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的秋天，我和三个结拜姐妹在洛阳棉纺厂的照相馆里照了这张合影。这还是一张黑白照片，我们站得板板正正。前头坐着两个，后头站着两个，穿的都是厂里常见的白衬衣、格子衫，脚上不是布鞋就是凉鞋。当然我们都不忘记把手上戴的表亮出来，我那时候没有表，只好站在最后面，让老二给我挡着。当然坐在前面的老大的表是借来的，她开始还不承认，后来被撞破了，她只好咯咯地笑，我们也笑，谁也没有真心的想取笑她。
多年后我看这张照片，感受最深的，就是我们当年的友情，真的比现在的闺蜜情要强一万倍。那时候的感情是真的，而现在的很多所谓的姐妹，真的就像是网上说的，是“塑料”姐妹。
那一年，我们4姐妹从不同的地方来。老三三妮是洛阳老城区的，大梅是汝阳陶其营的，二芬是西工区的，我是老四，是偃师的。不过两年后，我们偃师县改成了偃师市，对外说起来时就更光彩了。
我们都是招工进厂的，年纪都不大，最大的大梅也才二十出头。当时我们是棉纺厂挡车间，三班倒，白班、夜班轮着来，机器一响，耳朵嗡嗡的，一天下来腰都直不起来。棉絮钻进脖子里，回宿舍一抖衣裳，跟下雪一样。
我们四个是一个班的。
大梅手快，是组里顶用的人；
二芬嘴甜，谁见了都爱说两句；
三妮脾气直，谁要占便宜她当场翻脸；
我没啥本事，就喜欢跟着她们，觉得有人一起，日子再苦也不怕。
那时候穷归穷，但人过得是真开心，也没有穷富的攀比，只是觉得每个人都很热情，到哪里都很热闹。我们下了班，不是去食堂，就是凑在谁宿舍里聊天，或者在一起打扑克，打双升。
我们结拜，是在那年秋天。厂里几个男工学武侠小说拜把子，闹得挺热闹，我们心里也痒。没过几天夜班下班，大梅从家里偷偷带来一瓶她父亲藏着的双沟酒，说今天俺也去学一回。
四个人躲在车间后头的空地上，用搪瓷缸把酒倒进去。酒很冲，第一口下去嗓子都辣。大梅先开口，说得一本正经：“我大梅——”
二芬接着说：“我二芬——”
三妮说：“我三妮——”
最后轮到我。
我们四个一起跪下，说：“从今往后，结成异姓姐妹，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不求同年同月生，但求同年同月死。”
说完又笑成一团。那时候谁也没觉得这话重，只觉得这一辈子真不会散。
那时候我们还喜欢一块去看电视。厂里有个副厂长，家属已经随迁过来，住的是单独的职工宿舍，有电视。那时候黑白电视少，我们厂里很多人都会去他家看电视，《上海滩》、《霍元甲》《八仙过海》《海月孤星剑》，一屋子人挤着看，真的挺热闹的。
有一次人散得了，屋里只剩我一个人，那个副厂长，他已经快五十了，当时也不知道怎么，借着递茶的机会，在我胸前上摸了一下。我整个人都僵住了，没敢吭声，也没敢翻脸。那时候年轻，胆子小，怕丢工作，也怕别人说闲话。只好跑了，从此再也没有去过他家看电视。后来姐妹问我怎么不去了，我只说太远了，没敢说实话。
这之后不久，三妮就出事了。
她那时候在车间里谈了对象，是机修班的一个男的，人高，说话也会哄人。夜班换班的时候，总能看见他站在门口等她。我们几个还笑她，说她脾气那么冲，居然也有人敢追。三妮嘴上骂，说烦死了，可每次下班还是会慢慢走，等那人追上来。
那阵子她整个人都不一样了。以前干活最猛的人，开始会照镜子，会偷偷买头绳，连说话声音都轻了。
后来不知道为什么，两个人突然就散了。有人说那男的家里不同意，也有人说他早在外头谈着一个。三妮什么都没说，只是那段时间瘦得厉害，夜班的时候一个人站在机器边发呆，棉线断了都没反应过来。
有一回下班，她坐在厂区后门的台阶上，天还没亮，她突然说了一句：“人要是走了，是不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我们谁也没接话，因为该说的、该劝的已经说了很多很多，真的不知道该如何安慰她。
没过多久，她就辞了工，说去广州打工。那时候广州在我们眼里远得很，像是去了另一个世界。她走那天，我们谁也没送远，就站在厂门口看她上车。她还回头笑，说挣了钱回来请我们吃好的。
后来两年，一点消息都没有。
直到有一天，厂里的电话室喊我接电话。电话那头是三妮，她居然用普通话说话，声音小心翼翼的，说广州这边都这么说。我还笑她，说你咋变洋气了。她也笑，可笑得很轻，说这边人多，不敢说方言。
电话没说多久，她只问了几句我们还在不在厂里，大梅是不是结婚了，二芬是不是换单位了。她始终没说自己过得好不好。
挂电话前，她停了一下，说了一句：“保持联系啊。”
我也学着她说：“好的，我们一定要常联系啊。”
接电话时我没觉得有什么，可电话挂了以后，我就站在那，很久没动。虽然周围人来人往，但我却突然觉得心里空了一块。后来，再也没有她的消息。
和其她三个姐妹，我们现在还有联系。有时候姐妹们在一起喝碗牛肉汤，说说过去的事，偶尔谈谈三妮，感觉我们的情谊始终没有变，但不知怎么了，有种说不出的难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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