕业于安阳简易师范,对安、汤地区较为熟悉。首长便批准了我的请求,由一二九师参谋长兼太行军区司令李达同志写信将我介绍给在豫北前线的黄镇同志。
1943年6月我被任命为中共汤阴县委书记兼县大队政委,并兼林、安、汤边工委副书记(边工委书记是五军分区三十四团团长蒋克诚),杨征远同志(原名杨羽)为汤阴县县长兼县大队大队长。7月初正式成立汤阴县第一个抗日民主政府,贴出了县长杨征远署名的布告。杨征远是汤阴县五陵镇人,县大队副队长廉瑞芳也是汤阴西部山区底河口人,李化一为县大队副政委。由我和杨征远、李化一三人组成县委会。1944年初杨征远调走后,由县府秘书张超海代理县长,后正式任命为县长。县政府设在毛莲洞,控制大、小合涧,大、小宽河,盘石头,潭峪,将军墓等20多个自然村,依靠林县、安阳开辟汤阴工作。当时活动区域为铁路以西,北至鹤壁,南至鹿楼,设两个区。一区区长兼区委书记是原县府财粮科长韩毅;二区区长兼区委书记是肖景(原名肖乾元),县农会负责人是吴寿彭同志。
新开辟区主要是进行山地游击战,建立政权,征集财粮,扩充武装力量,发展壮大县大队;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开展统战工作,争取会道门;在贫苦农民中扎根串连,建立群众工作基础;争取广大群众拥护共产党,拥护八路军,抗日救国,建立革命根据地。
1943年秋,伪匪庞炳勋,孙真会头子仝贵林围攻我县政府,情况十分危急。我们被迫撤离汤阴,转战于安阳、林县的西顶村,黄龙洞一带。后转回到汤阴县大、小宽河。仝贵林反共反八路军,欺骗群众,组织反动道门,自恃势力强大,在林县东姚至汤阴县鹤壁集一带同我们作对。1944年我分区主力部队狠狠打击了其嚣张气焰,消灭其一部分反动武装,争取了被骗的群众。
1944年初,组织决定调我回部队工作,因接替我做县委书记职务的赵滔同志途中被俘,因而未能离开。2月底赵滔从临淇敌据点逃出至宽河,我才离开汤阴回到军分区。
1944年4月,汤阴和淇县合并为淇汤县,赵滔为县委书记,原淇县县委书记刘萍为组织部长,张超海为淇汤县县长,程西海为副县长,我为县大队副政委、县委常委,县大队副大队长为和烈同志。后来张超海调走,程西海代理淇汤县县长,县委会和县政府设在淇县西掌村。和烈同志当过侦察参谋,作战机智勇敢,我县大队经常出山夜袭敌人,每次都带几个至十几个俘虏和几条枪回来。
1944年冬,汤阴同淇县分开,将安阳七区、九区、安林公路以南(含岭头、山仓、闾寨、马投涧)同汤阴县合并为安汤县。李衍绶为安汤县委书记兼县独立营政委,程西海为县长兼独立营营长,我为县独立营副政委、县委常委,周其友为独立营副营长。
1945年6月底7月初,五分区司令员韦杰率部队攻打水冶,七分区司令员张廷发率部队攻打曲沟,张廷发司令员命令我同周其友率安汤独立营围困善应伪军总队司令许金生部。待主力部队攻克曲沟后,再赶往善应消灭该敌,不准敌人逃跑。我率部将善应之敌团团包围后,即进行喊话、发传单,开展政治攻势。并利用申克(侯金熔)区长的关系劝降,向敌军发出通牒,令其缴械投降,否则发动总攻将其全歼。敌闻讯水冶、曲沟同时告急,知大势已去,遂派副官打出白旗出寨谈判投降条件。提出保留原部队不折散建制,保证许金生及部下官兵身家性命和钱财安全等等。我说:“我大军即将攻克曲沟、水冶,你们已处于穷途末日、孤立无援之境,你们只有投降才有生路,否则死路一条。你们投降是不应该讲条件的,但缴械投降也是立功赎罪,按我军政策缴枪不杀,优待俘虏,可以保证人身安全……”就这样,从午后一直谈到傍晚。期间,敌人企图利用谈判之机几次突围逃跑,均被我部阻击回去,直到晚上张廷发司令员赶到善应,终于迫使敌伪打起白旗,缴械投降,活捉了许金生。张司令员对我独立营给予了表扬。
1945年7月初,军区主力部队攻打鹤壁,我同周其友同志奉命率独立营挺进鹤壁以东,围困时丰、黑塔之敌,并派一个连警戒唐宋村王金荣伪军来犯。利用孙秀峥、孙有谋的关系,我只身进入黑塔寨内同范学莲谈判,争取了驻黑塔刘开国、范学莲,及驻赖家河邢之新、邢之魁两个中队起义反正。孙秀峥是打鹤壁之前带十余人从鹤壁跑出来的,他于战前提供了鹤壁敌人火力配置情报,并在攻打鹤壁战斗中喊话,使他那个驻娄家沟的伪军中队和另一部分伪军起义反正,为解放鹤壁建立了功绩。这次起义反正的伪军共200余人被改编为分区3个独立的游击连队,后因刘开国、邢之新所部纪律不好,群众反映甚多,军分区首长又命我将他们改编。9月,我安汤独立营扩编为安汤独立团,县长胡广恩兼任团长,县委书记李衍授兼任政委,周其友调离,段成秀为副团长,我为副政委并兼县委常委。县政府设在鹤壁集。
是年7至9月间,我率部队东进至马投涧、王二岗,并进击黎园、郭村、魏家营敌伪军,俘获大批战利品,将魏家营敌粮仓开仓放粮,并将粮食运至王二岗、杨大岷开会放粮,到会贫苦农民每人放粮二斗,群众欢声雷动,影响甚大。
1945年9月下旬,铁路东冀鲁豫军区主力部队5个团,在曾(思玉)司令员和况(玉纯)副司令员指挥下攻打汤阴城,我奉命率安汤独立团归况副司令员指挥,攻打汤阴县北门并防止敌人逃向安阳。经过几天的战斗,冀鲁豫军区主力部队挖地下工事直达东门楼下,用炸药把东城门炸开,攻入城内,将敌人全部歼灭,解放了汤阴县城。是役,我安汤独立团从北门攻入城内,也俘获了100多名敌人,缴获大批枪械和战马。当时汤阴人民中流行着一首歌谣:“九月二十九,黄河开了口。解放汤阴城,群众齐拍手!”
汤阴县城解放之后,我参加了10月份在汤阴县城内召开的县团级干部会议。冀鲁豫军区首长传达了党中央的指示,国民党蒋介石下山摘桃,妄图夺取抗战胜利果实,派遣大军沿平汉线北上向我进犯,形势急转恶化,我们要准备打大仗。“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要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会议之后,我军主动从汤阴撤出,铁路沿线遂为国民党军所占领。蒋匪军龟缩在淇县、汤阴、安阳等城内,我军则在广大农村地区开展活动,并向铁路沿线敌人出击。10月下旬,我独立团奉命驻防汤阴王佐村。按分区首长指示,我令二连连长刘占华率队至南、北田村向北进蒋匪军进行阻击袭扰,试探敌人火力配备。
1945年12月,我安汤独立团上升为军区主力团五十团,我任政委,段成秀任团长。他作战机智勇敢,汤阴敌人称他为“段磨锤”。我在新一旅一团一营任教导员时,段成秀是一营一连连长,因此,我俩是老关系,工作配合的十分协调。我团部驻防于鹤壁集,前哨部队驻南北唐宋、马家河,配合地方党政同志进行工作,颇得群众拥护,战斗力较强,在当地很有声望。
1946年夏,五、七两军分区合并为第五军分区和五地委,张廷发司令员因平汉战役负伤住院,由崔建功代理分区司令员。崔调独立旅后,由陶国清任分区司令员,黄以仁为分区副司令员,陶鲁笳为地委书记兼分区政委,谷景生为地委副书记。
6、7月间,军分区组织了辉县战役,团长段成秀因病留守鹤壁。我率五十团配合四十八、五十一团参加作战,于夜晚深入敌占区腹心地区,连续打掉了几个敌据点,名之曰:“腹地开花。”
1946年8月,我从五十团调至五十二团任政委,并兼安阳县委常委,驻防于安阳西部水冶及东西古庄,当时县委县政府设在蒋村。县委书记为何高民,副书记为陈砚田同志,安阳县县长为马力同志。
1946年秋,蒋匪军向我鹤壁、水冶大举进犯。我五十二团奉命在东、西固庄阻击,抗击敌三个步兵团、一个炮兵团进犯水冶。因团长张开银耳聋,情况又紧急,分区首长找我接受作战任务,司令员在向我下达命令时,要我团在东、西固庄坚守一天,不得随便后撤,否则就要我的脑袋。并说:“哪个连长不执行命令就枪毙哪个连长。”我知道这是一道坚守作战的死命令。回到团部,我立即同张开银团长研究、协商、传达、部署了战斗任务,进行了战斗动员和充分的作战准备,各连构筑了工事。待到第二天拂晓,战斗就打响了。战斗打得非常激烈、艰苦、英勇、顽强,炮火震耳欲聋。敌人连续发动了7次进攻,都被我团一次一次地击退,给了敌人以重大杀伤,我团也伤亡甚多,付出了很大代价。一直坚持到太阳将要落山,我团才作了转移,胜利完成了阻击任务。使我军区主力部队赢得时间于当晚赶至水冶附近,将进驻羊郡的敌人一个团全部歼灭。固庄阻击战打得坚决、顽强,当时曾受到军区司令秦基伟的表扬。
1946年冬,县委机关和五十二团撤离磊口,坚持了山区游击战,并多次派出部队深入敌占区活动,配合党政同志开展工作。
1947年春,由于陈谢大军渡过黄河,刘邓大军即将挺进大别山区,拖住了国民党主力兵团,豫北地区敌人兵力虚弱,形势对我十分有利,于是我军乘机解放水冶,并再次攻打鹤壁。我奉命率五十二团配合军区主力部队参加,我团指挥所设在张陆沟和小寺湾,任务是消灭鹤壁外围敌人据点。当时,驻曹家之敌伪团长原准备起义反正,因情况变化又不反正,因而分区首长决定放弃攻打鹤壁。几天后,才又由我太行独立旅解放鹤壁。不久,我又奉命率五十二团配合四十八团、四十九团、五十团、五十一团攻打淇县县城,我团架云梯从西门攻入,歼敌一部,缴获大批武器、战马,我团遂进驻淇县城内。几天后,撒出淇县县城,回师汤阴,活动于鹿楼、鹤壁、唐宋、王佐及安阳之马投涧、王二岗、北田村、毛仪涧、曲沟、水冶一带,掩护地方党政机关,开展土地改革斗争。
1947年10月,我被调离安阳、汤阴地区,到太行军区学习和工作。1949年5月安阳解放时我又参加了解放安阳县城的接收俘虏工作。在此期间,我在水冶见到了安阳、汤阴两县的一些老同志、老战友,久别重逢,倍感亲切。
1949年7月,我调四野十五兵团,随大军南下渡江作战,在叶剑英同志指挥下,参加了解放南昌、广州、南宁等战役。1950年冬,跨过鸭绿江参加抗美援朝作战,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工作了7年。1957年秋才回到国内工作。
1959年调到辽宁日报社任副总编辑,脱掉了军装,在新闻战线上又投入了新的战斗。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极“左”路线迫害、诬陷,倍受痛苦折磨。粉碎“四人帮”后,于1978年4月调辽宁省科协任副主席。
我祖籍安阳,出生汤阴,生活和就学于安阳、汤阴,又战斗于安阳、汤阴,我同安、汤两县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安、汤人民哺育了我,教育了我,又鼓舞了我。离开故乡,日日夜夜,我无时无刻都在想念、关怀着生我养我、哺育我成长的故乡,关怀着故乡人民生活和社会主义建设。
1954年我参加志愿军代表团五一节回国观礼后,禁不住对故乡的恋念之情,曾回到安阳市和汤阴参观,访问了我可爱的故乡。粉碎“四人帮”,拨乱反正,看到家乡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正确路线、方针指引下,同全国各地一样,建设得更加美好,人民生活日益富裕,我的内心无比喜悦。
在此,我衷心祝愿安、汤地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日新月异,迅猛前进,祝愿故乡的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一九八五年四月于安阳)
(《鹤壁党史资料》1985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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